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如何以正确的史观看待“毛主席万岁”？

现代人如何以正确的史观看待“毛主席万岁”？

本应该是酣眠的时间，浏览微博时无意间翻阅到一段“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群众手捧“红宝书”，群情激昂的欢呼着“毛主席万岁”的视频。

发布这段视频的人，用了“飞越疯人院”五个醒目大字作为标题，加以讽刺，再看看底下一群无脑之人的随声附和，竭尽辱骂、辛讽、刻薄之能事。我顿时睡意全无，情不自禁发出一个感慨：

“中国网友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的时候总免不了断章取义的诟病，多少真实被别有用心的个人或者群体刻意雪藏，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义愤填膺，‘站队式’的发表意见，铺天盖地的谩骂或歌颂。无形之间一股股飓风一样的舆情一次次战胜了真理，吞噬了理智，泯灭了良心，习惯了以模糊的视角去看待‘昨天、今天、明天’的社会……”

很多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中国需不需要“领袖”的存在？

就这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衍生了许多的分支性问题：①如果需要，领袖是否具有时代性？②领袖是否等同于信仰？③领袖是神造还是人造？

带着这么些疑问，我陷入了深邃的沉思状态！

想要研究通泰这些问题，首先还得从咱们国家源远流长的封建历史谈起。

众所周知，夏、商、周奴隶社会过后，秦王嬴政一统六国，横扫中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

自此，中国便有了“皇帝”这样的至高无上的头衔和称谓。

咱从秦始皇开始算起，皇帝：秦朝2位，汉朝31位，“三国”11位，晋朝16位，五代十六国78位，南北朝59位，隋朝3位，唐朝22位，五代十国55位，宋朝18位，金辽西夏35位，元朝18位，明朝16位，清朝12位，还有南明、北元，其它诸如李自成、张献忠，以及太平天国洪秀全父子、甚至称洪宪帝仅两个月的袁世凯，加起来一共408位。

那么这么多的皇帝里头，是否人人都可以称之为领袖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现代汉语词典里，对“领袖”有着这样的释义：指能为人表率的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是某种意义的杰出人才。

从这样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知道，“领袖”具有相对性。领袖可以是一个国家的最高象征，也可以是一个党派的代言人，甚至一个小团体的核心倡导者。

不论“体积”的大小，他们的共通点是：做人做事具有表率性，并在自己所在的领域里头拥有着绝对权威的光辉性。

那么上述总结的四百多位帝王中，符合这两点的恐怕屈指可数。

秦始皇当之无愧算作一位“领袖”，只不过他只属于“皇帝群”里头的领袖，毕竟他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做皇帝的人，后头再厉害的皇帝在他面前，也要恭恭敬敬尊一声“祖龙”。

从“武功”上来讲，秦始皇的确也有值得称颂的地方，一统中原；“文治”上，改革郡县制，稳定地方政权，统一度量衡货币等等。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做事”方面秦始皇算得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代表了。

当然，人无完人。秦始皇的残暴不仁，企图通过焚书坑儒代代愚民，骄奢淫逸妄想长生不老，算是他“做人”上面的缺失。

有人说：“皇帝没有好坏之分”，可我想说：“是人就有好坏，皇帝也是人。不要用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来为不择手段的野心政治家开脱偏离人性轨道的罪名。”

说到帝王领袖，不得不提到另一位盖世英发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

隋朝亦算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颇为强盛的王朝，可惜在隋炀帝杨广的手上渐渐走向了死亡。

在群雄割据的动荡年代，李世民瞄准时机，暗中招兵买马，谏说父亲李渊起义，凭着果干睿智的权谋，礼贤下士的作风，南征北战、奋勇争先，打下了李氏大唐的江山。

李渊建国后，并没有很好的履行赏罚分明的责任和义务，执意将太子之位传于长子李建成。为后来“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伏笔。

我个人觉得，李渊在考虑太子人选方面有失一个领袖高瞻远瞩的气魄和城府。论声望：李世民虚怀若谷，礼贤下士，上至谋臣武将，下至贩夫兵卒，无一不心悦诚服，交口称赞；论武功：李世民南征北讨，大唐开国勋将十之八九出自其门下，可算横盖当世。

