柳哲（北京学者）
熊希龄遗像
曹聚仁遗像
曹聚仁去世前夕在病榻上坚持悬腕写作
7月2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对于民国政府总理、著名慈善家熊希龄先生而言，是诞辰；对于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来说，是忌日。一生一死，人生之大事也！人之出世，当为“一大事”而来，方可不悔此生！
熊希龄先生的一生，可谓是传奇的一生，维新、济世、救亡。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他挺身而出，“裸捐”抗战，扶危救困，杀身成仁，可歌可泣！ 曹聚仁先生的一生，也不乏传奇色彩，著述、抗战、促和。中华民族艰险危难之时，他赴汤蹈火，持笔从戎，促和两岸，舍身取义，永垂不朽！
熊希龄，1870年7月23日，出生湖南凤凰，他天生聪慧，有“湖南神童”之称。15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后被钦点翰林。1913年，当选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20年创办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抗战时期，他舍家办慈善，率先裸捐，抗战报国，被誉为中国近代“慈善之父”。1937年12月25日，他为抗战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幸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骨灰归葬北京香山熊希龄墓园。毛泽东曾如此深情地评价湖南乡贤熊希龄先生：“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做过许多好事。”
曹聚仁，1900年6月26日，出生于浙江浦江（今属兰溪市梅江镇），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含恨病逝。20世纪中国文坛、报坛、学界叱咤风云的人物。22岁准确笔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演讲，整理成书《国学概论》出版；20多岁，以中等师范生的学历，成为复旦、暨南等校名教授；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鲁迅主动投稿支持，名闻上海滩；抗战爆发，脱下长衫，持笔从戎，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成为抗战名记者之一；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时曾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该报当时成为东南三大报之一；1950年他又只身赴港写作，之后频频北行，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秘密邀其“畅谈”；是他首次向海外传递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是他于1958年向海外报道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曹聚仁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俩同为知契的朋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一生与书为伍，笔耕不辍，著述百余种，达4000万言，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不朽丰碑！
7月23日，因为有了熊希龄、曹聚仁先生，更具特殊意义！我们深切缅怀熊希龄先生诞辰147周年、曹聚仁先生逝世45周年！如今天下仍不太平，国家危机四伏，社会腐败不堪，道德滑坡严重，两岸尚未统一，四周险象丛生，令人忧心忡忡！四海兄弟，天下一家，同志仍需努力；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中华志在必得！先贤熊希龄、曹聚仁先生，“铁肩担道义，辣笔著文章”，他们用毕生的心血，凝聚成不朽的丰碑，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可谓是：一生一死一念间，一喜一悲百世传。何日再现公平魂，同志仍需自扬鞭！熊希龄先生1920年创办香山慈幼院后，曾建公平坊一座，自撰对联一副：“大道公、天下公, 公而无我；等级平、权利平，平则不争。”可见其人生境界与理想抱负。曹聚仁先生也曾赋诗一首：“书生有笔曰如刀，海水悠悠难化酒。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曹聚仁先生抗战时期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书生报国之志，充满字里行间。
如今社会，有失公平，当今天下，仍未太平，曹聚仁先生以毕生心血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至今两岸关系，仍阴晴难定，成为所有炎黄子孙永远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先贤虽然离去，但其精神不朽！国父孙中山先生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对于今天，仍有时效。在此，作为熊希龄、曹聚仁两位先生的追随者，写此小文，以示缅怀！
（作者系学者，世界姓氏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华姓氏大讲堂创办人）
缅怀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
曹聚仁遗恨澳门
柳哲
1972年7月23日，“两岸密使”曹聚仁先生赍志以殁，在澳门镜湖医院撒手人寰，转眼已过去45周年。曹聚仁未见两岸和平统一，他带着深深的遗憾，含恨离世。令人欣慰的是，曹聚仁著作在内地接二连三出版，纪念设施相继建立，纪念活动频频举行，足可告慰曹聚仁先生的在天之灵！
1999年7月5日，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接受我采访时，首次披露了周恩来总理对曹聚仁先生的评语“爱国人士”。这一迟到的盖棺论定，揭开了曹聚仁“两岸密使”的神秘面纱，对他终于有了一个客观而公正地正确评价！
为了研究曹聚仁在香港去世前后的情形，我又一次来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曹聚仁逝世时的港澳旧报。泛黄的报纸上，记载了曹聚仁病逝前后的相关情形。我手自笔录，抄出相关报道，让我们深切缅怀毕生爱国的曹聚仁先生。
