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彦坡
历史上的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并无重大事件发生。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里说大明帝国当年“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然而，祥和一片的背后往往是暗流涌动。就是在这一年，一个名叫努尔哈赤的小酋长正在为统一部族而血腥征战。
其实何止万历十五年这一年，除去帝国初建和灭亡的几十年多事之秋，大明王朝似乎一直处于这种表面祥和一片、背后暗流涌动的状态。《万历十五年》以这一年命名，可能就是想隐喻大明帝国所处的这种状态，并不是只想介绍这一年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万历十五年》的时间跨度涵盖了整个万历年间，对明朝初、末期亦有涉及，它以几个关键人物为主线分析了明帝国的管理等方方面面，这一本书几乎道尽了大明帝国所有的荣耀与悲哀。看了《万历十五年》，感慨颇多，暂且记录一二，也算不枉一读此书吧。
一、颇有民主味道的管理体系
明朝的管理体系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中的一股清流，除却朱元璋、朱棣等个别猛人当皇帝的时间外，帝国的权利在大部分时期并未被皇帝独占。文官集团在明帝国权势极大，很多时期甚至有超过皇权之嫌。
大明帝国存在一个名为“内阁”的机构，有权“封还”皇帝诏书，权利之大，与现代民主国家的议会、国会、人大相近，而内阁的首辅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首相、总理。当然在那个年代，内阁的首辅、次辅及其他成员都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皇帝有权直接任命或者根据官员们的举荐任命。
皇帝们当然更想直接任命自己喜欢的人当内阁首辅，但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骨气尚存，几乎没有知识分子愿意接受被皇帝直接任命这样“不体面”的事情。因此，内阁是由官员们举荐产生的，很多时候内阁首辅也并不是皇帝最信任和喜欢的官员，似乎也颇具“民主”味道。
遗憾的是，明朝的“民主”制度不仅未让中国提前进入现代国家之列，而且终明一代，帝国的国力尤其是军力也未能比肩汉唐之强。朱棣之后，明朝在对外关系上似乎一直都处于守势，北方边境屡被游牧民族骚扰，东南沿海频遭倭寇祸乱，连帝国首都也多次被兵临城下。
帝国为何如此孱弱？重文轻武是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明帝国的大部分时期，无论皇帝、文臣，还是武将都算循规蹈矩，谁也不敢太过造次。中国历代王朝从未产生过一套明确、严谨、公正的法律，明朝也不例外，明帝国君臣们循的规、蹈的矩当然不是法律，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四书五经们。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中庸、无为而治、淡泊名利（尤其是利），明帝国的文人们以此理念治国，不求千秋伟业，但求祥和一片，国力、军力孱弱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治国理念当然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它确实消除了国家动乱的一些根源，对于普通民众未尝不是好事。例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可能更愿意生活于国力平平的明朝万历年间，而非国威赫赫的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时期中原人口减少约50%）。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不重视自然科学、轻视商业的弊病确实制约了国力发展。《万历十五年》里说，明朝的税率并不高，远低于同时期的日本和英国，但帝国人民仍然多接近赤贫，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管理的低效导致的生产力低下。
