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取消，是一项悄然而有序进行的工作。到两年后的2010年12月1日，中国宣布对外企正式征收城市建设维护费和教育附加费，这意味着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统一了税制。
9月16日，国家质检总局通报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抽检结果，被抽检的百余家奶粉企业中，有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均检出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三鹿、伊利、蒙牛、雅士利、圣元、南山等国内知名企业均未幸免。其中，三鹿集团的所有产品均检测出三聚氰胺，含量超出卫生部公布的“人体耐受量”40倍，令人发指。同日，66岁的田文华遭河北警方刑事拘留。
两天后，中国香港的食品安全中心，相继在内地相关企业生产的雪糕、奶糖、蛋糕中检测出三聚氰胺；新加坡农业粮食与兽医局，亦在从中国上海进口的“大白兔”奶糖中检测出三聚氰胺。
从2008年开始，全球贸易陷入长期低迷。从此之后的十年间，通货紧缩的魔咒困扰各国领导人，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张开了它的黑色翅膀。
5月的一天，张勇与他的伙伴们讨论，似乎可以在秋季搞一个类似美国感恩节大促销的活动，他们为日子的选择想破了头，不知是谁突然提议：“要不就在11月11日吧，光棍节，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忽悠他们上网来购物。”
“光棍节大促销”就这样定下来了。张勇团队开始与商家沟通，希望它们在那一天搞一次促销，全店五折，还要包邮。绝大多数的商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最后只有李宁、联想、飞利浦等27个商户参加，一个很大的品类——家纺企业中的著名品牌全数表示不参加，后来好不容易说动了一家小商户。
11月11日当天，促销活动开始，连张勇本人都不觉得有重要的情况会发生，他一大早就出差去了北京。谁知，当天上午，商户们准备的货就卖得差不多了，很多商家临时到线下补货，甚至出现董事长批条子直接从经销商地面店临时调货到网上卖的现象。张勇回忆说：“我们没有想到，商家也没有想到，互联网的聚合力量那么大。
在2008年年底，受金融危机的刺激，3G牌照提前发放，手机的速度大为提高，由此极大地激发了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数量。与此同时，电信运营商为争夺用户，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中国移动宣布，从2009年1月1日起大幅下调现行的GPRS数据流量资费标准，其中包月套餐普遍降幅达三分之二。这些发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变化，为新浪微博的普及提供了绝佳的天时地利。不夸张地说，微博是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第一个全民产品。
在2009年的胡润富豪榜上，樊建川以15亿元的资产名列第698位，在四川省排名第27位。而此时的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不务正业的“高级乞丐”，他的财富在过去的几年——乃至之后的十年里再无增长，甚至一直在大幅地缩水。
2011年
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破败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今年7月，一部名字叫《钢的琴》的电影在国内院线放映，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党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最终只获得641万元的可怜票房，像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2012年
浑水是一家专门针对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做空机构，布洛克发现的秘密是，“在美国和中国，有不少人勾结起来合伙将一些空壳上市公司带到美国”。所谓的做空机构，就是先借股票卖掉，然后宣布一些利空消息，等股价大跌之后买回来还掉。跟股票市场的其他卖空者一样，浑水公司通过调查报告引起投资者对一家公司生存发展能力的怀疑与不信任，致使该公司的投资量减少、股价下跌，然后浑水公司便从中获利。
新东方是少数没有被浑水击倒的中国公司之一，然而，事件前后的火药味，显示出美国投资人对中概股的极端不信任。俞敏洪对记者抱怨说：“因为美国市场对中国公司形成了一种不信任的情绪，所以浑水弄哪家公司，哪家公司股票就会跌，它就能赚钱。”
2012年是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赴美IPO数量最少的一年，有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家公司获准上市。在严厉的审查和浑水式的做空下，因财务造假而被停牌和退市的中概股达60家之多，依然挂牌的80多家中概股股价在过去一年中蒸发了一半的市值。
