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的故事
第一章
阿德当然有大名，但阿德的大名一年一般只出现十三次，其中十二次出现在工资单上，还有一次出现在年终的表彰会上（阿德没有一年不是先进或劳模）。在公司里大大小小（指年龄），高高低低（指职务）的人都用“阿德师傅”这一称呼叫他。因此，我在这讲他故事时，也就套用他的日常称呼，并为了简约起见，删去后面二个字，以“阿德”称呼之。但要说明一点，这样的称呼并不意味着我对他敢有任何的不敬。不能小看阿德,阿德可是个闯过江，下过洋的人。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人都喜欢跟他交谈，尤其是喜欢听他讲闯江下洋的经历。一待工间休息，总是有人递上一支烟（当然递烟的数量最后是根据阿德讲故事的时间或邀请者衣袋里的烟数量而定的），替他泡来一杯茶，（阿德从不用别人的杯子喝水，总是用跟他黄里透黑的牙齿上那些黑的颜色差不多的那个大搪瓷杯，用很粗的茶叶泡上浓浓的大半杯。）软磨硬泡地缠着他叫他讲自己的故事。但如果按崔永元的标准来说的话，阿德的听众主要热衷于他和他的女人们的故事。而且不厌其烦，即使阿德讲的是重复的故事，他们也兴致勃勃。但不知是因为时间长了记忆有误，还是阿德故意瞎编，他的故事在重复时有时会有细节上甚至枝干上的不同。因此，也时有好事者向他指出今天讲的跟以前不同，阿德总是笑而不答，从不讲到底那次说的才是真的。于是，在他断断续续，顺序错乱且前后不一的自述中，我们得知了阿德的真假难辨的故事：
十五岁时的阿德，已经人高马大，体格伟魄。他的父亲看他已长有一身好力气，就找了一个本家兄弟，叫他带阿德做油漆活。阿德的师傅是有一点本领的油漆匠，能在象小屋一样的大床的前面、后面、左面、右面，有时还包括顶面的木板或木档上画上凤，画上花，画上观音送子之类的画。阿德不会画，或者说他不喜欢画。但阿德除了一身好力气外，脑袋也绝对不笨。他很快懂得了“漆匠不用学，只要漆得薄”的诀窍，凭着他的勤快和聪明，一年后他的师傅就少不得他了，并且带着他（撇下了他的二个师兄），去了离家五、六十里的县城，到一家当时颇有名气的油漆店干活。挣的钱当然比在家的时候要多了点。
油漆店的活杂得很，要漆的东西很多，小的有梳妆盒、幢篮（可以说是现今多层盒的过去式）、马桶之类，大的有二门、三门大橱、五环、七环（环指床的正面顶上的分格，分格板上一般画有梅、兰、竹、菊四君子或龙凤等图案）眠床等物。大件物品的油漆大都是到主人家去干的，因为搬运不便。还有以前大户人家和商家店铺门上的横匾也是要上门干活的，这是因为横匾一般有点重，三尺长、二尺宽的红木横匾就有百来斤重，搬搬也是有点份量的。更主要的是，如果油漆好再挂，在挂的时候磕了碰了掉了一块皮，补上去很难看，也不是个好兆头。阿德就是在油漆盛德堂药店的横匾时摔了下来。从九尺高的地方摔到石板上，当然不会安然无恙，尽管阿德有一身蛮肉，也吃不消这一摔，昏了过去。
他被他师傅招呼的几个同伴抬回了油漆店，盛德堂药店老板倒也古道热肠，也许是有一点过意不去，在阿德摔下来时，亲自给阿德号了脉，并检查了全身筋骨肌肤，说是骨头倒没断。送了一提中药，并表示他会免费提供阿德治伤的所有中药。阿德醒来微睁开眼时，已是第二天的傍晚，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只白皙微胖的女人手端着一碗尚有热气的药汤。而另一只同样白皙微胖的手则握着一只汤匙，正小心翼翼地触碰着他的嘴唇，试图将药汤灌入他的嘴里。这两只手的主人是油漆店老板娘桂花。
桂花一见阿德醒来，连忙放下碗，低下身，用手摸了摸阿德的额头和脸说：“侬（你）醒了，痛否？”阿德尚未完全清醒，但鼻子已飘进了一股胭脂的香味，比油漆味好闻多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睁大眼睛却看到了桂花胸前那白白的一块，还有那深深的乳沟。因为是夏天，衣着单薄，且桂花俯着身子。她的两座峰峦因为倒挂着，似乎比平时更要显山露水。他突然有了一种想触摸它们的yu望。桂花见他并不回答，也不多问，又拿起汤碗，开始给他喂药：“阿德，吃药，勿要动。老中医讲了，骨头没伤，还好。眠床困（睡）几日，慢慢会好嘎。“阿德赶紧顺下眼去，听话的将药汤和桂花的体香全部吞进了肚里。
桂花也很忙，因为店老板——她的老公又去海南进生漆去了。作为老板尤其是一家颇有点口碑的油漆店老板，他老公认为他必须亲自去进货，一是不能买了掺过桐油作假的生漆，这样他的生意会受影响的，二是进货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事，他信不过其他人。所以，去外地进货是他的常事。且因为舟船运输，往来一趟少则半月，多则二十几天，确实也蛮辛苦的。