明朝文人主政的“民主”制度的确未让帝国蒸蒸日上、国运昌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制度导致了帝国国力、军力的孱弱，但绝对不是明朝覆灭的原因。治理明帝国的文人们并也不愚蠢，他们比我们现代人中的大部分都要聪明很多。
这些文人们很清楚他们治下的军队战力不强，这甚至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他们其实就希望军队处于一种即不足以犯上作乱又能抵御外侮、平定叛乱的状态，事实上，大部分时候这一目标也实现了。
东南沿海倭寇终被荡平，北方边境游牧民族骚扰也渐渐化解，帝国虽然看似步履蹒跚，但也一直坚定地走着。若这种制度一直持续下去，明朝可能仍会灭亡，但不可能亡于揭竿而起的农民或文明程度更低的游牧民族。
明朝的文官集团甚至整个文人群体在明朝灭亡之际的确有诸多令人不齿的丑陋表现，但灭国的责任归咎于文官甚至文人并无太多道理。明朝覆灭前夕，文官集团已不足以制衡皇权，志大才疏的崇祯皇帝才是主因。
就治国能力而言，那些在与同僚竞争与合作中爬上权利巅峰的官员（不管是文官、武将甚或太监）大概率地强于靠血统上位的皇帝。努尔哈赤、李自成们的刀锋并不比也先们更犀利，他们能收割崇祯帝，但一定会败于于谦、张居正们，也未必能耗得过申时行甚至魏忠贤们。
二、精致牢笼里的皇帝
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给了文人们施展才学与抱负的机会，他们之中的学而优则仕者成了帝国的文臣甚至武将，至少在万历时期，他们拥有着可以制衡皇帝的巨大权利。大权在握的文臣们似乎并未因此对帝国皇帝有太多迁就。
不管这些饱读圣贤书的文人们自己有没有做到圣贤教导的“存天理，灭人欲”，他们似乎都觉得帝国皇帝应该做到，他们用传说中的古代圣君的言行准则、儒家圣贤的明理格言精心编织了一个牢笼，他们希望他们的皇帝乖乖地进入这个牢笼，成为一代圣君。
万历皇帝继位时尚是不满十岁孩童，他没有理由也没有力量拒绝进入张居正——这个帝国的实际掌权者兼他的老师——为他编织的牢笼。张居正是伟大的改革家、政治家，但绝对不是伟大的教育家，他对皇帝的教育模式简单粗暴，过程中不乏嘲讽与奚落。
万历皇帝对他的张老师又敬又怕又恨，而随着他年龄渐长，逐渐了解到一向以节俭克己教育他的张老师自己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时，他的恨意也与时俱增。张居正去世后的几年，万历皇帝恣意地宣泄着他对这位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张老师的恨意，宣泄之时，他可能也会有种冲出牢笼的畅快感。
自认冲出牢笼的万历皇帝一时意气风发，勤政爱民，乐意在祭祀等重大活动中抛头露面，大有成为一代圣君之势。但是，他很快发现，虽然世上已无严师张居正，但试图禁锢他的牢笼并未消失。天下文人对他的批评与指责纷至沓来，其中不乏无中生有、夸大其词、讪君卖直，甚至粗俗粗暴。皇帝震怒，却也无可奈何，他的心腹臣工们以种种方式劝他息事宁人，他自己也并不想做一个暴君。
在与牢笼的编织者们几经较量后，万历皇帝知道想冲破那个牢笼并非易事。万历皇帝应该算是心地善良之人，他虽然不甘心被囚禁，但明显也不想与他的臣工们争得鱼死网破。他选择用消极怠工的方式向牢笼编织者们表达不满，加之身体健康方面的缘故，他开始不上朝，也不愿在重大典礼上露面。
他不上朝的时间之长，空前绝后，常被后人拿来作为证明他昏聩的证据。但是，若了解一下那个时期的历史，不难发现，皇帝上朝实在是一个无甚意义且劳民伤财的仪式，万历皇帝不上朝于国于民并无太大危害。
万历皇帝最终还是住进了文人们为他编织的精致牢笼。对皇帝本人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悲剧，他不可能有机会像秦皇汉武那样大干一番并名垂青史；但是，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谁能保证他的才能真能支撑起他的雄心呢？大干一番的后果有可能成就秦皇汉武那样的伟业，也不无可能成为另一版本的宋徽宗或明思宗。同样道理，对于明帝国而言，把皇帝锁入牢笼也是喜忧参半，某种意义上讲，喜大于忧，帝国在那个时期的表现似乎也能印证这一点。
三、满口仁义道德的文臣
若用满口仁义道德评价一个人，肯定会引起被评价者的不适，因为这听起来颇含贬义。但细究起来，这应该算是个中性的评价，虽然狡诈伪善的小人通常都满口仁义道德，但心口如一的圣人先哲们何尝不也是满口仁义道德呢？
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强调仁义道德，明朝的文人、文臣们从小接受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教育，万历年间的他们更是用仁义道德“禁锢”了皇帝，当然也不得不为自己塑造一个仁义道德的表象，因此，满口仁义道德自然也成了那个时期文人、文臣的标配。