施正荣在无锡创业，从第一天起就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无锡市政府出资65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本，同时在土地和税收政策上予以全面倾斜，市政府甚至派出刚刚退休的经贸委主任担任尚德的首任董事长，为施正荣协调各种公共关系。而在企业走上正轨、即将赴美上市前夕，政府又“适时”地令国有股退出，并安排董事长退位。在本部企业史上，澳大利亚籍的施正荣是罕见的、在股权改制上吃到了全部红利且并没有遭到任何质疑的民营创业家。
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刺激下，中国的光伏产业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大跃进，全国有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晶硅炉像大炼钢铁一样遍地开花，仅浙江省就有光伏企业205家，它们大多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产业补贴和地方财政的扶持。曾有媒体感慨：“过去十年来，如果有一个行业笼罩的光环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的造富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吸引资本的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而如果有一个产业激发地方政府的追逐热情超过房地产，一定还是光伏。”
在产业膨胀和“首富”的光环之下，科学家施正荣也成了时髦的企业家，原本内向讷言的他学会了滔滔不绝地“布道”，还能够在几千人的论坛上，有板有眼地独唱一段锡剧。他曾经花20万美元包一架公务机去参加达沃斯论坛，同美国副总统戈尔共进午餐，与英国查尔斯王子谈合作，他还给自己买了近十辆豪车，见不同人时会开不同的车。2005年年底，尚德上市当天，施正荣对友人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挣一分钱，我就花钱。”
在最危难的时刻，施正荣拒绝拿出个人资产拯救尚德，他的“科学家理性”似乎战胜了企业家伦理与血性。
从“世界泵王”“光伏之王”到“造船大王”，他们的旋起旋落在世界工业史上都堪称经典，并似乎不可复制。
在一个由强势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源的配置模式十分极致，它既足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聚合能量，拉动经济的复苏，对任何一个产业造成战略性的调整，同时，也因“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无法避免资源错配和浪费的后果。如斯蒂格利茨所揭示的，“势不可当的政府活动之后，便是反方向的剧烈变动”。
在屌丝这一流行词的背后，潜伏着一个事实，即互联网的红利爆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去权威化和去精英化的过程。草根阶层的崛起，就本质而言，是对既有秩序——从产业秩序、财富秩序，乃至知识和语言秩序的全面否定和颠覆，它既有进步的意义，也明显带有败坏的迹象。对这一丝化潮流的再否定，是2016年之后的事情。
出狱后（2001年）的褚时健与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400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
此后十余年间，偏远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奔赴之地，有的独自前往，有的结群拜访。对褚时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对其案情的法律意义上的辩护，而实质是一个财富阶层对自我境况的某种投影式认知。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极限情境”的概念，在这一情境中，通常遮蔽我们的“存在”的云翳消散了，我们蓦然直面生命的基本命题，尤其是死亡。雅斯贝尔斯描述了人们面对这一情境时的焦虑和罪恶感，与此同时，也让人们以自由而果敢的态度直面这一切，开始思考真正的命运主题。
站在一块荒地前，王石指着一尺多高的果苗问褚时健：“什么时候能挂上果？”褚答：“五六年后吧。”王石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他那时已经快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年近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这是网站的几个年轻人为褚橙想出来的广告词，几个简单的汉字里浸透了这个时代的所有曲折与顽强。
2013年
进入2013年之后，所有的人都呼吸到了别样的空气，感觉风向正在发生强劲而微妙的变化。在政治上，中共中央加大了反腐的力度，习近平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6月，曾长期任职中石油的时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被双规，8月，石油系统的腐败窝案被曝光，4位中石油高管遭纪委部门调查，据《南方周末》的统计，“在整个2013年，央企反腐浪潮是最为舆论瞩目的事件，至少已有十余位央企中高层管理者涉案被查”。