桂花忙是因为要去跟人家讲价钱。她跟他丈夫多年，知道咋（怎么）跟人家讲价钱。富贵的人家做门面活，可以价钱开高点，小户人家拿来的活价格则要实在点。另外，店里的十几号人也需要她每天派活。还得要弄好这十几个人的饭菜。所以桂花很忙。但桂花再忙，也会抽出时间来照顾阿德的吃药、吃饭、喝水等。善良的桂花想，人家年纪轻轻的来店里干活，跌伤了，万一落个病，那以后咋活。阿拉（我们）咋过意得过去。总之，桂花是个好人，是个好女人。
阿德困在床上，很无聊，两眼整天盯着天花板的木纹，没有人来跟他说话，伙计们（包括他的师傅）是很少来看他的。一是因为他们要干活，二是怕老板娘说他们偷懒，三是他们干完活就要往住的地方去睡。店里是不住伙计的，怕有人吃香烟，失火。阿德能躺在店里养伤，完全是桂花的好心所致，她怕阿德动弹不了，喝水喝药吃饭的事没人料理，就算叫个伙计来服伺，都是男人恐怕也办不好这些事。因此，桂花将院落里的一间侧房整了整，安顿阿德住在了油漆店里。
没过几天，桂花的那个瘸腿老公押船从海南回来。先是听到阿德跌了下来，一下愁眉紧锁。待听说并没大碍后就放下了心。但当桂花说将阿德安置在了侧房，他将刚要呷的茶杯猛然往桌上一放，声音陡然提高：“侬难道勿晓得（知道）店里的规矩，伙计勿好住店里的。侬今朝就叫伊（他）搬出去。”桂花低声说了几句，见说不通老公，只好先去了厨房。
当桂花搬着药汤来到阿德床前时，阿德正瞪大两眼盯着天花板。看到桂花进来，阿德说：“老板娘，侬把阿拉师傅叫来，我有要紧事要跟伊讲。”桂花低着头说：“侬先喝好药，我帮侬去叫。”当阿德的师傅到了，阿德把他听到的老板的话告诉了他，并说他不愿意再住在这里。他师傅知道了咋会事，想想店里的规矩也确实如此，就叫来几个伙计将阿德搬回了原来的住处。
阿德搬到原来住的地方后，老板娘桂花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又担心阿德没人照顾，所以，每天总要抽空来三趟，送来熬好的药汤和烧好的饭菜，有时还有洗干净的衣裤。而这三趟的登门，是阿德每天期待的。药汤、饭菜及干净的衣裤。固然是阿德需要的，但阿德其实更需要的是桂花的细言慰语，近距离看看桂花显山露水的身姿，以及不失时机地闻闻桂花的胭脂和体香的混合味。阿德想，桂花也真是苦命，二十几岁的她嫁给四十几岁的瘸腿，且时常要被他老公骂，每天又要做这么多的事。如果，如果我娶了她这样的老婆就好了，我肯定不会让她干这么多的活。不会骂她一句。每想到这，阿德盯着天花板的眼睛就会闪出了亮亮的光来。
“阿德，介（这么）多日子没汰人（洗澡），侬身上都有气味了。来，我帮侬擦擦嘎。”那天，桂花服伺阿德吃完药后，突然说了这样一句。阿德愣了一下，没出声。桂花端来一盆水，把门掩上，开始仔细地给阿德擦身。桂花是把阿德当作小阿弟看待的，她哪想到这小阿弟倒有了娶她当老婆的念头。所以当阿德一把把桂花抱住时，桂花都没明白是咋回事。然后桂花开始挣扎，但又怕出丑，不敢叫喊，架不住阿德的蛮力（其实阿德身体已恢复得差不多了，只不过贪图闻桂花的胭脂味而不愿起床干活而已），终于在阿德的手忙脚乱中，桂花被征服了，成了阿德的第二个确切地说是第一个女人。桂花真的是个好人，是个好女人。在这种时候，她低声叫的是：“阿德，侬莫乱来，莫乱动，要做病的，侬身体勿会好了咋办？”
阿德是有女人的，他的父亲在他十岁时，用二个袁大头（银元，因正面印有袁世凯的头像而被老百姓叫做袁大头）买了一个童养媳———阿菊。阿菊比阿德小三岁，因人长得瘦小，又不到年龄，所以尚无山水可显。阿德更讨厌她的整天不吭声。虽说他父亲说等阿德过了二十岁生日，给他们成亲，但阿德是不愿理睬她的。当他喝了桂花熬的汤药后，更是认准他要娶的是桂花这样的女人。
我前面说过阿德不笨，不笨的阿德知道买点女人喜欢的东西送给桂花，如香粉、手绢之类。阿德原想买副手镯，但终因铜钿不够而作罢。但他决心无论如何要给这个女人买副手镯，哪怕不把年金带回家，挨父亲一顿打。时光就在阿德经常与桂花忙中偷闲的苟合中，不知不觉地过去，转眼到了腊月二十八。阿德从瘸腿老板的手中接过了白花花的五个袁大头。第二天，阿德兴冲冲跑到珠宝店，用二个袁大头买了一副玉手镯（至于手镯的质地如何，因阿德不懂，我们也不得而知）。他约桂花在吃过年夜饭后，抽空与他会一会。不笨的阿德在那时已经知道象现在的人一样去宾馆开房，当然，凭阿德的财力，他住不起四星级，况且那时也没有星级宾馆，他开的是客来福客栈的一个小房间。