将帝国皇帝锁入“牢笼”的明代文人、文臣们当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相互之间的口诛笔伐在所难免，在无明确的法律文书作为裁决依据的明朝，争论与斗争的双方往往披着高尚的道德外衣，攻讦对手的不道德。这种道德之争即使在今天通常也会旷日持久且是非难辨，所以，明帝国管理上的低效很大程度上与文臣们的道德之争有关。
《万历十五年》用三个章节分别对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三个文臣进行了重点介绍，作者选的这三个典型很有意思，如同那个时期的其他文臣，这三个人当然也都是满口仁义道德，但他们三人不仅在才能、政绩、名声等诸多方面差距极大，而且在个人私德修养（或者说是对仁义道德的理解）上也极其不同。
张居正和申时行都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进士出身，都做过万历皇帝的老师，也都担任过内阁首辅。但是，两人的处事风格截然不同。张居正是权臣，做内阁首辅时几乎大权独揽，处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革除了明帝国不少弊病，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能臣，当然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同僚。
申时行出任内阁首辅时，恰逢万历皇帝意气风发意图一番作为之时，针对张居正的清算也仍在进行之中，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和他自身的性格都让他处事低调，恪守中庸，在皇帝和群臣中多充当和事佬角色。
张居正是严师，他严厉地管教他的皇帝学生，对学生的道德修为当然也有极高的要求，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像传说中的圣君一样克己节俭；张居正也是严相，作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勇于革除一些官场陋习，严格约束文武百官。
如果他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传说中德才兼备的历史名臣靠拢，克己节俭，可能万历皇帝对他的恨意会少一些，他的名声可能也会更美好一些。但是，张居正不是这样的人，他谙熟官场潜规则，他对奢华私生活的热爱可能也不亚于他对帝国的热爱。《万历十五年》对张居正贪腐的描述尚算谨慎，只是采信了史料中关于他收受钱财的记载，对于他接受戚继光馈赠的美女一事仅仅提及并未确信。
不管张居正为大明帝国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可以肯定的是，他绝非两袖清风的廉洁之官，这也让后世的理想主义者们扼腕叹息。理想主义者们往往希望看到完美的英雄，但完美的英雄实在太难出现。试想，若张居正如理想主义者所愿，克己奉公，像海瑞一样坚决与官场潜规则作斗争，他可能根本无机会爬到权利之巅，更无机会为大明帝国掌舵。
但若仅凭贪腐就说张居正私德不修，似乎也过分了点。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之后，几乎独揽了帝国的权利，并与戚继光等将领私交深厚，其势力足以代明自立，但他并未逾越君臣之界，恪守了作为臣子的大德。
无论是对于皇帝还是对于同僚，申时行都比张居正和缓的得多。更为难得的是，申时行承认人尤其是官员们具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当然就是文人、文官们持续宣扬的仁义道德，而“阴”的一面就是人的私心私欲。洞悉人性的申时行用“阳”把握帝国大局、梳理官场、调和君臣关系，对于同僚的“阴”也持有相当的宽容。
这种阴阳之道听起来就有首鼠两端、自相矛盾的感觉，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很多文人、文官们的猛烈批评，但是刚刚经历过张居正严格约束的文官们更多的还是从内心深处拥护申时行的为政之道的，申时行能够善终与此也有莫大关系。