”当年弗里德曼给出的药方是“一次性全部剪掉，长痛不如短痛”。事后看来，这种“休克式疗法”似乎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有些尾巴不是被剪掉的，而是自我萎缩掉的，比如物价改革和粮食体制改革；有些尾巴则好像是这只老鼠的“命根子”，比如独特的国有经济体系；而更多的尾巴则血脉互通，动一条则波及其余。糟糕的问题是，你甚至不知道波及的是哪几条，而它们又会发生怎样的状况。
在2013年，李克强的剪刀伸向了两处，一是政府的权力清单，二是金融体系的证券化再造。这两处手术均属“内科”，动之艰难，事关长效。
企业家是一个严肃的职业，它被数据拷问，靠理性坚持，所有言行俱有因果报应，个性散淡狷介的罗永浩显然在重新“组装”另外一个罗永浩，他有没有成为那个他喜欢的自己，是只有他才能回答的问题。
在一次接受记者访谈时，罗永浩谈到了一个细节：“过去，我要是在机场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家伙拿着一本杰克·韦尔奇在封面上‘狞笑’的《赢》，就会觉得这个笨蛋没救了，但现在我也会拿着这样的书硬着头皮看完。”
“这种角色转变的代价，是我必须面对一个倒霉的问题：应该从此认为那些笨蛋还有救呢，还是应该相信自己也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笨蛋呢？”
中国企业的崛起一直被看成是一次跟进战略的成功，在几乎每一家成功企业的身上都找得到国际同行的影子。然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企业的规模和市场占有率都已位居世界第一——联想是全球最大的电脑制造商，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商，万科是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商，苏宁是全球最大的电器连锁零售企业，甚至很多当年被仰望的标杆公司都已凋零，如美国的摩托罗拉、欧洲的诺基亚，乃至日本的索尼、松下和三洋。这一景象如果被定义为“新常态”的话，便意味着中国公司必须具备领跑和自我突破的能力，这是一次极其光荣却也无比凶险的新长征。
2014年
它表明互联网一旦实现了用户与服务的直接连接，则任何曾经被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中心和中介都将被无情地解构，这样的趋势是无法阻拦的，并不会因为所谓的主管部门、相关利益集团的抵制就真正能够回到从前。中国的出租车市场长期被地方政府和国营利益集团把持，成为效率低下、服务质量饱受批评的僵化领域，可是，在滴滴、快的等公司的攻击下，旧有格局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被击溃重构。
在2015年，以P2P为名义，类似e租宝这样的公司如野草疯长，其创业者大多有三个特点：一是以“80后”居多；二是绝大多数没有金融从业经验；三是以互联网金融为名，用卖保健品的方式实施毫无底线的地推战略。互联网的草根精神以及对金融业缺乏敬畏之心，使得这一批创业者从一开始就冲上不计后果的疯狂冒险之路。他们完全漠视金融风险，巧立各种标的名目，秘密自建资金池，当巨额现金被聚拢之后，他们又大肆挪用、挥霍。
让邬霞高兴的是，《我的诗篇》最终夺得了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她跟秦晓宇等一伙人去衡山路上好好涮了一顿火锅，然后回到深圳，继续自己的打工日子。拍摄和得奖，如同她的吊带裙被微风吹拂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对于邬霞来说，人间所有的遭遇，一半是诗意，一半是苦难。你将历经沧桑，我已竭尽绵力。
2016年
共享单车之所以在2016年成为投资界最大的热点，除了金沙江算的那笔账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自滴滴一统江湖之后，出行市场只剩下“最后一公里”的难题，而共享单车无疑及时地填补了这个空白。其二，公共自行车早在2009年就进入了中国，但一直是一项非营利性公共配套服务，而且推行的是划定区域、有桩停放的制度，ofo和摩拜不但发明了分时租赁的商业模式，更是以无桩停放、随停随骑，为使用者提供了空前的便利性。政府机构面对这一便民的新生物种，无从判断，便任由其野蛮发展。
进入2012年之后，随着机器人、虚拟现实云计算以及移动互联云设计技术的广泛应用，尚品宅配的生产线柔性化程度大大提高，公司进入快速成长通道。在同行陷入成本高涨和消费乏力困境的时候，尚品宅配一枝独秀，连年取得60%的复合增长，成为家具业转型升级的标杆性公司。在它的示范效应之下，个性化的“全屋定制”成为全行业的转型方向。
“南有尚品，北有红领”，这两家中型企业在最传统的家具和服装行业蹚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今年“互联网+”潮流里的新星。在这个意义上，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
