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在其口述自传《小脚与西服》中，谈及离婚时，这样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是的，同徐志摩离婚后，张幼仪没有在泪水中把自己消磨成一个怨妇，而是选择了继续读书、学习知识，丰满羽翼，实现儿时未实现的梦想：当老师。
和同时代大多数女子一样，张幼仪虽出生在书香门第，也是宝山县一代的富庶，但父母一直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而且日后是要出嫁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投资，张幼仪也没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读得最多得就是儒家经典，比如《孝经》、《小学》，也不需要背诵、抄写。但张幼仪不一样，她是张家第一个没有缠足的女子，她想读书，尤其是听到哥哥弟弟们朗朗的读书声，愿望就更强烈了。
说起张幼仪的求知欲打哪儿来，就连她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或是二哥、四哥榜样的力量，或是受到邻居家两个女儿的启发，或是响应时代的号召，都有可能。1912年，12岁那年，张幼仪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机会。
张幼仪在《申报》上，偶然看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刊登的广告。上面介绍到，学校教授的是新式西洋学科，学生前三年上课，第四年在校实习，教低年级的学生，毕业时可以领到一张教小学的教师资格证书。关键是每学期只收五银元费用，其中包含了食宿费、书本费、零用钱，甚至还有假期往返苏州的火车票钱。张幼仪这次肯定，父亲愿意花这笔钱。这一次，父亲确实同意了，因为送女儿去学校，比养在家里还要省钱。
张幼仪在学校很用功，是老师的关注对象，还是数学老师的得意门生。同样是上课回答问题，若是她大姐答错了，老师都说：“呃，没关系。”若是张幼仪答错了，老师就会敲着戒尺说：“怎么会是这答案？”若是她不懂，会讲到懂为止。张幼仪是张家四个女儿中最重视教育的，她进师范学校学习，就是抱着日后当老师的愿望来的。
在和徐志摩订亲之后、结婚之前，张幼仪又回学校上了一整年的课，但老师对她的态度变了，答错问题，也不再费心纠正，连最喜欢她的数学老师也对她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订过婚的姑娘，日后不会当老师，花心思教育也是白搭。
1915年9月，张幼仪离开学校，回家准备和徐志摩结婚。结婚后，徐志摩和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就去了海外留学，张幼仪在家也没放弃自我。她和徐志摩的三个还未出嫁的女儿，一起上课。但她内心其实是多么渴望像新式女子那样到西方留学，像自己的丈夫和哥哥那样学习外文，甚至还幻想自己穿着西服，抱着书本，和徐志摩并肩走去上课。
然而，这些都只是空想。当她满心欢喜的来到欧洲，与徐志摩团聚，以为可以梦想成真，夫唱妇随做学问时，岂料却是恶梦的开始。徐志摩也为张幼仪请了个女老师来家里教她英文，可还是半途而废了，因为那个老师抱怨路程太远，就辞去了家教兼职。困惑在家务事中的张幼仪，便也无心坚持。
在张幼仪怀有三个月身孕时，徐志摩要求她打胎离婚，张幼仪无奈之下，来到巴黎投靠二哥，因二哥张君劢公务繁忙，便把她托付给朋友刘文岛夫妇照顾，也是刘太太给深处黑暗中的张幼仪指引了方向。
刘太太和张幼仪有着相同的处境，都是在为婆家生了儿子后，随丈夫陪读。不同的是，她是跟随自己的丈夫真正的在读书，几年后，这对夫妇双双取得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看到刘太太在夜里苦读，再想起自己在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时的情景，张幼仪深感自己已经没有时间自怨自艾，她下定决心，要重拾儿时的梦想，成为一名老师。这样一来，离婚后不仅可以自力更生，还可以教育自己的孩子。
在临近生产前一个月，张幼仪跟随七弟来到了德国。满月后，在吴经熊、金岳霖得见证下，张幼仪和徐志摩正式离婚。离婚后的张幼仪无所畏惧，也是她开挂人生的开始。因为徐家二老每月寄来的200美元的生活费，还有大部分余钱，张幼仪就用这些钱来投资自己。
在德国，张幼仪和二哥的大学同学朵拉成为好闺蜜。朵拉会帮张幼仪照看孩子，她还帮助张幼仪申请到了裴斯塔洛齐学院的幼师专业。在正式开课之前，张幼仪聘请了一位德文老师，密集补习了几个月德文。会做针线活的张幼仪，在班上表现很好，做起玩具或是剪起纸型来，手指比其他多数女生要灵巧。有时候，张幼仪还会被指派为代课老师，教其他同学做手工，张幼仪的德语也突飞猛进。
不幸的是，1925年3月，张幼仪痛失爱子彼得，但她仍然强忍悲痛，回到学院完成了学业。1926年夏，张幼仪被八弟张禹九接回上海。回到国内，她在东吴大学谋得德文老师一职，真正实现了当老师的梦想。其儿子徐积锴，也被教育的很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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