海瑞一生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心口如一、嫉恶如仇，崇高的私德几乎满足了理想主义者的所有期望。海瑞是道德的楷模、不折不扣的好人、值得尊重的君子，但他不是好学生，也很难称得上好官。海瑞会试屡试不中，最后“学位”仍为举人，与张居正、申时行等“学霸”相比，只能屈居差等生之列。
官场中的海瑞仅以节俭廉洁著称，并未表现出杰出的管理才能。海瑞无视国家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建议皇帝恢复朱元璋时期的严刑峻法，在处理民间诉讼采用“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的道德评判，而他纠结于几张办公用纸的节俭对于国家与民族实在也谈不上很大的贡献。
狭隘的格局和偏执的性格决定了海瑞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真正意义的好官，职务越高，他能力和性格上的缺陷就越凸显。海瑞从未进入过帝国的权利中心，这无论是对于明帝国还是他本人其实都是一种幸运。
一个管理能力泛泛、智商平平且不善也不齿于溜须拍马之人能够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高级官员（二品大员），这在人类历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绝对称得上极为罕见。是极其重视道德——至少是表面上——的明朝官场给海瑞提供了机会，海瑞能够在官场立足并跌跌撞撞地攀升，靠的是他无可挑剔的道德。
海瑞的品德配得上百世流芳、万人景仰，然而，如此至善之人却也未必是人们愿意亲近之人。徐阶救过海瑞的命，但海瑞在处理徐阶贪腐案时能够做到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清廉的海瑞当然不可能造福家人，他的两任妻子被他休掉，一个妾自杀而死。
每一件事情，海瑞可能都有不得不为甚至正义凛然的理由，不如此有违他崇高的道德。但无论如何，海瑞的作为一定还是伤害到了亲近他的人。人至察则无友，这似乎也是性格偏执的好人们共同的悲哀！
张居正、申时行和海瑞的人生经历似乎也能说明一个道理：不懂变通与妥协者难成大事！海瑞与所处的时代激烈抗争，却找不到一个和他同样“完美”的盟友，目之所及皆为敌人，这种纯洁无瑕的理想可歌可泣，但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
申时行的变通与妥协精神自不必多说，即使是权相张居正也极善妥协。当北方边将们争抢本属戚继光（张的亲信）的军功时，张居正选择了息事宁人并劝诫戚继光；张居正深知明朝官俸不足以让官员们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他能够宽容官场的一些潜规则；他的一些改革举措其实也都是经过了诸多妥协。所以，张居正、申时行们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而海瑞不能。
明朝文臣、文人们在历史上没有收获到美好的名声，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在王朝强盛时期勇于挑战皇权的人们，在灭国之际面对异族和叛军突然怂了，他们大批量地投降，以身殉国者的比例并不高于其它朝代。
粗暴地诟病这些文人的虚伪能够带给评判者酣畅的快感，但是这些怀有道德优越感的评判者明显忽略了屠刀的威慑力。舍身处地，我们凭什么要求这些文弱书生们与如狼似虎的异族兵士以命相搏？难道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如果我们无法指责他们这一点，我们还能指责什么？指责他们挑战了自己的皇帝？他们应该像后世的文人们一样对权势摇尾乞怜才不虚伪？如果这么想，我们就不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是“以百步笑五十步”了！“以五十步笑百步”是无知，“以百步笑五十步”是无耻。
四、孤独的良将
在“抑武”的大氛围下，武将们社会地位不高，也难有一番作为，对于有能力、有追求的武将而言，明朝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但对于那些胸无大志的平庸武将，这算是个不错的时代，他们可以吃空饷、劳役士卒，又无需太过担忧自己的身家性命。
大明立国越久，“抑武”的氛围越浓，与之相伴的是，武将群体中的平庸者越多、优秀者越少。嘉靖年间，倭寇们往往视数十倍于他们的官兵为无物，在东南沿海恣意祸乱，一度将刀锋刺到帝国的另一个首都——南京，武将群体中的平庸者之多、优秀者之少可见一斑。