李渊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情况，但他为何还毅然决然的将长子李建成推上储君的神坛。

我固执地认为，李渊在当皇帝之前和当皇帝之后心性和认知上已经是判若两人！

李渊在起兵造反之前，一直是镇压起义军的有力打手，且屡战屡胜。但是整个中原大地上，揭竿起义的队伍何其多也？各地蜂拥而起，隋炀帝早已被孤立所在的江都，危如累卵，只在朝夕。

李渊这个时候还充当其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打手，足见多么的不智。李世民却早已凭借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当下时局的分析，果断决定要密谋造反。但是他又害怕将计划和盘托出，李渊不听，到时候引起不必要的争端，惹出了麻烦，心里盘算的宏图大业就功亏一篑了！

这里李世民对李渊的分析，完全是出于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了解，李渊却丝毫不知儿子的想法，这对父子之间不有矛盾也难呐！

于是李世民计上心头，让密友晋阳宫监裴寂趁李渊酒醉之后选了几个晋阳宫的美女陪侍，春宵酒醒过后，裴寂再将造反计划和盘托出，这个时候李渊的表现就很微妙了。

先是很正常的“惊诧万分”，然后又要大义灭亲的“绑子上殿”，裴寂马上说：“召宫女临幸，事情暴露后可是要杀头的，搞不好还株连九族。”李渊愣了一会，最后还是同意了起兵，最后还不忘说上一句：“我爱护你，怎么忍心去告发你呢！”

为什么我说李渊如此差强人意的表现却显得很微妙？

其一：临幸宫女是大不敬的死罪，身为朝廷命官的李渊岂有不知之理？

其二：以正常逻辑而论，天底下哪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李渊何必在答应起兵后突兀的对世民儿来上一句：“我爱护你，怎么忍心去告发你呢！”

究其原因只有一个：李渊其实也一直在思考造反的问题，但是由于胆量不足，思想上也颇有些包袱，也不敢与任何人商议，毕竟在那个波云诡谲的特殊氛围，没有人是值得百分之百信任。经过李世民和裴寂这么一闹腾，加上他镇压起义军获得几连胜的高昂士气，和数不清的夜晚躲在墙角旮旯里独酌挣扎的时局感悟，终于下定决心起兵造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此时此刻，他才了解到他这个二儿子是有多么的宏图大志，突然回想到素年来李世民为人处世的风格，心里不由得又惊又喜，又爱又怕。想想自己以前对待几个儿子是否厚此薄彼？想想这次赌上身家性命的大起义，既然是由李世民提出，他肯定有全盘的计划和人才可用，自己倘若不趁机表白心迹，很有可能在今后的起兵过程中被李世民取代核心地位，李渊这个父亲不可谓不老谋深算，只不过在我看来，他少了一些儿子的果敢和睿智罢了！

我不得不承认李世民亦是一个极具野心的人，但是他的“野”体现在符合时宜，顺应潮流，他的“心”始终恪守领袖的风度和步步为营的智谋。

李渊在伐隋大业进行到白热化的巅峰状态下，诸多史料记载李渊曾亲口许诺李世民日后立他为太子，当然这些史料是否值得推敲，众说纷纭，但是李渊为了鼓励势如破竹的伐隋主力，和为了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足为奇！

伐隋大业终于完成了，踌躇满志的李渊也如愿以偿登上皇帝宝座了。在前半生从未做过的梦突然有朝一日成为现实，李渊的心理状态不可能不心潮澎湃。在他起兵造反的那一刻起，他的内心已经对这个亲口劝导他造反的儿子心存芥蒂了。

一方面要竭尽全力的任用，一方面又要近乎谄媚的表示爱抚，另一方面还要时时刻刻加以防范。俩人的父子关系早已经随着各自升级为顶级政治家的权谋欲望而江河日下。

李渊在登基过后，一系列的政治手段，都有剪除李世民影响的势头；而李世民本已感觉遭受“利用”和“欺骗”的不甘心在李渊立李建成为太子的那一刻彻底迸发了，李世民的不甘心代表着李世民集团的不甘心，李世民这个庞大的功臣集团不甘心，就代表着这个新生国家的地基不能稳固。