吃完年夜饭。瘸腿老板在阿德的三番五次敬酒中已酩酊大醉，由桂花扶到床上去了。众人忙着回去整理回家的东西都回住处去了，剩下阿德勤快地帮桂花收拾碗筷。
过不了一会，阿德带桂花来到客来福。关上门，二人不免先成就一段好事。事毕，阿德忙不叠地掏出那副玉手镯，递给桂花：“桂花，这是我送侬的，勿要厌嫌。”桂花瞪大了眼睛：“阿德！你昏头了？去买介贵的东西。”阿德一把揽过她说：“桂花，跟我走。我勿会亏待侬的。”桂花一听，忙摇头：“阿德，勿好做嘎。我跟侬的事情，已经对勿起老公，咋好再跑掉。”阿德跟桂花就此争吵了一个时辰，也许二个时辰。总之，最后，阿德将那副手镯砸碎在地上，背着他早已准备好的一个小包裹，怒气冲冲的摔门而去。
几天后，阿德辗转来到十里洋场——上海。他听人说，那里有很多他老家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会走路的站着许多人的房子；比如跟山一样高的房子；比如小山一样大的冒烟的船。阿德既害怕父亲的棍棒，也不愿意回去面对那个一天没三句话的阿菊。他想，反正桂花是不可能做他老婆了，那么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了。无所谓的阿德决心闯闯这江湖，去看看他老家没有的西洋景。活也好，死也好，去了再说。
到了上海，看了几天会走路的房子，山一样高的房子，山一样的船，加上叮铃铛啷响的黄包车，蓝眼睛高鼻梁的西洋人。不笨的阿德思忖，要去找份活干了，否则，真的会客死他乡。于是，他找油漆店问活，但人家一看他那身土气的土布衣，土头土脑的样，没等他说二句就回绝他，并且往往在他转身离开时嘟哝一句：“乡下人。”阿德不得不改变方法。他开始整天晃荡在山一样的船靠着的地方寻活。因为他的老家在海岛，他想，水边的活是他常见的，“没杀过猪，也看过猪跑。”那些活，他应该能做。而且，水边的活大多需要蛮力，他不缺蛮力。
阿德想的没错。那天，他晃到一个码头时，传过来一句乡音：“见匹鬼！跳板也勿搁搁好，咋走？！”循声望去，这是一个瘦黑的四十来岁的男人在嚷嚷。阿德看他们正在将一条木船上的盐包，踏过一上一下抖动的跳板，扛运到码头上。等他们扛完休息时，就凑了上去：“阿伯，侬这里还要人否？”那个瘦黑的老乡看了他一眼：“侬是东海人？”
“是嘎。”
“到上海来作啥？”
“屋里厢穷，来闯闯。”
“小阿第，外面也勿是介好混嘎。”
“阿伯，帮帮忙。”阿德掏出美丽牌香烟，敬上一支。阿德晓得太多他这样的年龄本不应晓得的事情，例如，现在的敬烟。毕竟是老乡，阿德最后由这个瘦黑的男人作保，加入了这支劳动小军。阿德也问清了他的名字——长庚。长庚将阿德带在身边，倒也蛮照顾他，喝酒时不忘给他倒上一碗，干活时也总是先叫他。码头搬运的活虽说每天都有，但不是每天都要这么多人的。因此，作为小工头（现时称领班或主管）的长庚能每次都带上阿德，使他能比别人多赚几个铜板，阿德还是心存感激的。因此，阿德总是想寻机会报答长庚。比如下工后先跑到小店里打上二斤老酒（黄酒），并且坚决不收长庚的钱；比如他汰（洗）衣裳时顺便把长庚的也汰了。
“阿德。”一天晚上长庚凑近阿德：“跟我来。”阿德听话地跟着长庚到了码头边的一块空地。长庚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有时候这二样都靠不住，要靠自己的拳脚。阿德，从今天开始，我教你拳脚。”阿德当然是满心欢喜。
于是阿德跟着长庚,先蹲马步后打旋腿,几个月后,虽远没有练到腾挪翻转自如,但已能把长庚摔个大背包。
长庚说的只能靠拳脚的事,不幸地在不到一年后发生了。那时上海码头分省份有几个由苦力结成的群体,有点势力的是四川帮,湖北帮，最厉害的是安徽帮，也就是刺杀蒋介石的安徽帮老大黄亚樵的原部下,因打群架时每人腰插一把小斧头,也被上海人叫做斧头帮。码头上的活是众僧所抢的粥,免不了要为抢占地盘而时常发生语言争执,最后往往用拳脚交谈.。
当那天安徽帮的人蜂拥而上时,长庚操起扁担,大喊一声:”阿德,吃不消嘎，叫伊拉（他们，即工友们)快走。”阿德招呼工友们快跑,然后倒也毫不含糊,拿起扁担,与长庚站到了一起。二人一个浑身蛮力,一个有点功夫,只听两根扁担“呼,呼,呼。”随之:“哎哟,哎哟。”安徽帮的人暂时退后了几步,长庚猛然一声:”快逃。”二人一转身夺命狂奔。安徽帮的人吃了二人扁担的苦头,也不敢追的很近。二人总算捡回一条命。
命是捡回来了,但以后怎么办？上海的码头是待不下去了。回家种地?闯别的码头?二人都不愿回家,因为现在的回家不要说谈不上衣锦还乡,简直是丧犬回窝了。闯别人的码头？二人势单力薄,到时还得求爷爷拜奶奶,想想也不会有好日子。这时,胆大包天敢把桂花搞到手的阿德又显出了他的英雄本色:“师傅,阿拉下南洋去!”