戚继光是优秀的将领，即使放在将星璀璨的明朝前期，他的光芒也难被淹没，在武将群体整体平庸的明朝中后期，戚继光更显出类拔萃，《万历十五年》称他为孤独的将领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戚继光是全面的军事天才，他的伟大不仅仅体现在他在两军对垒时的杀伐决断，更体现在他在军士操练、军事理论、兵器制造以及工事构筑等方面的建树。更为难得的是，他还能吟诗作赋，书法也很漂亮。
戚继光用他的天才为帝国锻造了一支精兵——戚家军，这支精兵剿灭了祸患东南的倭寇，而后移师北方继续守卫帝国。一南一北，对手变换，富有创新精神的戚继光也变换了拒敌之策。在东南沿海，戚继光创造了“鸳鸯阵”，打残了来自海上的倭寇；在北方，戚继光又创造出“车阵”，以应对马上的敌人。
历史没有给予戚继光验证“车阵”的机会，戚继光镇守蓟门时，蒙古军队虽然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南下，但尚未与戚家军接触便打道回府。有人说是戚家军的军威震慑了敌军，是否属实难以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蒙古人在戚继光镇守蓟门期间很安分。
戚继光创造出“车阵”未经历过游牧民族马队的真实考验，这不得不说是军事史上的一种遗憾。对于戚继光的“车阵”，后世之人也褒贬不一。褒之者的看法暂且不表，贬之者多认为“车阵”太过防守，而且防守方式僵化，难以应对骑兵灵活机动的攻击。我想，若以同样的理论分析戚继光的“鸳鸯阵”，可能也能得到类似的结论，但“鸳鸯阵”的战绩足以让怀疑者闭嘴。
历史没有详细记载“鸳鸯阵”形成的详细过程，但按照常理推断，这个阵法不可能仅仅源于戚继光脑子里的灵光乍现，更可能是戚继光在利用实战经验不断修正的结果。同样道理，若经历实战，戚继光的“车阵”也会在不断修正中完善。因此，贬之者的推断过于武断。
戚继光是文化素养极高的文人，他把自己军事思想著作成书。与《孙子兵法》这些古代兵书相比，戚继光著述的《练兵纪实》《莅戎要略》《武备新书》更为朴实，更具可操作性。古代兵书是常人难以理解的“道”，戚继光的著述则是易于掌握的“术”。军事天才戚继光不可复制，但利用戚继光之“术”复制戚家军是可能的。
遗憾的是，戚继光的“术”并未得到明帝国朝廷的重视和推广，戚家军不但没有被复制，其本身在戚继光失势后也屡遭排挤，最终因兵饷问题被朝廷诱杀，可悲可叹！明代末期，后金军队几次如入无人之境般穿过蓟门侵扰京师，不知道那时的帝国君臣是否怀念过曾经镇守蓟门的戚继光和戚家军。
人们通常希望心中英雄的道德品行亦纯洁无瑕，如果事实不是这样，人们更愿意有选择地忽略一些事实。戚继光是大英雄，但他不是完人，据史书记载，他向张居正这些朝廷大员们行贿过。出于对英雄的尊重，人们常常无视这些记载。
但是，忽略了这些记载，我们所了解到的也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英雄，我们替英雄们掩盖“污点”的同时可能也会掩盖英雄们的一些独特光芒。处非常之时，非常之人方能行非常之事。若戚继光如道德模范海瑞那样行事，他如何能为戚家军士卒争取到三倍于普通士卒的饷银？如何能为帝国锻造出一支虎狼之师？这样看来，戚继光行贿自污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种为促成大事的妥协？
不得不说，实干家与理想主义者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他们有妥协精神。和张居正一样，戚继光也是实干家，在许多方面都能看到他妥协的影子。行贿是对官场潜规则的妥协，他的“鸳鸯阵”和“车阵”也是对当时武器制造水平、兵员素质的一种妥协。
戚继光深知火器的威力，倡导统一火器制式、提高火器的制造水平，但这根据不是他一个武将能够左右的。所以，在火器性能不稳定的当时，他的“鸳鸯阵”和“车阵”均未对之有过多依赖，而是尽量通过冷兵器的配合提升战力。
《万历十五年》还提到了俞大猷、李成梁等名将。俞大猷的英勇善战在与剿倭战事中展现，而希望朝廷支持建立海军的提议也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虽然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与戚继光一样，俞大猷的晚境也颇为凄凉，屡遭弹劾，郁郁而终。
相比之下，李成梁可谓一生风光，他在东北边境战功赫赫，死后他的军队又被儿子们继续掌控，这样的“子承父军”在明帝国并不多见。李成梁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但他似乎缺乏戚继光、俞大猷的文化素养与远见卓识，他未能将他的军事思想以文字传于后世，也未能认清努尔哈赤们的野心和力量。