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后的第二天，7月24日《澳门日报》以《知名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在澳逝世》为题，及时做了报道：
“ 知名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年来长期患病，昨日上午十时十五分病逝澳门镜湖医院，享年七十二岁。曹聚仁早年在上海复旦、暨南等校教授文史，抗日战争后从事新闻工作。近年在港致力写作。
因年老多病，数月前在香港友好照料下，由港转来澳门镜湖医院就医，因病情沉重，虽经多方治疗，终告不治。其家属月前，已由沪来澳，照料一切。”
1972年7月27日，《澳门日报》再一次以《曹聚仁昨午举殡，百余人参加公祭》为题，以《费彝民致悼词，并向遗瞩慰问》为副题，进行了报道。报道全文摘录如下：
“知名老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先生，于本月二十三日，在澳门镜湖医院逝世，昨日中午十二时，在镜湖殡仪馆举行公祭出殡。
曹聚仁先生生前友好、港澳新闻、文教、出版、工商等界人士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了公祭。并向曹聚仁先生家属慰问。
公祭时，首先由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正副主任费彝民、张思健、王家祯等致送花圈，继由费彝民致悼词。
费彝民在悼词中说：‘曹聚仁先生，浙江省金华县（今兰溪，原属浦江）。早岁离乡赴沪，从事文化工作，曾在暨南大学等校教书，并创办刊物，著作颇多。在解放以后，曹先生曾从事爱国工作，有所贡献。晚年留居香港，继续著述工作。’
费彝民在悼词中说：‘曹先生近年多病，当以为是风湿症。在港经过多方治疗，最近转来澳门就医，始发现患癌疾，经镜湖医院医务人员悉心救治，以年老体衰，终告无效，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二岁。同人等及曹先生的海内外友好，闻讯同感悼惜。’
在曹先生患病期间，其夫人邓珂云已由上海抵澳照料一切，曹先生逝世后，他的儿女曹雷、曹景行，也从上海赶抵澳门奔丧。 在公祭后，曹聚仁先生的女儿代表家属致了谢词。 ”
《文汇报》1972年7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刊登了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启事，内容如下： “知名老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先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经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十五分，病逝澳门镜湖医院，终年七十二岁。曹先生在全国解放后，从事爱国工作，一旦逝世，同人等深致悼惜。兹定于七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时正，在澳门镜湖殡仪馆举行公祭出殡。谨告曹先生之海内外亲友。只领花圈。”
《文汇报》1972年7月26日，发表了《曹聚仁今日出殡，在澳门举行公祭》的消息：
“在澳门镜湖医院殡仪馆礼堂举行公祭，随即出殡火葬。 曹聚仁家属已先后到达澳门。夫人邓珂云月前已自沪到澳照料。曹逝世后，其女曹雷、其子曹景行，也于前日奔丧到澳。
治丧委员会由费彝民（主任）、张思健、王家祯（副主任）、周宏明、李子诵、陈霞子、郭增恺、陈君葆、叶灵凤、车载青、李侠文、陈凡、张学孔、罗孚、严庆澍等组成。
曹聚仁一生，教书著书，并从事新闻工作。解放后，曾致力于爱国事业。一旦逝世，友好深为悼惜。”
在“文革”时期，曹聚仁逝世后，港澳同仁出面举行公祭，凝聚了中共高层的关注，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亲拟墓碑碑文，对他盖棺论定，评价他为“爱国人士”。香港爱国人士费彝民先生等人出面，成立治丧委员会，公祭曹聚仁，高度评价曹聚仁曾“致力于爱国事业”、“曹先生在全国解放后，从事爱国工作”，这充分肯定了曹聚仁的爱国义举，令人欣慰不已！
曹聚仁与费彝民的深情厚谊
——曹聚仁致费彝民的珍贵遗札
柳哲
笔者收藏了一封曹聚仁于1972年1月12日写给时任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的遗札，史料价值极高。有“国共密使”之称的曹聚仁，生前到底为两岸“和谈”做过一些什么事情，两岸国共当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守口如瓶，对此只字不提！
数十年来，肯定者有之，怀疑者有之，造谣中伤者有之，曹聚仁成了一位扑朔迷离的“谜样的人物”！曹聚仁从1972年7年23日，在澳门病逝后，他几乎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最早为此感到愤愤不平的是他的亲属，他们是曹聚仁胞弟曹艺先生曹聚仁夫人邓珂云女士等人。曹艺先生在其家乡《浦江文艺》杂志上发表的《无限绮思忆不真——哥哥曹聚仁八十周岁纪念》（1980年6月23日）的回忆文章，据说是曹聚仁在澳门去世8年后最早见诸报端的回忆文字！
之后，在曹艺、邓珂云等人的努力下，曹聚仁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节选本），于198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聚仁及其作品，才逐渐被大陆的学界所认可。但他为两岸“和谈”奔走的相关事宜，也一度讳莫如深，不能在报刊公开宣传报道！
曹艺先生先后支持过的李勇、李伟、柳白、卢敦基、丁言昭等人士，也先后出版了《曹聚仁研究》、《曹聚仁传》、《梅江叹往录》、《曹聚仁在上海》等书，纷纷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进一步证实了曹聚仁曾为两岸和谈奔波，是不争的事实！
2009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曹艺先生的遗作集《曹艺文选》，其中一篇《揭开“曹聚仁致费彝民”一封信的谜底》的文章，对于《曹聚仁研究》、《曹聚仁文选》等选入的《曹聚仁致费彝民的一封信》中，竟然出现了近20处的错讹，曹艺先生都一一予以了纠正！
现将曹艺先生校正过的曹聚仁致费彝民的这封信，抄录如下：
彝民我兄：
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
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即张群——作者注)，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
昨晨，弟听得陈仲宏先生（即陈毅——作者注）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
叨在知己，略尽所怀。即颂
年祺!