“下南洋?那可是命掉在哪里都勿晓得的,作了鬼魂,都回不到屋里厢。”
“现时都管勿好,还管鬼魂作啥。”
“侬是小后生,去哪里都无所谓。我屋里厢是有老婆小人的。”
“没钞票,侬也养不了老婆小人，到南洋去几年,发财了也讲勿定。东海老家勿是有交关(很多)下南洋发财回家买地的嘛？”
“唉,阿德，看来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长庚又说:”阿拉跟伊拉(同伴们)去打声招呼,如果有想走的一起走。“
到了住处,众人正惊恐不安地等着他俩。听说要去下南洋,二十几个人中倒也有四个人想同去,其余的人则准备明天就回家另谋生路。
阿德风卷残般云般理好衣服说:”要去就今朝夜里走,免得安徽帮找上来。我先去看看船。”说完就一股风似的没了人影。二个时辰左右,阿德回来:“招商码头那边有条蛮大的外国船,停在江中,吃水蛮深,前二天,它还靠在码头要开的,阿拉到那条船上去吧.”我们不得不佩服阿德的聪明.停在江中的船在守卫上比靠在码头上的要放松,船的吃水线淹没很多,说明该船已装好运回去的货物,马上就会开的。
“阿德,去买点酒和吃的来。”长庚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吩咐道。
“晓得嘎。”阿德应声出门。
不一会,这六个人就在昏暗的路灯下背着吃的喝的换洗的,向招商码头摸索去。
黄浦江水在月光下黑呦呦的,翻着令人恐慌的如鬼火般的磷磷波光.好在这六个人都长大在海边,会水,不怕。
“好咧,阿拉走嘎。”阿德义无返顾地头顶着吃的喝的换洗的,走入黝黑的江水之中.
第二章
阿德他们六人乘着夜月，浑身湿淋淋地爬上这艘小山一样的大船的舷梯，然后又划掉二盒火柴，总算下到了他们
认为比较安全的煤仓，安顿了下来。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远洋货舱，大多还是用蒸汽机作为动力，因此装煤的煤仓很大。“来，阿德，喝酒。”当脱掉湿透的衣服换上一身干的衣服后，长庚递过来瓶白酒。为了尽可能不减少酒精总质量又尽量地减轻重量。阿德在出发前买的是白酒，而不是平时喝的老酒。长庚在递给阿德一瓶白酒的同时，也给其他的人递过去一瓶。因为不好意思多喝,那四人都只抿了两小口就还给了长庚。阿德毫不客气地接过来，二个人就这样盘腿坐在昏暗的煤仓里，没有更多的言语，咕噜咕噜的声音间夹杂着大伙粗重的喘息声，阿德和长庚一边嚼着兰花豆，一边大口大口地吞咽着白酒，渐渐地他们湿淋淋的身子暖了起来，惊恐和不安也开始在他们的意识里慢慢地滋生，长庚禁不住长叹了一声：“唉！不知家里怎么样了？”说完，一声不响地坐在昏暗的角落拿出烟抽了起来，一闪一闪的火影照出长庚紧锁着眉，浑浊的烟雾和着对前景的担忧弥散在漆黑的煤仓,其他四人也没了声响，船舱里死一般地寂静，只有阿德还在大口大口地畅饮,不知道什么时候两个酒瓶都空了，他的意识渐渐模糊,桂花的影子重重叠叠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伸出一只手,想要抓住桂花,可是桂花倏地不见了,眼前只晃荡着一堆又一堆黑色碎块和粉末,于是他就把黑色碎块和粉末当成了自己家的眠床，呼呼睡去。
阿德终于衣锦还乡，他提着满满一包花花绿绿的外国钱去找桂花，阿德准备用钱作代价，给瘸腿老板作为把阿花让给他的补偿。他找到桂花，说了这个意思，但桂花不出声，任凭他怎么说，桂花只是用幽幽的眼光看着他，这眼光里有怜爱、有怨恨、有悲苦、有无奈，但桂花就是不说话。阿德急了，他想去拉桂花的手，突然瘸腿老板不知从哪里蹦了出来，手指着他开口大骂，只听见“叽哩哇啦，叽哩哇啦。”,他一句也没有听明白,阿德想，他大概是气昏头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一股冷水浇到阿德的头上，阿德挣扎着睁开了惺忪的睡眼，首先他看到了比瘸腿老板还要黑得多的一张脸，然后又听到了：“叽哩哇啦”一句。原来是一个外国人在向他嚷嚷。另外还有几个衣衫褴褛的黑皮肤的外国人也在对着他们嚷嚷。不一会，有人领来了一个挂着白围布的花白头发的半老头。这个半老头一看就是中国人。半老头对着他说：“你是跟他们五人一起的吧？”阿德猛地一惊，扫一下四周：“他们五人哪？”
“那五个人已经被赶下船了。”
“啥辰光？”
“船还没开，海关检查的时候。”
“那为啥，我没被人看到。”
“那五人是在货舱里被查到的。”
