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青果文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为《庄周没有逻辑》,批评的就是庄周和惠施的那场鱼是否快乐的辩论,说实话我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没想通庄子嬴在哪里了,不过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
我只是想起了,今年初春,我和两个室友去戏马台游玩,那里也恰好有一方鱼塘,一个室友觉着那鱼游得很快乐,我问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另一个室友说“子非他,安知他不知鱼之乐?”
我们都不偏执,无意胜负,所以我们的对话没有接着进行下去,只是捧腹大笑,当时夕阳西下,淡淡的金粉色扑在脸上,三个已经老去的少年在这时光的温柔中,竟是在那一刻忘记岁月的流淌,或许在多年之后,我再也记不得那一方鱼塘的样子,可那三张傻缺的笑脸,成了记忆里抹不去的阳光。
前一段时间我又看了一遍《最好的我们》,书里的主角叫耿耿和余淮,对,就是耿耿于怀,有谁对自己的青春不是耿耿于怀呢?耿耿于怀于那些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日子,耿耿于怀于那些心里悄悄说着我喜欢你的日子,耿耿于怀那些要用一生来回忆的日子。
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学着大猩猩的动作双手锤胸,于是小伙伴们把我的称呼从飞飞改成了狒狒,美玲同学甚至这样揶揄我,她说:“我已经可以预见你是怎么死的了,你会左手一把小刀,右手一把匕首,然后我故意让你生气,你就会两胸插刀,从此便再也不会生气啦。”
前几天,她问我还记不记得这个段子,我怎么会不记得,我说:“我一直用自己生涩的文笔来回忆着那些互相折损的岁月,却不料时光太过匆匆,无论我怎么用力都留不住它的点滴,到头来我才明白,你说的我要插在胸口的那两把刀竟是那些回不去的青春年少。”
她骂我矫情、有病,这样的病谁不会有呢?只不过我犯的早点罢了。
蒋方舟说这种矫情在文艺的人这里叫做刻奇,这既是他们的病,也是他们的药。
前一段时间,《匆匆那年》的上映让无数人都刻奇了一把,我们怀念着自己的青春,更怀念着青春里的那些人。或许我们爱过,或许我们也恨过;或许我们嫉妒过,或许我们也尝试着包容;或许你揪过她的辫子,或许你也悄悄地给熟睡的他披过衣服;或许你在他脖子上画过乌龟,或者你也嘲笑过她睡醒后脸上的印痕。不过这都不重要了,它们像细沙一样最终还是在不经意间被风吹走了,我们再也没能追上。
不恨梦归处,只恨太匆匆。九夜茴反复说的这两句话,竟是成了我们青春的最后注脚。
我一直盘算着是不是要把中学里的那些欢乐的事情写下来,直到今天书安说,那些留不住记忆才是最美的,或许有一天你突然想起来了,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惊喜啊!
所以,对不起,肥波,那年冬天你摇下来的枣,我没把它写下来;对不起,日锋,夏天里那棵一边开花一边结果的奇树,我没把它写下来;对不起,刘胖子,你那用柳树拧成的吹不响的哨子,我没把它写下来;对不起,梁爷,虽然我一直记得你砸在我脑门上的雪球,我没把它写下来;对不起,春花,谢谢你给我接的那杯水,我没它写下来;对不起,春妮,那些一起回家的夜晚似乎从来都没有星星,我没把它写下来;对不起,那些碎时光,我没能将你们写下来,因为我怕我想着想着就哭出来了。
今天重阳节,九月九日,当忆陪我一起老去的兄弟们,不知异乡的你们一直可好?
庄周没有逻辑,杜公子也没有,最近神经大条,我也一直在胡说八道。
作于2014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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