弟曹聚仁顿首
一月十二日（一九七二）
看完曹聚仁写给费彝民的这封信，我们就很能体会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的个中况味。曹聚仁在信中，隐隐透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
信中说及“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这“第一回”当是曹聚仁于1956年7月的首次访问北京，并可知当时国共双方已经达成了“预定方案”： “是让经国和陈先生（陈毅——作者注）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
其中“弟要想成为张岳军（即张群——作者注），已经不可能了。”，这里，如不作解释，一般人不易明白！研究历史的人，都应知道张群是蒋介石的亲信和心腹。张群，字岳军，曾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府资政”。
其中“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这一句，“老人”自然是蒋介石，“肯和我畅谈”，足见蒋介石对曹聚仁是信任的，曾与他“畅谈”过！
至于如何 “畅谈”，是面对面呢，还是通过第三者传话，或者另有其他渠道，如电话、电报或写信等方式，笔者也是不得而知！
不过曹聚仁写给蒋介石父子的秘密报告的手稿，笔者是亲自见过的，它是曹聚仁用复写纸复制的底稿，生前交给他弟弟曹艺先生保存的！笔者有幸承蒙曹艺先生厚爱和信任，他将该信手迹复制了一份，送给了笔者研究之用。
“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这一句也可让我们明白，蒋介石不愿做“李后主”（李煜），是说明他不愿意在生前和大陆和平统一，而做“亡国之君”的！
曹聚仁在信中透露了“经国身体也不好”，自己“又这么病废”。不过还是念念不忘这一“不小不大的事”——两岸真正的实现和平统一！
这是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也让我们窥见了曹聚仁真情流露出来的爱国情怀！
1999年7月5日，笔者在北京拜访了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他题词称赞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并首次披露了周恩来总理对曹聚仁先生的评语“爱国人士”！
曹聚仁在病逝前半年，写给费彝民的这一封遗札，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是“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的心迹流露，也是他为“祖国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最好的明证！
（作者系学者，现任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华姓氏大讲堂创办人）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北正黄旗17号柳哲，邮编：100093
此君一出天下暖
——纪念著名慈善家熊希龄先生诞辰147周年
柳哲
民国政府总理、著名慈善家熊希龄先生，从小有“湖南神童”之称，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文采出众。相传在湖南沅水校经堂念书时，有一年，花朝之日，他与新科举人、秀才们，欢聚一堂，把酒言欢。观花赏月之余，开始吟诗作画。有画牡丹的，也有画荷花的，更多的是画梅兰竹菊。唯独熊希龄，独辟蹊径，与众不同，他以棉花入画。一株棉花，跃然纸上，枝叶俊秀，蓓蕾初绽，傲然挺立，气势不凡。在场的人，开始愕然，对之嗤之以鼻，暗想此等画作，岂能登大雅之堂？熊希龄不以为意，画毕，从容在画的留白处，落笔写下了早已成竹在胸的七个字——此君一出天下暖，一时惊动四座，可谓技压群芳，全场士人，无不啧啧称赞。“此君一出天下暖”，正是熊希龄先生借物言志，自抒胸意！足见青年熊希龄，其抱负不同凡响。
熊希龄，字秉三，1870年7月23日出生于湖南凤凰。15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青年时期的熊希龄，力主维新立宪，差点成了“戊戌七君子”。1913年，熊希龄当选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20年，创办了香山慈幼院。他曾担任过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9·18”事件爆发时，他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布抗战宣言，设立医院、公墓，甚至与妻子、红十字会会员一起，赴汤蹈火，赶往前线，牺牲生命，在所不惜。
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因操劳过度，病逝于香港，享年68岁。国民政府对他“明令褒扬”并举行“公葬仪式”。但由于战乱，熊希龄的骨灰，不得已暂厝香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终于“叶落归根”，归葬香山熊希龄墓园，回到了他后半生苦心孤诣经营的香山慈幼院。
熊希龄专注一念，倾尽全部家产与所有积蓄，为慈幼教育“裸捐”，可谓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裸捐”第一人。他的目标，就是要把香山慈幼院，打造成为一艘“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慈善教育航母”。
毛泽东曾如此深情地评价湖南乡贤熊希龄先生：“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做过许多好事。”熊希龄先生的名言：“此君一出天下暖”，是他救国为民政治抱负的表白，也是他献身慈善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世界姓氏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华姓氏大讲堂创办人）
熊希龄“裸捐”抗战（熊希龄“裸捐”第一人）
柳哲
民国政府总理、著名慈善家、抗战与慈善“裸捐”第一人熊希龄先生诞辰147周年之际，不禁缅怀不已。他的一生，可谓是传奇的一生，维新、济世、救亡。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支持抗战，其爱国精神，可歌可泣！
熊希龄，1870年7月23日，出生湖南凤凰，他天生聪慧，有“湖南神童”之称。15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后被钦点翰林。1913年，当选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20年创办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抗战时期，他舍家办慈善，率先裸捐，抗战报国，被誉为中国近代“慈善之父”。1937年12月25日，他为抗战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幸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骨灰归葬北京香山熊希龄墓园。