我们不应该随意推断一个为帝国国防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具有“养寇自重”的主观意图，但客观上看，努尔哈赤成长壮大的过程里确实有李成梁家族支持的影子。当然，如果我们认为李成梁怀有“养寇自重”之私心，那么也就可以认为他比戚继光和俞大猷更有“远见”了，只不过，这个“远见”不是为了帝国。
自从“国家”这种组织诞生以来，军队一直让统治阶层又爱又恨，因此，掌兵将领们生活于猜忌之中也就顺理成章了。“抑武”不是明朝的首创或独创，但明朝似乎是历代王朝中做得最成功的。在这方面，皇帝和文官集团的思想一致，他们共同努力，成功限制住了掌兵的将领们。从朱元璋坐稳江山到崇祯煤山上吊，近三百年里，明帝国没产生过一个独霸一方的武将。
皇帝和文官集团“抑武”的策略繁多复杂，但归根结底可概括为“平衡”二字，包括兵员数量和战斗力两方面的平衡。数量平衡易于理解和操作，此处不予赘述，仅说说战斗力方面的平衡。让各支军队战力平衡，无外乎提升弱旅的战力或者降低劲旅的战力两种途径。
平心而论，皇帝和文官集团可能更希望前者，但是，前者的实现成本远大于后者。毕竟让一支普通军队变成戚家军难，但把戚家军变成普通军队就容易多了。当皇帝和文官集团不得不选择后者时，军队战力下滑、武将群体平庸化就不可避免了，戚继光们也就越来越孤独了。
五、苦苦求索的思想家
思想家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杰出文人，他们熟读经典，却不被其禁锢，思想、观点常常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独树一帜又自成体系，对后人产生极大影响。开放、宽容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培养人独立思考的精神，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越多，思想家的出现概率也就越高。
思想家，尤其是优秀的思想家，的出现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开放与宽容程度。春秋时期无疑是中国最为开放的时代，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等一大批思想家。在这之后，随着儒家独大和集权政体的加强，别说思想家，就是具有独立思考的文人也越来越少。
现代有所谓的文人把明朝称为最黑暗最野蛮的朝代，这若不是他们在故意哗众取宠，就是他们自身缺乏判断。仅从统治阶层对不同思想的宽容上看，明朝大大优于紧随其后的清朝。明代没有清代的文字狱，文人们通常不用担心因文获罪，即使如李贽般离经叛道的文人也无需为自己的性命担心。
所以，明代还是出现了一些影响后世的优秀思想家，如王守仁、李贽等。而终清一代，因文获死之人不计其数，优秀的思想家一个没有。如此悬殊，若还说明朝是最黑暗的时代简直是荒谬至极。
明朝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野蛮的时代，但仅仅不是“最”而已，对思想家而言，这是个如春秋般的大好时代。儒家文化在明代依然占据绝对的正统地位，对正统的毫厘之偏都会招来卫道士们的文诛笔伐，甚至有时还会招来官方的制裁。所以，无论王守仁还是李贽都难讨当时文人与统治者的欢心。
王守仁从未主动宣扬过对儒家文化的批评，其本人文韬武略兼备，屡立战功，受到的抵制与批判较少。但是，统治阶层和卫道士们还是敏锐地发现了他的学说与程朱理学的分歧，并不喜欢这个有大才亦有大功的思想家，王终其一生都未进入帝国的权利中枢与这个不无关系。
李贽的思想更为激进，主动站在了孔孟传统儒学的对立面，对儒家倡导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虚伪到底等大加挞伐，主张革故鼎新。显然，统治阶层和卫道士们对李贽的厌恶和痛恨更深。
思想家李贽本人也在极度矛盾中苦苦求索，一方面他接受官员们的收留与馈赠，算是传统儒学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他又不齿于官场的纲常伦理、贪污腐败。李贽与收留他的官员也常有思想上的交锋，这种交锋有时也会让二者撕破脸皮。
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明代，李贽的思想得到了一定的社会认可，他的拥趸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女性，晚年的他俨然成为社会名流。当然，无论李贽的拥趸如何增长，与反对者的数量相比都微乎其微。