原来长庚和那四人被煤仓里的煤灰憋得受不了，就想叫阿德一起去货舱，哪知阿德睡得象死猪般,怎么叫都叫不应。他们就商量先一起去了，准备晚上开船后再叫他过去，没曾想，海关对货舱的检查是特别仔细的。他们五人被发现后，海关立即将他们押上岸，交给了巡捕房（旧上海租界里外国人管辖的治安机构）。不过那几个人倒也讲义气，没有供出阿德。也多亏了阿德醉酒不醒，所以逃过了这一劫。当船上的人发现他时已是第二天夜里，船已开到东海洋面，已无法赶他下船。阿德的一生中，有好多次都是酒帮了他的大忙。这是第一次，因此阿德一生嗜酒如命。
那个花白头发的半老头说自己姓陈，山东人。由山东老陈领着，阿德被带到船长面前。那位船长也跟阿德一样，长得身材魁梧。但他的脸与此时的阿德是截然不同的，阿德现在是满脸煤灰，污七八糟一团。而那位船长，高高的刚浆洗好的白领子上托着的是一张白而冷酷的脸，尤其是那双在鹰钩鼻上的冷冷的眼睛，让阿德感到寒风彻骨。山东老陈拉了拉阿德的袖，低声说：“这是马克船长。”马克船长用那冷冷的眼不屑地上下把他扫视了一遍。拿出一块白手帕捂一下鼻子说：“你（指了一下山东老陈）带上他。”这位马克船长用明显生硬的中国话对老陈说。老陈应了一声，赶快拖着他就走了。
“兄弟，先到俺那里吃点饭吧。”山东老陈把阿德带到他工作的厨房，给他一根面包，并盛了一碗土豆汤。阿德也不客气，接过来就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想想也是，反正这么回事了，管他娘怎么样，先吃饱了再说。“这外国佬船长挺凶的，看起来不会让我有好日子过的。”阿德有点忐忑不安边吃边想，但他不肯就此认输，既然已打定了下南洋的主意就决不更改。他转念又想“伊拉又勿会把我杀了的。顶多到一个码头，赶下船，到时再想办法。”山东老陈倒蛮热心，不知从哪里拉来块帆布，在杂物间里整出一块地方铺好，对阿德说：“兄弟，别乱跑，将就着在这里待几天，等船到码头，哥们再整办法闯洋吧。”
算命的说，人的命是好是坏是不能变的，你生下来是这个命，再折腾也是这个命，但运是可以转的，说不定今天是蘑菇运，明天就是桃花运了。我不知道阿德的命是好呢还是不好，因为阿德一生中，难得的好事和难得的倒霉事都让他碰到了。但从阿德的讲述中我得知，阿德的运在那一次是转得比较快的。
船在马六甲海峡航行，靠近赤道，又恰遇印度洋季风停歇，船就像太阳底下暴晒的铁盒，如果盒内装着食物很可能就变质了。这次变质的不是食物，而是在阿德呼呼大睡过的煤舱中工作的两个印度籍的给锅炉加煤的船工。他们被闷热击倒了。马克船长这下抓耳朵了，虽说船上有很多水手，而且象甲板上的水手在整个航行期间是没有多少事做的，他们只在船进港出港时才有较多的事干。但马克船长与其他船长一样，是不太可能叫他们去干加煤的活的，不是因为辛苦，而是因为水手是不屑于干这种船工才干的低等活的。因此，远洋船上船工绝大多数用的都是外籍工人。他们即廉价又听话，当他们不听话时，用拳头作为肢体语言，他们就听话了。当马克船长抓耳朵时山东老陈当然也知道了加煤的印度工人生病的事，因为有两个饭盒已经二餐没人来领了，稍一打听就知道了。从希得曼轮机长的口中，他也得知了马克船长正为此事发愁。于是山东老头觉得拯救阿德这位同胞的机会来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山东老陈是信佛的。虽说阿德尚未到需要别人来救命的地步，但多少下南洋的人连尸骨都还不了乡的事，山东老陈也听闻颇多，信佛的老陈当然要为自己积点德，于是他就去找马克船长，向他推荐了生病船工的替补人选。我不知道是应该阿德感谢老陈，感谢马克船长；还是马克船长应该感谢老陈，感谢阿德。总之，阿德去了煤舱干活，总之，马克船长和阿德都感谢山东老陈的出手相助。
昏暗而又闷热的锅炉舱里，阿德舞动着煤锹，挥汗如雨。尽管跟其他印度籍的加煤的船工无法交谈，但阿德很聪明，他很快像学漆匠一样学会了加煤，当脚一踏开关时，炉门打开，这时煤锹不能把煤一送完事，而是要象扬谷一样把煤泼出一个扇面来，均匀地撒在火堆上面。阿德一心一意的干着这活。阿德明白现在的处境，如果不能保住这份活，到下一个码头被赶下了船，那会更糟糕，因此，他卖力地干着，因此，当轮机长希德曼熊掌般的大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咕噜着：“哥塔，阿尼培塔”时，尽管他听不懂，他知道这是在夸奖他了。