熊希龄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事迹，一度被传为佳话，重温那段历史，令人肃然起敬！
1931年12月20日，熊希龄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致电全国人民，发表主张抗战之宣言。他致电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等将领，请他们统兵抗日，共赴国难，“愿诸公立赋同仇，联集战线，正当自卫，拼死抗争，以护我疆土，以保我民族人格。”他与赵恒惕等人组织成立驻沪湖南国难救济会，号召湖南人民，“景曾（国藩）、左（宗棠）之遗规，踵黄（兴）、蔡（锷）之殊烈，执戈御侮。”
1932年10月15日，熊希龄决定捐献全部家产，用于抗战救亡与慈善事业。为了发挥这笔捐献的最大效用，这个项目以熊希龄夫妇（其夫人朱其慧）二人的名字命名，成立了“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组成了董事会，并订立了管理章程。这笔捐赠计大洋275200余元，白银6.2万两，这是熊希龄从清末到民初任职25年来的全部积蓄。
1932年2月12日，他以香山慈幼院院长的名义发布通告，开展全院性的抗日救亡总动员，随后对家人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分别作了安排：他作为香山慈幼院院长，组织校务维持委员会管理校务，统筹负责前方死难将士遗属的抚恤教养；女儿熊芷则组织女红十字救护队，前往战区救护伤兵。其女婿朱霖是飞机制造专家，当即奔赴前线，参加航空队的飞机维修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华北战起，熊希龄夫妇刚抵上海，8月13日，日军又进犯上海，淞沪抗战烽烟又起。当时，熊希龄的住处，“无日不闻枪炮飞机之声，无日不见房屋被火之光”，亲友纷纷劝他离沪远避，熊希龄却悲壮地说：“国难当前，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其良心之所安，故决计留沪，与红十字会同仁从事救护工作！”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熊希龄避居上海租界，精神痛苦异常，决心离沪返湘，继续为抗日募捐。只因当时长江航运中断，陆路战事阻塞，他无奈地挤上一艘法国邮轮去香港，拟绕道广州返湘。不料18日抵港后，由于忧心忡忡，劳累过度，25日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
致敬慈善家，缅怀熊希龄，让大爱精神激励每一位华夏儿女，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心怀天下，顽强拼搏！国富民强，生生不息，乃人民之幸，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作者系学者，世界姓氏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华姓氏大讲堂创办人）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北正黄旗17号柳哲，邮编：100093
熊希龄夫妇自制贺年卡
柳哲
笔者有幸收藏了一张为抗战与慈善事业“裸捐”第一人熊希龄与妻子毛彦文精心制作的贺年卡。经历了70余年风风雨雨的贺年卡，如今已经泛黄，但保存完好，甚为难得。其包浆自然，贺卡设计简洁，跳跃的红色贺岁语与黑白的照片，在银粉边框的调和下，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熊希龄，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曾被誉为“慈善之父”、“霖雨苍生”。熊希龄不仅有扶孤助困之心，更怀安邦定国之志，进则心怀天下，退则爱民如亲，堪称道德典范，令人万世敬仰！
1870年7月23日，出生湖南凤凰，他天生聪慧，有“湖南神童”之称。15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后被钦点翰林。1913年，当选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20年创办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1937年12月25日，他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骨灰归葬北京香山熊希龄墓园。
1932年10月15日，熊希龄决定捐献全部家产，用于抗战救亡与慈善事业。为了发挥这笔捐献的最大效用，这个项目以熊希龄夫妇（其夫人朱其慧）二人的名字命名，成立了“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组成了董事会，并订立了管理章程。这笔捐赠计大洋275200余元，白银6.2万两，这是熊希龄从清末到民初任职25年来的全部积蓄。
1932年2月12日，他以香山慈幼院院长的名义发布通告，开展全院性的抗日救亡总动员，随后对家人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分别作了安排：他作为香山慈幼院院长，组织校务维持委员会管理校务，统筹负责前方死难将士遗属的抚恤教养；女儿熊芷则组织女红十字救护队，前往战区救护伤兵。其女婿朱霖是飞机制造专家，当即奔赴前线，参加航空队的飞机维修工作。
在他的一生中，有三位女性，深深影响了熊希龄。一是他的母亲吴氏夫人，继而是他的前妻朱其慧，最后一位就是他的续弦毛彦文。特别是他与毛彦文的结合，更具戏剧性。熊希龄晚年丧妻，能获得比他年小28岁的大才女毛彦文博士的亲睐，完全是熊希龄的人格魅力与博爱之心，让毛彦文为之怦然心动，最后决定以身相许，结为秦晋之好，一时传为佳话。
这张照片，可见是精心拍摄，光照充足，构图四平八稳，熊希龄居中，孩子们无拘束的或坐在跷跷板上，或坐在玩具小车上，围绕左右，熊希龄的新婚妻子毛彦文，则站在熊的身后，双手放在熊的肩膀上，可见夫妻恩爱，志同道合，齐心协力从事慈幼教育事业，毛彦文熊希龄从事慈幼事业的精神支柱与得力助手。一幅天伦之乐图，跃然纸上，令人艳羡不已。毛彦文，作为民国的大才女，中国第一个留学女博士，此时此刻，温柔贤淑，尽显贤妻良母的良好品德。从照片上，我们也不难看出，熊希龄神情怡然，志满意得，仿佛仍沉浸在新婚后的幸福之中。
贺年卡上的照片拍摄的时间，当在1935年熊希龄与毛彦文结婚至1937年熊希龄去世之间，最有可能是拍摄于1935年秋。1935年，他们夫妇新婚后，回到北平香山慈幼院，与慈幼院的遗孤们，留下了这一珍贵的瞬间。
熊希龄创办的北平香山慈幼院，是当时国内唯一最完善，也是最早设立的慈幼教育机构，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他的妻子毛彦文如此评价丈夫熊希龄：“秉（熊希龄字秉三）系一极聪敏的人，幼时有神童之称，中年时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民国初建，早期在政府内建树甚多。乃生不逢辰，北洋军阀翻云覆雨，政治混乱，使他满腹经纶，无从发展，因之对宦途灰心，急流勇退，从事教育。”
细看贺年卡上的照片，只见熊希龄的怀中，还抱着一位年幼的孤儿，可谓“老安少怀”，真是别出心裁。贺年卡如此写道：“老安少怀，恭贺新禧，熊希龄、毛彦文鞠躬”，可惜未署时日。
