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完稿于1976年，几经波折于1981年在美国出版，随后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行，是美籍华裔史学家黄仁宇（1918-2000）“大”历史观写史中最具知名度的一部代表作。
所谓“大”历史观，作者解释是从技术角度看历史，而以道德（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代替技术、法律几乎是明朝一切问题的症结。大历史着眼于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个人的力量即便是天子的意志也无从左右。
本书的大男主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0），即明神宗，在位48年，属实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帝王。在他死去24年后，大明王朝颓然覆灭。
万历的统治被认为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仁宇的态度也是如此，只是更具“人情味”，他并没有一味地批判这位王朝最高执政者的软弱无能，他知道万历实质不过是封建制度所需的产物，他的意志从来不属于他个人。
从前是张居正、冯保替他做一切决定，亲政后又不断掣肘于文官集团。小到去远一点的皇陵视察，大到立自己最爱的女人郑妃的儿子为太子，万历统统做不到。他除了是九五至尊还应当是万民的道德楷模，独独不是他自己。
年轻的万历皇帝很快明白了这一点，但由于他自幼便在张居正和母后李氏严厉的管教下长大，在经年不辍的儒学经筵讲习中熏陶长大，他没有反抗的能力甚乎勇气，只好采取懈怠、轻慢的态度对待他的工作，以打太极的方式敷衍啰嗦多事的文臣。
而当他一旦看清楚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文官大臣，并非一心为国家社稷，也有个人私心贪欲时，他就想起父亲为他取名“钧”字说过的话：“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万历开始领悟自太祖以来驾驭臣民之术在于制衡与中庸。由文官压制武官，东厂锦衣卫监视群臣，宦官不干外政，后宫内戚无实权。这些规定如同道德法规一般不容置疑，也就使万历罢朝二十八年仍旧掌握朝堂大小事，不动摇国体。
万历的觉悟是从张居正倒台的那一刻开始的。
明朝自朱元璋废除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始设内阁，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张居正初为东阁大学士，而后任内阁首辅，辅佐新皇，为天子师。在他担任内阁首辅的十年里，辅佐万历进行改革，在财政上实行一条鞭法，丈量全国土地，充实国库；在吏治上实行“考成法”，裁撤冗官，整顿吏治；在军事上，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北关，凌云翼、殷正茂平定西南叛乱。由于万历皇帝的励精图治与全力支持，改革取得了成效，整个王朝面貌焕然一新。史称张居正改革，又称万历中兴。
张居正（1525-1582）病逝后，朝野上下开始了对张居正及其门下的清算。放在今天看来，张居正应当是具有领导型人格的独裁者，他态度坚决、手腕强硬，对付与其作对的官员更是从不手软，且“一条鞭法”的实施实质上损害了封建大地主们的根本利益。
树倒猢狲散，张居正本人死后被抄家，张居正扶植的人才统统不能幸免，改革心血付之东流。这与万历的态度转变是分不开的，当他恍然发现张居正，这个自己一向尊崇敬畏的老师，并不是一个道德完美者，却处处以道德绑架自己的意志。万历的内心信仰一朝崩塌，他对张居正的感情无疑是复杂的，但在清除张居正同党这件事上他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坚定与强势，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张居正的阴影真正成人。
这其中包括张居正一手提拔的抗倭名将戚继光，而继任者申时行因为自身调停者的性格，与万历站在同一阵营的立场，虽不免屡遭文官集团攻讦，到底还是保全了名节，不曾受到牵连。
《万历十五年》英译本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
黄仁宇是“华裔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法国年鉴派学术代表人物。他的学术特点在于对历史的宏观把握，虽然从一人一事入手，从一个年份说起，所要说明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是整个历史的关键所在。在对于人物历史活动的叙述中，他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不放过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那些本来被史学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摘选自商传《<万历十五年>与晚明时代》）
万历十五年的确没有什么可供记载的大事发生，如果说有，大概是文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在这一年相继逝世，思想家李贽突然剃发，专心宣传“异端”思想。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虽萌芽于明中晚期却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失去了与世界潮流汇合的先机，本质上与封建统治维护小农经济有关。那么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改革的意图必然是失败的，只不过万历曾经面临一个力挽狂澜的机会，他错失了，加速了帝国的衰亡而已。
《万历十五年》讲了些什么，作者自己给我们总结了：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则身败而兼名裂。”
有些人批评黄仁宇这本书既不像历史也不像论文，倒是更像文学作品。也有人钦佩他切入历史的角度新奇。历史它本身就在那里，黄仁宇或许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史料或新鲜的见解，然而看待历史的角度独到，语言精准蕴藉，这也是我推荐大家读一读此书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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