显然希德曼轮机长跟马克船长说了阿德干活不错的事。第二天，山东老陈对阿德说，马克船长叫人安排了睡铺。山东老陈把阿德领了过去。这是一间八平方米的睡舱，一边的舱壁是船的壳体，沿着这边的舱壁排着三个双人睡铺，剩下的也就只够一人行走的窄窄的通道。当二人相向运动时，只能胸脯贴胸脯，或胸脯贴背地侧身而过。舱里弥漫着一股油漆、煤味、体味、有点腥、有点微臭、有点发酸而又浑浊的味。阿德一声也没吭，就把从杂物间拿过来的换洗衣服塞到山东老陈指给他的睡铺上。山东老陈又向他指了指睡铺里小灯的开关，关照被子隔几天要晒一晒等的话语后，嘴里念叨着：“罪过，罪过。”走了。
当阿德去洗澡间冲完凉，打开小灯移上睡铺门，带点幸福感地睡在这三尺宽的床上时，他想，如果再有几斤酒喝，这日子倒也能对付。想起酒，他不免心痛，那天本来还有三瓶白酒的，但当他被山东老陈带着（在阿德看来是押着）从马克船长那里回来拿东西搬到杂物间去时，那三瓶酒找不到了。很可能是那几个印度黑炭（旧上海对皮肤黝黑的印度人的贬称）拿走了。但阿德想又不能去问他们，说话不懂也不敢。
船工的船舱在煤仓的上一层，在水线以下，所以当阿德想着他的酒时，耳朵里听到的是，船壁擦破浪花的声音：哗、哗、哗，和船的引擎（发动机的英译音，旧时人们都这样叫）发出的音低而响的嘈杂声：工、工、工。在这些声音中阿德还听到那几个印度船工有时发出彭、彭、彭的声音，他知道那是印度船工翻身时手碰到睡铺门的声音，也许他们也有烦恼的事，象我一样，睡不着，阿德这样想。但阿德毕竟年轻，且一天铲煤累了，最终还是在印度洋的浪花之中或之下，在这些声音嘈杂中沉沉睡去。
船在印度洋上蹒跚摇晃着前行，阿德也每天摇晃着身子干着他的活，船摇晃是因为印度洋的风浪，阿德的摇晃也不是因为酒醉，而是因为船在摇晃，好在阿德是在海边长大的不会晕船，但不晕船的阿德感到很难受，船上的面包、肉汤他吃不惯，那三明治甜中夹着咸更难吃，更难受的是看着那些水手们开怀地喝着啤酒，小口的呷着血一样的洋酒，阿德只能上下抖动几下喉结，将该死的太多的唾液咽进肚里。还有难受的是，在船上不能自由行走，那天，他想去甲板上透透气，因为睡舱除了没锅炉舱那么多的煤尘，温度没那么高外，也非常闷热。他走上甲板，这时水手们还在吃饭，而阿德因酒瘾难熬，饮食没味，匆匆啃了一根面包就迈腿走到了尾甲板。甲板上空荡荡的，往船尾张望，太阳那张血淋淋的脸就快要淹入印度洋的粼粼波涛中了，几只海鸥扇动翅膀，忽高忽低，忽前忽后地跟着船，不时俯冲向船的尾波中，叼出一条鱼后，囫囵吞下，就象阿德刚才吞咽唾液那样的快速。阿德不免想起了家乡的海上景色，那里没这里的单调乏味，除了船和海鸥，就是海水。家乡的海中，总能看到几座岛屿，看到岛山人家烟囱里冒出的青烟，袅袅地升向天空，好象阿德在戏台上看到的白娘子舞动的长袖，弯弯曲曲很有点味道。家乡的海中也总能看到几叶小舟在海中飘荡，那是近旁岛上的渔民在用网捞鱼虾，换些柴米油盐钱或搞些下饭或下酒的菜。家乡的海水也是这样湛蓝的,但那水中可看到方的圆的扁的不同颜色的石头,水中可看到不同颜色的小鱼来来回回的游着,看到螃蟹傲慢地爬动着.哪有这里的单调,看来看去一个样。正在阿德思绪蔓延的时候,那个总是一付冷脸的马克船长,走到他的面前.“回去!”这个德国佬可能是见阿德未行动,于是过一会又重复了一遍.阿德只得悻悻地回转身,向他闷热的睡舱走去。“什么鬼地方,连走走都不行？”阿德虽说干的一直是苦活,但从未感到如此地单调乏味,有一种要疯掉的感觉。当他颇有点不满地回到睡舱时,看到隔壁船舱那几个印度人在忙忙络络。不一会,船上的广播响起了马克船长那冷冷的声音,又不一会，山东老陈跑来对他说,他隔壁的印度船工死了一个，大家要到甲板上参加印度人的葬礼。当阿德看着浑身裹满白布的死尸被一块木板倾倒到被夕阳染得血一样的海水中时,他不禁泪流满面,而这泪多半是他为自己流的。
第二天,阿德向山东老陈说起了昨天的事,说这个马克船长太坏了，连船舱外走走都不让走.但山东老陈是信佛的,在他的眼里这世上没有坏人,因此他对阿德说,马克船长还不错.阿德尽管不同意山东老陈的说法,但碍于老陈是他的恩人,也就不争辩.山东老陈告诉阿德,这条船名字叫威廉号,航速10节，每天能走200多海哩。这次从上海装了两万多吨的小麦,准备运到德国的不来梅。船队一共有三、四十条船，但因为船有快有慢,所以他们的船与其他船不在一起了,当阿德讲这件事时,我当时怀疑是否记错了,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可是反法西斯阵营之一员,怎么会把自己都很不富裕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交到自己的敌国手里。