“老安少怀”，语出《论语·公冶长》，其意思是说“使老者安逸，使少者归附，形容使人民生活安定”。这正体现了香山慈幼院的办院宗旨，也是熊希龄、毛彦文夫妇的崇高愿望与美好祝福！
睹物思人，小小的贺年卡，让我们的思绪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熊希龄匡国济世，保家卫国，在内忧外患之时，以特殊的方式，彰显了他的大爱情怀与美好向往！
曹聚仁的不朽人生
柳哲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曹聚仁先生逝世45周年之际，一位人格伟岸，学问渊博，著作等身，毕生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不禁跃于我的脑际。曹聚仁批评刘大杰时，曾写过一篇《标点三不朽》的杂文，借此话题来说说曹聚仁的“三不朽”，以示缅怀！
曹聚仁，一生扑朔迷离，富于传奇，是一位杰出的文化大师与爱国人士。1900年6月26日，他出生在浙江省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梅江镇），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含恨病逝。曹聚仁的“三不朽”：书生报国抗外侮、心系两岸吁统一、思想独立自由魂。这“三不朽”，成就了他不朽而辉煌的人生。
书生报国抗外侮
曹聚仁有诗云：“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
曹聚仁1915年至1921年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爱国火焰很快烧遍全国。20岁不到的曹聚仁当时就在杭州领导“一师”同学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
1925年他在上海标点出版了日本幸德秋水著的揭露帝国主义罪恶本质的政论著作《帝国主义》。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创办《涛声》周刊，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到了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抗战第一线。他于1935年上海各界组织抗日救国会时被推选为11名常务委员之一，在会上他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曹聚仁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88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等报刊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亲身经历的一切写入了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留下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聘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9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
曹聚仁用他的笔直接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正义战争，直到这场战争最后以中国人宣告胜利、日本侵略者失败而结束。曹聚仁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于1947年编著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留下了大量的日本侵华的罪证和中国人抗日英雄事迹，差不多是第一部内容完备、见解独到的中国抗战史著。
心系两岸吁统一
1950年7月，曹聚仁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境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就是羁留港澳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
曹聚仁是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一般人都认为曹聚仁先后六次（据有关人士透露，实不止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先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将军等与曹聚仁会谈。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他在颐和园夜宴。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9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
曹聚仁在上世纪50年代末曾向中央政府建议在金门重开国共和谈。披露这一秘闻的是已故国家安全部离休干部、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名誉主任徐淡庐先生。徐淡庐历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驻瑞士大使馆首席参赞等职，曹聚仁从1956年到1959年多次访问大陆都是由他亲自陪同。他认为，应该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相关纪念活动,不能埋没他为祖国统一大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说：“我是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时的历史见证人，我有日记和照片可以参考。”
曹聚仁晚年在写给胞弟曹艺、原配夫人王春翠的家书中披露了许多他为两岸和谈奔波的事实：“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兹事体大，北京和那边（指台湾），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原无，笔者补）国家了。”“我何日动身，要等总理的指示！这两日，重要的客人都走了。我是等得这么久了。前天，碰到罗主任（指罗青长，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是这么说的。”“我目前责任重大，只要翠（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到了海外，安安过日子，不要关心我的工作，不要多担忧就好了。”（致曹艺）“我目前是替政府做事，种种都是不可以随便的。否则，我还不回国吗？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致王春翠）