李贽与日俱增的声望也在不断地消耗着其反对者们的耐心，在反对者们的指控下，李贽在万历三十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七十六岁的李贽在狱中以剃发为名，夺下理发师的剃刀割喉自杀。没有任何史料显示李贽在狱中受到过虐待，而关于他自杀过程的记载似乎还能说明他受到的优待。显然，李贽的自杀与狱卒的虐待无任何关系，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他内心的矛盾与迷惘。
六、大明帝国的荣耀与悲哀
行文至此，还是简单总结一下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大明帝国吧。大明帝国享国近三百年，是唯一一个将异族统治者逐出中原而立国的大一统王朝，是唯一一个靠北伐统一全境的大一统王朝，是唯一一个由赤贫农民开创的王朝，也是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
明帝国皇帝中不乏残暴、平庸乃至昏庸之人，但似乎并无贪生怕死之辈。首都北京处于游牧民族的攻击前沿，历经兵险，但历任皇帝似乎也未想过把寝宫搬回更安全的南京；且不说朱元璋、朱棣这些沙场老手，就是深宫出生的正德皇帝也曾上阵杀敌，并亲斩敌军；面对外敌，对内部臣子颇多迁就的皇帝们从未屈膝，兵败之后，建文帝自焚、崇祯帝上吊、隆武帝绝食、绍武帝上吊，有如此血性皇室的仅明一朝。
大明帝国不乏贤臣名将，不乏血性之君，即使是在即将灭国之际，大明朝廷似乎也是人才济济。明朝政治相对开明，优秀的文人得以进入帝国的权利核心，将中国传统文化用于治国，文治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
明帝国的军队驱逐了祸乱过整个欧亚大陆的蒙元，击败了丰臣秀吉治下的日本，在局部冲突中击败过葡萄牙、荷兰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武功之盛，也许无法比肩汉唐，但似乎也强于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
大明帝国的荣耀数之不尽，当然，荣耀背后的污秽亦罄竹难书，帝国管理效率低下、制度式腐败盛行、重农轻商、不重视自然科学、得利集团日益庞大。明帝国最终灭亡并不奇怪，但不得不说它的灭亡方式还是有点让人感慨。
直接收割大明帝国的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最终接替明朝定鼎天下的是满清。即使对于灭国前夕的明帝国，农民起义军和满清都不算是强大的敌人。三方角逐之时，李自成也好，皇太极也好，都没有奢望过当上中原王朝的皇帝。
遗憾的是，志大才疏的崇祯帝将一把好牌打得稀烂，硬生生地将李自成、皇太极推上了皇位。崇祯帝有血性、有志向，也具备律己、勤俭等优秀品质，但他不是个好皇帝，甚至也很难算得上好人，对于文臣武将，他既无驾驭之道亦无仁爱宽容之心。
明代的文臣武将们在灭国前夕的表现可谓麻木与不忠，不愿捐款招募军队、大批量投降，除了源于人性深处的自私外，也与崇祯帝未善待文臣武将有关。在崇祯帝的“恶治”下，文臣武将们也希望有所改变，改朝换代就是个改变的机会。
遗憾的是，无论是李自成的“大顺”还是皇太极的“大清”取代“大明”，都未将“坏”变成“好”，而是变得“更坏”。大顺军队入城后对北京城大肆烧掠，投降的明代旧臣根本无力自保，多被屠戮；投降大清的吴三桂们虽显赫一时，但在新主子坐稳江山后，多数也被杀或下狱，鲜有好的下场。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清代明也很难谈得上是一种进步。清代明后，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文字狱大行其道。屠刀威胁之下，文人的风骨尽失，再无人敢以古人先哲之名挑战皇权，歌功颂德以邀圣宠之徒日益增多。新帝国的官员们对统治者自称“奴才”而不是“臣”，一两个字的变迁背后是人格尊严的丧失。
缺少文化底蕴的清代统治阶层以更黑暗、更封闭的方式管理这个庞大国家，两百多年后，面对葡萄牙、日本这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入侵，看似强大的清帝国一触即溃，表现之差远远过于它的前朝。明帝国灭亡并不意外，中国传统文化失败也不意外，但输给了更为落后和野蛮的文化确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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