后来,在一份历史记载中看到,确有此事。因为国民政府与德国长期的良好关系，国民政府的军火除汉阳造步枪是自己生产的外,大多数先进的装备都是向德国购买的。松沪之战中颇有战绩的陈诚的税警团,就是清一色的德国武器。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就是在德国陆军学院装甲专业毕业的。连抗战初期时蒋介石的军事顾问都是德国人。其实,这件事发生于940年，由于德国在1939年遭遇了大旱，民众已被饥饿困扰,当许多国家不肯卖粮食给德国时,倒是与德国处于对立阵营的国民政府,伸出了仁慈之手,同意卖给他们一批粮食,于是包括阿德所在的威廉号的船队一共43艘船从上海装上由重庆政府转运来的粮食欲运往德国各地.但据史书记载,这支船队在北海几遭灭顶之灾,被英国人布设的水雷封锁线绞死了大部分,只有十三,四艘船运抵德国,大部分海葬在北海海域,包括那些船员。但尽管最后运到的是小部分的粮食,但对德国民众来说,已是雪中送炭,能挽救很多人的性命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尚有不少知道这一史实的德国老人对此尚有记忆,因此对那时为数不多的到德国去的我国同胞表示极诚挚的友好态度,说其他国家都见死不救时,是中国人伸出了仁慈的手。我也由此知道,阿德的自述,大多数还是真实的。这天船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阿德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后来知道这些事时,已是在与马克船长亲密无间地对饮着红酒亲密无间地谈天的时候。而当时的情况是，因为已到北海，威廉号所在的轮船公司给威廉号发来了电报,指令威廉号放慢速度,等待其他的船,然后编成队列一起航行。.二战初期,双方的战舰和潜艇对中立国货船一般是不攻击的,即使明知道这艘船装的是援助敌国的战略物资。在德国方面，主要是顾忌得罪美国（美国在二战初期是中立国），后来德国意识到如果不阻止中立国的货船就无法困死英国，于是就由邓尼茨提倡并领导发起潜艇的“狼群”作战,对中立国国的货船也大开杀戒。但英国没有这么多的潜艇，海上力量也不如德国强，为了对德国本土实现航道封锁,除了主要由空中力量来打击德国的船舰外，在北海的黑尔戈兰岛附近布置了大量的水雷，其中大多数是锚雷。当船在水雷的附近经过时自动爆炸,有的装了计数装置,比如在有船经过第13次时爆炸,这有点像非洲马拉河里的鳄鱼在河道中埋伏,你不闯入它的自定的范围,它不会发起攻击。德国货船在通过这一必经的海域时,唯一的办法是排成队列,用船趟雷的办法,力求排在船队后面的船能抵达目的地港，这有点象非洲角马在马塞马拉草原和塞伦盖蒂草原来回迁涉趟过马拉河时的做法,以牺牲个体来保护群体，不同的是,马拉河里鳄鱼的数量大大少于角马的数量，而在北海海域，鳄鱼的数量则大大大于角马的数量。因此,威廉号所在的角马群在此牺牲掉大部分个体也就成了必然的事。威廉号因为吨位大,属于重点保护的对象之一,排在船队的中间靠后一点,当威廉号前方2海里左右传来爆炸的闷闷的声音时,阿德正在闷热的睡铺里躺着,他条件反射似的蹿出了睡舱,象兔子似的蹿到甲板,看到的是一艘五千吨左右的船,正冒着浓浓的黑烟,船头上翘地正在慢慢的下沉.水手们(大约有十五、六个)正忙着放救生艇或忙着爬上救生艇,而其他船并未向挨炸的船靠拢去救它,或是采取例如减速等其它援救行为。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增加自身的危险性。这又有点象角马过河时见到同伴被鳄鱼攻击时作出的反应。其它船所做的事,就是当那些救生艇划到自己附近时,抛出缆绳,将它拖到自己的舷侧,然后救上那些水手而已.但对那些穿着救生衣拼命挥着手拼命叫喊着的远一点的漂浮在海上的人,则置之不理，因为不能冒这个险。船上的人和船上的货其实都是生命,也许一船货抵得人一万条命。阿德当时不能理解这些,他在忿忿的想,这些德国佬真是没人性,见死不救。在他的东海老家,不要说活人,就是海面上漂浮着一首尸体,看到的船也会马上向它靠拢,千方百计把它捞上船。因为他们坚信这是撑船人(东海老家对所有航海人的称呼)必须尽的责任,否则要遭沉船,溺水之类的报应的。而且他们也有朴素的推理,如果是我,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们不能责怪阿德的忿忿,就像我们不能责怪其他的货船见死不救，不能责怪布置水雷和命令布置水雷的人一样,因为这是战争。