正如曹聚仁在家书中所表白心迹，他是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他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坚守阵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曹聚仁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料理他的后事，亲拟墓碑碑文，以“爱国人士”为他盖棺论定，这是知者之言。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称赞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思想独立自由魂
曹聚仁喜欢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也许这句话对曹聚仁是比较好的写照。
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最不喜欢仰人鼻息，人云亦云。他是独立思想者，在其学术著作中，最能体现这一点。1926年出版《国故学大纲》，他整理国故，不是一味地盲目照搬，而是在批判中吸收古代的思想精髓。直到他在生命最后写成的《国学十二讲》（内地整理出版时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仍处处闪耀着他治史之真知灼见。
以史人自命的曹聚仁，一直想写一部没有“政治偏见”、超党派之争的“可信”的《现代中国通鉴》，拟分袁世凯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抗战、国民党末运五编来写，结果只完成甲编出版，便赍志以殁。他在治史道路上始终寻求自己的见解，而不是拾人牙慧。
曹聚仁是位传记作家，力求“说实话”，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位传主，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他写的传记有《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字数在500万左右。这些传记都反映了曹聚仁“说实话”的风格。譬如他写的第一本蒋经国传记《蒋经国论》，就恰如其分地写出蒋经国的功过。曹聚仁既以较多的篇幅反映蒋经国在赣南实施新政时的种种业绩，也不避讳蒋经国性格的阴暗面。他写道：“一个人总有他的黑暗面的，经国那些缺点，比之那些有缺点而无优点的人们，又高出多了。”
1956年，曹聚仁出版了《鲁迅评传》。早在上世纪30年代，鲁迅看到曹聚仁收集了不少他的资料，就问他：“你是不是准备替我写传记？”曹聚仁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在书中，曹聚仁直率地写道：“要把鲁迅形容得怎样伟大，也许表面上褒，骨子里反而对他嘲笑呢！”“我却不能不老实写出来，就因为我要保留史人的公正立场，不想阿附屈从某一种的说法的。”
周作人非常赞许这部传记，写信给曹聚仁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与政治观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
曹聚仁的传记作品，以平常心去叙述传记对象，包括他自己，力求客观真实，不盲目崇拜，不随意捧高或贬低。
一个学者，要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不容易。一个世纪以来，特立独行的自由学者又有几人？在这方面，曹聚仁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
曹聚仁遗恨澳门
柳哲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杰出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1900-1972），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并未梦想成真，带着深深的遗憾，在澳门镜湖医院撒手人寰，转眼已经45周年。令人欣慰的是，曹聚仁著作在内地接二连三出版，纪念设施也相继建立，纪念活动频频举行，两岸往来密切，高层互访频繁，和平曙光再现！
虽然自从台湾民进党蔡英文主席上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阴晴难定，甚至出现倒退现象，但两岸和平统一仍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国家，都无法动摇与改变中华民族两岸人民共同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的坚定决心！
1999年7月5日，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接受我采访时，首次披露了周恩来总理对曹聚仁先生的评语“爱国人士”。这一迟到的盖棺论定，揭开了曹聚仁“两岸密使”的神秘面纱，对他终于有了一个客观而公正地正确评价！
为了研究曹聚仁在香港去世前后的情形，我又一次来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曹聚仁逝世时的港澳旧报。泛黄的报纸上，记载了曹聚仁病逝前后的相关情形。我手自笔录，抄出相关报道，让我们深切缅怀毕生爱国的曹聚仁先生。
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后的第二天，7月24日《澳门日报》以《知名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在澳逝世》为题，及时做了报道：
“ 知名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年来长期患病，昨日上午十时十五分病逝澳门镜湖医院，享年七十二岁。曹聚仁早年在上海复旦、暨南等校教授文史，抗日战争后从事新闻工作。近年在港致力写作。
因年老多病，数月前在香港友好照料下，由港转来澳门镜湖医院就医，因病情沉重，虽经多方治疗，终告不治。其家属月前，已由沪来澳，照料一切。”
1972年7月27日，《澳门日报》再一次以《曹聚仁昨午举殡，百余人参加公祭》为题，以《费彝民致悼词，并向遗瞩慰问》为副题，进行了报道。报道全文摘录如下：
“知名老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先生，于本月二十三日，在澳门镜湖医院逝世，昨日中午十二时，在镜湖殡仪馆举行公祭出殡。
曹聚仁先生生前友好、港澳新闻、文教、出版、工商等界人士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了公祭。并向曹聚仁先生家属慰问。
公祭时，首先由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正副主任费彝民、张思健、王家祯等致送花圈，继由费彝民致悼词。
费彝民在悼词中说：‘曹聚仁先生，浙江省金华县（今兰溪，原属浦江）。早岁离乡赴沪，从事文化工作，曾在暨南大学等校教书，并创办刊物，著作颇多。在解放以后，曹先生曾从事爱国工作，有所贡献。晚年留居香港，继续著述工作。’
费彝民在悼词中说：‘曹先生近年多病，当以为是风湿症。在港经过多方治疗，最近转来澳门就医，始发现患癌疾，经镜湖医院医务人员悉心救治，以年老体衰，终告无效，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二岁。同人等及曹先生的海内外友好，闻讯同感悼惜。’
在曹先生患病期间，其夫人邓珂云已由上海抵澳照料一切，曹先生逝世后，他的儿女曹雷、曹景行，也从上海赶抵澳门奔丧。 在公祭后，曹聚仁先生的女儿代表家属致了谢词。 ”
