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译注》
4.13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⑵？
【译文】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吗？这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
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又怎样来对待礼仪呢？
【注释】⑴何有——这是春秋时代的常用语，在这里是“有何困难”的意思。
黄式三《论语后案》、刘宝楠《论语正义》都说：“何有，不难之词。”⑵如礼何
——依孔子的意见，国家的礼仪必有其“以礼让为国”的本质，它是内容和形式的
统一体。如果舍弃它的内容，徒拘守那些仪节上的形式，孔子说，是没有什么作
用的。
4.14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译文】孔子说：“不发愁没有职位，只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
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道自己的本领好了。”
【注释】⑴患所以立——“立”和“位”古通用，这“立”字便是“不患无位”的“位”
字。《春秋》桓公二年“公卽位”，石经作“公卽立”可以为证。
《论语别裁》——敝屣功名尊道义
以下讲到仁人对社会做大事业的原则：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古代的诸侯立国的大原则，是要谦让就位，最后又功成不居，所以老子就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上古文化的传统思想，后俩儒道两家都奉为圭臬。而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的事实，每当拨乱反正的时候，都是道家的人物，用道家的思想来完成大业的。等到天下太平了，才由儒家的人物出来大讲治平之道。道家的功成身退，而又退得不好的有两人，一个 张良，一个诸葛亮。比较退得可以打八十分的是姜太公，诸葛亮大概可以打六十五分到七十分，因此欲罢不能，只好鞠躬尽瘁了。
道家的人不求名不求利，隐显无常，所以更觉亲切可爱。这与西方文化的观念大相异趣。我们看历史上道家的人物，要去考证他们真要命，他们学问再高，功劳再大，最后还是隐掉了，修道去了。修道以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最多报个代号叫什么子、什么老的算了，有时还装疯装癫，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近世的西方文化可不然，一个人如果成功力，就要拿什么奖金，名要大，利要多，越打越多越好。由此看来，中西文化的确在基本上有所不同。中国文化真诚谦虚的精神，是孔子非常赞成的事，他大加赞扬身退之道。尤其他对吴泰伯、伯夷、叔齐等不肯当帝王，最后逃走了的这些人，称扬得不得了。这并使鼓励人不要当皇帝，不要搞政治，而是说你有才干的话，就好好干一番，成功了就退隐而不居功。所以孔子在这里感叹，能以礼让为国的人哪里有呢？不以礼让为国，用争夺来的，或用手段骗来的，那么文化的精神就不要谈了。司马迁就根据这个道理，写了一部《史记》，大谈其历史哲学的观点了。
说到这里，想起我以前的以为老师，他是逊清最后一次科举的探花。我学习旧体文写了一篇文章向他请教，他许以在清朝时考一名举人、进士没有问题，我当时也很傲慢，心想前清进士的文章也不过如此而已。后来碰到以为老师，我把写的诗文拿给他看，他派头十足，瞄一眼，往旁边一搁，响都不响。我心想这是什么道理？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再给他看，又是往旁边一摆，他说：“你怎么会写文章？”我说“人家还说写得不错哩！”我这个人狂妄得很，我说：“老师，你说哪点不对？不对的，帮我改。”他说“《伯夷叔齐列传》你读过没有？”我说“当然读过呀！《古文观止》上都有，我还背得上呢！”他说“你背过了《伯夷叔齐列传》，你就懂了吗？”我说：“那么！要请老师再指点。”他说：“你回去。再倒背一百遍，背完了再来见我，再告诉你！”这位老师真了不起，我心里很不服气，气得不得了，其实他这种教育法，当时是要刺激我。我回头再看，后来看出道理来了，我去看他，我说：“老师！我看出道理来了，我讲给你听。”他笑着说：“好！你真懂了，不需要再讲了。你也可以写文章了，这样才能懂历史文化，文化才另有一只眼呢！”这位老师的教育手法是这样的好，是在终生感激不尽。
《伯夷叔齐列传》真难懂，司马迁的全部思想的纲要都要摆进去了。在《史记》中，帝王的传记叫“本纪”；诸侯、宰相等，有功业成就的人的传记叫“世家”；再其次为“列传”，为某人的传记。讲列传，大体上应该和我们现代的传记一样，某人，某地人，家世如何，出身什么等等。可是《伯夷叔齐列传》中，叙述伯夷、叔齐的话没几句，初看起来，还真似“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他们说些什么，越说越远。文章一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等等，一路下来，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伯夷、叔齐的事情，倒是没说几句。可是他把历史哲学全部的观点，都放在这一篇里。他同时讲到，上古中国文化，以礼让为国，但告诉我们，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并不是说句：“你还不错，由你来做。”这样简单，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都经过“典职数十年”，叫他跟着做事做了几十年，做部长，又做行政院长，都做了。考察他，认为他实在行了，然后才让位给他。“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中国文化公天下个个让位的过程，是这样不容易——德业的建立，需要经过这样长久的考察。他说从此以后没有了，不是你拉过来，就是他抢过去。他说得很明白，因此他说从此以后就有问题了。武王统一天下，“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把武王的马拉住，告诉武王：“你不能这样做。”原因如何如何。武王以后，礼让为国的精神就更没有了。不过说得没有这么明显而已，必须你自己去体会。所以有人说《史记》是汉代的谤书。实际不只是汉代的谤书，是对中国历史严厉批评的一部谤书。但是司马迁有一个把握，他说要把这部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个牛可吹大了，换句话说，他把当时的学者骂尽了。他等于说：“你们还能看懂我的书吗？只有把它藏起来，将来会有人看得懂我的书。”
由此再回转去看孔子所说的“礼让为国”的精神，在春秋之世已经没有了，于是接着说下去为什么要礼让为国的政治哲学。
一个人不怕没有地位，最怕自己没什么东西站得起来。根本要建立。如何建立？拿道家的话来说：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认为三不朽的事业，这是很难的成就。上古之人守在立德，后世则重立功——到周秦以下，就只讲功业了。再其次就重立言，如退隐的老子，后世儒家尊奉为“素王“的孔子。这个“立”，是自己真实的本领，自己站得起来的立。不怕没有禄位，也可以说是不求人爵的位子，只管天爵的修养。同时也不要怕没有知己，不要怕没有人了解，只要能够充实自己，别人自然能知道你。同《学而》篇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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