但是此时荣登九五的李渊早已经不会顾忌这些了，以为仅凭“皇帝”二字便可以一意孤行，扭转乾坤。不能以史为鉴，不懂退步和斡旋，终于在晚年的时候尝到了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的滋味。也从“皇帝”变成了“太上皇”。

李世民夺回了自己辛苦征战回来的江山，确实也不负众望，政治上汲取前朝覆灭的经验教训，广开言路，唯才是用：初期揽用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是清正廉洁、老成谋国之辈。

其中能征善战之悍将帅才，诸如李勣、李靖等，使得大唐江山固若金汤；最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不计前嫌，重用李建成旧时谋臣魏徵。魏徵的犯言直谏、屡逆龙鳞，李世民的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如此“交相辉映”，倒成了后世君臣争相效仿的典范，不失为一段君臣之间的千古佳话！

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上，都得到巨大的发展和完善，被各方少数民族共举为“天可汗”，周边的岛国争相悦服，遣唐使来华学习各个领域的先进制度和技术，一时之间四夷臣服，万国来朝，李世民绝对称得上“领袖”，亦算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级领袖”！

我扯了那么多，举了秦始皇和唐太宗的例子，基本论证了领袖存在的重要性，也基本回答了领袖存在的几个分支性问题。

①领袖具有时代性，从秦始皇到唐太宗，领袖从绝对的崇尚武力到逐渐懂得开启民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探索海外，建立外交······这一系列的为政举措足以证明领袖亦需要随着时代的洪流不断探索着进步着；

②领袖从某种角度上绝对算得上是人类精神层次上的信仰。领袖的一生就是一部值得品鉴的《成功学》，有据可查有理可循，比那些怪力乱神的泥胎塑像，“灵验”得多了。

③领袖是人造而非神造。领袖可以提高人们小到团体大到国家的自豪感，譬如我们团队、我们国家有谁谁谁，另一个团队、另一个国家也有谁谁谁足以可以媲美。但从未把两个不同领域里头的“神”进行对比。也就是说，人类真正的信仰始终是人类自己！

而在伟大的中国，璀璨的历史星河中，诸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民族英雄郑成功、戚继光，纵然英雄盖世，却仍然算不得“领袖”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一提到“领袖”两个字，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毛泽东”！而且在“领袖”前面还要加上一个修饰词——“伟大”！

同样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毛泽东的成功亦得益于时代。

清朝末年，中国大地满目疮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被西方列强肆意欺凌，割地赔款。这期间，也有很多能人志士，率先睁眼看世界，但是他们的改革或者革命都失败了。究其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归结于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主导，重视人文而忽略科学技术发展。当权者长期唯我独尊的优越感，也使我们的国民在西方文明面前养成了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姿态。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封建王朝由鼎盛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当时的封建统治者，站在峰顶绝不会洞悉不到世界风云的瞬息万变，但是又不甘于释放手中绝对炽热的权力，所以才会出现“闭关锁国”这样的消极政策。

这一时段的中国，好比将头埋在沙子里躲避飓风的鸵鸟，显得滑稽可笑。

魏源、林则徐算是中国正儿八经研究西方文明的两个先驱，但是他们只是倾向于学习西方文化，而不是制度；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等辈，虽然有所进步，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农、工、商业全面发展，但其本心上却还是拥护封建的君主制度，完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维新人士和封建主义顽固势力的矛盾；

后来大智大勇的孙中山先生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封建专制的残余势力根本没有办法共存，唯有“革命”才能够使得日益衰败的中国重新站立起来，将晚清的封建残余势力连根拔起，斩草除根。

这是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的浩瀚“工程”，孙中山先生带领着早期的先进“国民党”人，成功的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另类”政权“中华民国”。