《文汇报》1972年7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刊登了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启事，内容如下： “知名老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先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经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十五分，病逝澳门镜湖医院，终年七十二岁。曹先生在全国解放后，从事爱国工作，一旦逝世，同人等深致悼惜。兹定于七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时正，在澳门镜湖殡仪馆举行公祭出殡。谨告曹先生之海内外亲友。只领花圈。”
《文汇报》1972年7月26日，发表了《曹聚仁今日出殡，在澳门举行公祭》的消息：
“在澳门镜湖医院殡仪馆礼堂举行公祭，随即出殡火葬。 曹聚仁家属已先后到达澳门。夫人邓珂云月前已自沪到澳照料。曹逝世后，其女曹雷、其子曹景行，也于前日奔丧到澳。
治丧委员会由费彝民（主任）、张思健、王家祯（副主任）、周宏明、李子诵、陈霞子、郭增恺、陈君葆、叶灵凤、车载青、李侠文、陈凡、张学孔、罗孚、严庆澍等组成。
曹聚仁一生，教书著书，并从事新闻工作。解放后，曾致力于爱国事业。一旦逝世，友好深为悼惜。”
在“文革”时期，曹聚仁逝世后，港澳同仁出面举行公祭，凝聚了中共高层的关注，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亲拟墓碑碑文，对他盖棺论定，评价他为“爱国人士”。在报道中，也可以窥见一斑。香港爱国人士费彝民等人出面，成立治丧委员会，公祭曹聚仁，高度评价曹聚仁曾“致力于爱国事业”、“曹先生在全国解放后，从事爱国工作”，这充分肯定了曹聚仁的爱国义举，令人欣慰不已！
曹聚仁的风雨人生
柳哲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杰出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1900-1972），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海外首次报道“第三次国共合作”，影响深远，并投身其中，贡献卓著。他病逝后，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爱国人士”。
谜样人物曹聚仁，一生扑朔迷离，颇富传奇色彩！但也备受争议，由于特殊原因，迟迟无法盖棺论定！曹聚仁逝世后，周恩来总理评价他为“爱国人士”！但这一盖棺论定，却延迟了近三十年，由于我的一次独家采访，才被公之于众！
1999年7月5日，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先生，在其北京家中，热情接待了我！我就曹聚仁研究相关事宜，对他进行了独家采访！之后，整理成文，以《周恩来为曹聚仁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为题，发表在1999年7月28日的《中华读书报》上。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后，毛主席与周总理都极其关注！周总理委托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在港澳成立了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公祭曹聚仁！
周恩来总理，当时曾盖棺论定地评价曹聚仁为“爱国人士”，为其墓碑定稿：“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安排曹聚仁亲属，赴港悼念与料理后事！其骨灰得以带回大陆安葬，让他叶落归根！
罗青长应我之邀，亲笔题词，称赞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曹聚仁先生的评语：‘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
曹聚仁有时声誉雀噪，有时沉沦坎坷！先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为抗战，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统一。他的爱国精神，备受国共两党政要所推崇！
曹聚仁的弟子、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方汉奇先生，曾如此评价业师：“曹聚仁在近代文坛和报坛上，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复杂，很不寻常，当过教授，当过记者，当过作家，当过各类报刊的自由撰稿人。和近代文坛上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包括周氏兄弟，都有过密切来往。”
初出茅庐 崭露头角
曹聚仁字挺岫，号听涛，常用笔名有陈思、阿挺、丁舟、赵天一、土老儿、沁园等。1900年6月26日，出生于浙江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梅江镇）。
曹聚仁的父亲曹梦岐，是耕读出身的清末最后一科秀才。曹聚仁天生聪慧，幼承父训，先读私塾，后转到育才学堂就读。3岁始读《大学》，字字会写，句句会讲；4岁进私塾，读《中庸》，倒背如流；5岁读完《论语》、《孟子》；6岁动笔，能写四五百字的短文；7岁那年，能背诵《诗经》。亲朋好友，无不称其为“神童”！
1915年，他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这里有单不庵、朱自清、俞平伯、陈望道、刘延陵、夏丏尊、刘大白等一大批名师。在“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时，杭州“一师”，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著名的“一师风潮”，便是由他和宣中华、冯雪峰等领导的。后来他又主编《钱江评论》，与北京的《新潮》、上海的《觉悟》桴鼓相应，显示了他在文字、编辑、采访方面的特长。
1921年，他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到了上海。他一边读书，一边写稿，成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要撰稿人，先后写了100多万字。依靠《民国日报》这个圈子，他结识了许多师友，如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庵、陈独秀、张闻天、瞿秋白、戴季陶等。特别是吴稚晖，对他以后写文章，影响很大。
1922年4月，国学大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请，到上海作国学演讲，曹聚仁以《民国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听讲并作笔录，由于他的国学功底深厚，记录得很准确，深得邵力子称许，在《觉悟》副刊上连载，后结集《国学概论》一书出版。至今已先后印行了40版次，还有日译本，成为当时大专院校流行的文史课本。曹聚仁因此成为章太炎最年轻的弟子。