所谓的“游医”，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治疗效果无法认定。他们所医治的疾病，以男科、妇科和皮肤病等为主，病人求医时难以启齿，所用药物功效可有可无，而正规医院又不屑收治，这便给莆田人以极大的牟利空间。其二是治所和身份的粗鄙可疑。在早年，莆田人普遍把自己包装成“老军医”，将巴掌大小的治病小广告贴遍了全中国的电线杆和厕所的四壁，被人蔑称为“牛皮癣”。稍有积累后，他们从僻陋的民居中搬出，以科室承包的方式“挂靠”正规医院。
在21世纪的前十年，詹国团们告别了“牛皮癣”时代，他们投入资金，组建独立品牌的男科、妇科及美容医院，甚至不惜重金引入国际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同时近乎疯狂地在广告投入上狂轰滥炸，成为全国各大都市报纸和公交车站、车体的最大金主。在互联网上，他们是百度竞价排名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每年要交给这家搜索公司上百亿元的推广费用，以致当人们在百度搜索栏中输入男科、妇科疾病时，刷出来的第一屏，几乎清一色是莆田系医院。
新零售是一次“体验革命”和“品类革命”。它基于两个前提。其一，新技术的持续出现，为线上与线下的交互融合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工具创新成为空间再造和消费者关系重建的重要手段，它让沉闷的零售业突然变得性感起来。其二，年轻的中产消费者不再满足于网上的廉价商品，他们开始愿意为高性价比的、具有个性的商品买单，同时更愿意回到真实的场景中，即买即得。由独特内容构成的场景成为新流量入口，成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与世界的连接方式，进而成为新的商业生态。商业观察家吴声提出“场景革命”的新概念，“打动人心的场景成为商业的胜负手。人们喜欢的往往不是商品本身而是产品所处的场景，以及场景中人们浸润的情感体验”。
在近年，日本茑屋书店和台湾诚品书店成为新的效仿偶像，它们以书为介质，把咖啡、匠人商品、日用杂货乃至家电跨界混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与生活方式有关的新空间。言几又、钟书阁等新的书店品类流行于大中城市。
传统在被继承的同时，更在被颠覆和超越，在当代，技术创新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新的材料、冶炼技艺和设计理念已经成熟，甚至蓝牙、芯片和人工智能也被植入到最传统的产品里。而移动互联网的工具普及，让审美相近的人更容易互相找到。
这个国家所有投机者的成功，都因为的确存在着一块无比肥沃的盲众土壤。在ICO这个近似股票交易的虚拟市场，既没有规则制定人，也没有监管部门，更没有惩罚制度，“货币”发行人几乎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但交易平台却要直接面对上百万的不理智散户。
在7月国务院召集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经济学家贾康展示了一个“挖掘机指数”，它由中国最大的机械装备企业三一重工提供，包括了混凝土、挖掘、吊装、路面、港口、桩工等20余万台工程机械的实时大数据。依据这套系统提供的指数，上半年，全国26家主机制造企业的挖掘机销量翻番，已经超过去年的全年销量，全年可实现200%～250%的增长。
2018年
在这轮经济变革开始的1978年，全体国民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他们所能够告诉自己的是，必须从贫瘠中逃离出来，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在金钱的意义上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是一个混乱而野蛮的年代，一切秩序都被破坏，一切坚硬的都烟消云散。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非国家治理的唯一目标，它从来被置于稳固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两大前提之下，因此，有着高于经济发展的“人为计划性”和别于他国的中国特色。
规模效应——庞大的人口规模为中国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红利，这使得每一个产业的进入者都有机会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核心竞争力。“巨国效应”及规模可能形成的势能，无论是产能、消费力，还是资本能力，往往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模式突变。
“这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人，他们被允许对其未来做出真正的选择。”《时代》周刊曾用这样的口吻描述当代中国人，换而言之，这也应该是四十年改革的最大成就。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
在袁隆平身上，一切价值都还原为时间，而时间演绎出种种的苦难、不堪与执着，然后与一个动荡而宏大的时代“杂交”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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