但在这一时期，时局仍然是动荡的，甚至比慈禧太后掌权的时代还要紊乱。因为此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行政领袖。全国各地大小军阀割据，“占山为王”者比比皆是，可谓真正的乱世风云。

孙中山面对这样的局面，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因为手中没有一支亲自建立起来的强大军队，最后不得不和袁世凯签到协议，让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头衔。我个人认为，这一事件，不仅不能体现孙中山先生的高风亮节， 反而体现了孙中山在考虑中国综合国情时的疏漏和谬误，还有作为顶级政治家的不成熟，满满的迫于无奈呀······

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开起历史的倒车。当了八十几天皇帝之后，被当做不伦不类的小丑赶下台，“辛亥革命”的成果就这样被燃烧殆尽了。

毛泽东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着，以至于在后来“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的问题是，毛泽东毫不犹豫的认为应该“党指挥枪”。

建设一支忠于党的军队，拥有一支专属人民的军队，是革命成功的前提条件！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毛泽东长期底层的社会经历，让他充分认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实力悬殊时作战的灵活性，驭人用人的原则性。

面对国内和国外的反动势力，毛泽东能够审时度势，率先提出合作，努力谋求一致对外，既顺应了底层人民的殷切希望，又树立了自己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伟岸形象；

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天才构思，以农村为革命据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拒绝打大规模的正规战，多范围的取得小的胜利，特别深入到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当中去，“打土豪分田地”。这是自奴隶社会以来，老百姓做梦都在想又不敢想的终极理想。随着共产党的到来，随着毛泽东的出现，这个期盼了几千年的愿望一夕之间竟成现实，毛泽东一夜之间就成了共产党的代名词，生活在当代的人们，很难想象那种积压了成百上千年发自内心的积郁，一夜之间得以释放的欣喜若狂、由衷呐喊、奔走相告、额手称庆……

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时期，所展现出来的非凡手腕和天才智慧，足以战胜他同一时期世界上任何一个伟人。

我曾经做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毛泽东和他同一时期所有的杰出人物进行比较，毛泽东就是天上那一轮皓月，其余的人只能是那闪闪烁烁的星星。星星再闪耀，也敌不过月亮的散发的无穷魅力；月亮再缺，哪怕是一弧月牙儿，那份孤绝清高，终比星星更能成为世所瞩目的焦点。

是的，毛泽东主席打败了他一生中所有的敌人！

有人说，如果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去世，他的一生将是完美的！

我绝不能苟同这样的观点。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心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摆出来进行探讨。

当时一些亚非拉国家，根据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成功的在自己的国家取得了无产阶级政权。但是政权得以建立后，很快就被资本主义复辟，进而取代。这对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而言，绝对是痛心疾首和不能容忍的。

蒋介石的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大陆的确也曾遗留了很多资本主义的余孽，企图颠覆共产主义的政权。

国际上还有许多列强背地里默默支持着蒋介石的台湾伪政府，操控着联合国给予中国不平等的待遇……

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境况下，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后来造成了浩劫性的灾难，实际上已经违背了毛泽东主席本身的意愿和初心。

当然，十年浩劫毛泽东主席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新中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仍然属于初步实践，社会主义建设依旧尚处于基本探索，谁能在没有过多的先进经验可遵循的情况下不犯错误呢？

“文化大革命”不是哪一个人的错，也不是哪一个人可以站出来全权担责的。那是时代发展到一定地步，“天灾”和“人祸”的结合性错误，只有秉持客观的态度，才能够在今后发展的道路上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

人民群众那口中一声声极赋情感的“毛主席万岁”，不是政府所教授的政治口号；更不是老百姓内心恐惧，迫不得已的摇旗山呼；而是亿万被拯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黎民，用生命最赤诚的欢呼，用心脏最有力的跳动，用老百姓特有的感恩情怀勾勒出最纯真的美好祝愿！

这一句“万岁”，是质朴无华的“万岁”，是真切无虚的“万岁”。这一句“万岁”无形之间胜过了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细数不尽的千千万万句“万岁”。

“毛主席万岁”，不是谄媚不是妄掐更不是虚伪，“毛主席万岁”是中国不可不存的国之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