1923年，他开始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暨南等大学任教，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先后在复旦大学、大夏、路矿学院、中国公学、持志大学等校任国文或史学教授。
敢于直言 针砭时弊
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在上海创办《涛声周刊》，敢于直言而闻名于世。曹聚仁自比“乌鸦”，提倡“乌鸦主义”。既要报喜，也要报忧！他“赤膊上阵，拼死拼活”的办报精神，得到了鲁迅的赞赏与投稿支持！
1927年12月21日，曹聚仁与鲁迅首次见面。鲁迅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曹聚仁当时为暨南大学教授，前往听讲并作了笔录，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在《新闻报•学海》上发表，后收入《鲁迅全集》中。曹聚仁与鲁迅交往最密切的时期，还是他主编《涛声》、《芒种》及与人合编《太白》时期。
1935年3月，曹聚仁又与徐懋庸，共同主编了《芒种》半月刊，封面上印着一幅木刻的《春牛图》，表示接近农民生活，也含着勤劳耕作以待秋收之意。《芒种》与《太白》，提倡大众语，是更接近口语的文体。据曹聚仁回忆，当时《芒种》所写的题材有三：“一是鲁迅所惯写的杂文，以批判现实剖解时事为主，我们在《涛声》时期所写的，都是这一类的文字；二是我们所写的历史小品，有着借古喻今的讽时意味……；三是报告文学，见之于报章的特写。此外，还有周建人、贾祖璋诸兄的科学小品。大体说来，我们所写的题材，都和现实生活有关的。”
《芒种》针砭时弊，借古喻今，继承了《涛声》的批判精神和泼辣文风，成为左翼文坛上，颇有影响的刊物。
抗日救国 持笔从戎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他换上军装，改行做了战地记者。
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88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和中央通讯社，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都写入了他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中，为后人留下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他受中央通讯社聘请，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 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曹聚仁率先报道，成为首发者！消息见报，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的长篇报道，4月9日，又在全国各报相继刊出。
1939年，曹聚仁到了赣州，应蒋经国的邀请，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并成了蒋经国的高参。
抗战八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使他成为一位名军旅记者。如果说他以前是“读万卷书”的话，那么这8年，就是“行万里路”了。 漂泊港澳 呐喊统一
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社长马树礼先生，为曹聚仁全家，已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最后他还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并未去台湾。1950年 7月，他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这一去，羁留港澳就是 22年！他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走完最后的人生。曹聚仁，是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一般人都认为，曹聚仁先后六次（据有关人士透露，实不止六次）被邀请回内地采访。
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的次数就更多。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张治中将军等，先与曹聚仁会谈。
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曹聚仁在颐和园夜宴。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
曹聚仁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9年8月23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给蒋氏父子。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
生命不息 笔耕不止
曹聚仁一生与笔墨为伍，写作不择时地，只要灵感上来，挥笔成文，一气呵成。他的侄女曹景滇回忆道：“伯父当年却能在最吵闹的环境里写作。伯父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在海外颇有影响的几本书，就是在我们的喧哗声中写成的。”
曹聚仁生前友好、曾任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的马树礼先生，曾写信告诉我说到：“聚仁兄初到香港的几年，我们相聚最多，有一年，我从印尼回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可说天天见面，他那时写作很多，我们一起在酒店饮咖啡时，他手中总是拿着稿纸，边谈边写……”
他的一生主要著作有：《酒店》、《笔端》、《文笔散策》、《中国近百年史话》、《中国文学概要》、《书林新话》、《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我与我的世界》、《万里行记》、《国学十二讲》、《现代中国通鉴》、《秦淮感旧录》、《酒店》等近百部，计 4000余万言。
由于各种原因，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曹聚仁及其作品，几乎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最近三十年，内地已有20余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四五十种曹聚仁著作，其中三联书店出版的曹聚仁作品系列，影响更是深远。目前研究曹聚仁的专著已有5种，有关论文与介绍文章，更是不计其数。
“谜样人物”曹聚仁，不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文化大师，更是一位毕生报国的爱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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