威廉号终于平安驶抵不来梅港.阿德也庆幸自已的运气。虽然目睹六、七条船的沉没，(因为有些船是在阿德在煤舱干活时沉没的,所以阿德未看到)，目睹这些船上的人的死亡带给他的巨大震惊,即使在船靠上码头后也难以平复。他不得不思索,还会有这样的死亡航行吗?下次威廉号还能有这样的运气吗?我是该继续在船上谋生还是下船另谋生路?前二个问题阿德找不到答案，但第三个问题很快有了答案。山东老陈向他转述了马克航长的话,因为阿德没有船员证，不能走出码头,除非他敢冒被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逮捕或枪毙的风险。阿德当然不想被关在外国的监狱或把性命掉在外国。他的打算是船再次出发后,找个适当的港口偷跑下船。他认为新加坡港不错,尽管那里码头上的日本兵跟他在家乡或上海见到的日本兵没啥区别，也是一付蛮横的样子。但威廉号在新加坡港补给时,他看到过好几个中国人。既然有中国人,总好说一点。因此,他以此理由继续留在船上。
马克船长在船一靠码头后,即匆匆离去,山东老陈说他的家在法兰克福,他一定是去见他的妻子和儿子了。希德曼轮机长拍拍阿德的肩膀也晃着他那双熊掌走下舷梯，穿过码头,消失在不来梅港的街景中。
山东老陈总算有机会好好招待一下他的同胞了。中午时分,山东老陈拿出三瓶高梁酒,炒了几盘菜,招呼阿德一起喝。阿德忙不迭地先饮了几口,长吁一口气：“:老陈伯,这酒太好了,谢谢。”山东老陈向他端起酒杯说:“兄弟,这酒算不得好，这种兵慌马乱的年头到哪去找好酒。来，俺敬你一杯。我今天吃素,你把这酒、菜吃完。”阿德说一声:“谢谢老陈伯。”一下又喝空一杯。山东老陈因为要上街买东西，也准备顺便给他的同胞买点肥皂之类的日用品,就跟他说一声把酒、菜吃完就下船了。阿德憋了这么多天,酒瘾早就发作好几次了,山东老陈刚一下船他就开始全神贯注地对付这酒和菜。三瓶白酒被阿德认认真真地干掉近二瓶，他不免就有点东西南北难辨了，东西南北难辨的阿德当然也就辨不清他自已的睡舱在哪里了。于是摸进一间摆着长沙发的房间，将身子往那个他以为是眠床的软软的东西上一放，找他的桂花去了。
这一次的醉酒，又给阿德带来了好运气。当他被惊慌失措的山东老陈摇醒，撑身准备起来时，他的手触到了沙发靠背底部凹处的一个硬东西，他拿过来一看，是枚戒指，上面还镶着一颗心型红宝石。山东老陈急急地对他说：“阿德，回你的地方去睡，这里是睡不得的。这是船长他们吃饭的餐厅。别人不好进来的。”阿德将戒指递给山东老陈：“老陈伯，侬看这东西，交关值铜钿嘎，侬要否？”山东老陈拿过来一看：“这是马克船长的，他每天戴在手上的，怎么会在这里？等他回来我去交给他。”山东老陈显然没听懂阿德的家乡话。其实，既使他听懂了，也不可能象阿德那样想占为已有。毕竟他是信佛的人，是不能取不义之财的。不然会遭报应。第二天，阿德正百无聊赖地在甲板上站着看看不来梅港的风景，想想他们以后会遇到什么时，山东老陈找到他说马克船长要见他。
“你叫阿德？”马克船长指了指阿德前几天躺过的东西示意他坐下。阿德看了一眼马克船长的脸，平淡的毫无表情，猜不出是祸还是福。一硬心肠思忖：管他娘的德国佬，大不了赶下船去。也就毫不客气的坐了下去。
“你，来过这里？”马克船长冷冷的脸俯对着阿德。
“是的。”阿德想那又怎么样，就算我睡过这里的床，还能把我头杀了。
“你，好！”马克船长走过来摸了一下阿德的头。
按东海老家的俗习，头是不能随便被别人摸的，阿德轻声骂了一句：“见匹鬼。”
马克船长显然听不懂，他当然听不懂阿德骂人的方言。所以他又从口袋里掏出钱包，从里面捞出所有的花花绿绿的纸币递给阿德：“给你。”这下轮到阿德吃惊了，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因此，他没动也没吭声。山东老陈在一旁开了腔：“阿德，马克船长要感谢你找回戒指。刚才叫我去找你的。”阿德这才反应过来，但他还是不敢去接马克船长手上的外国钞票。山东老陈说：“阿德，这钱不能要的，捡了东西还给人家这是应该的，做好事积德，拿了这钱就不好！”
这时，阿德已经完全想清楚了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山东老陈跟马克船长说是他捡到这枚戒指，所以马克船长要谢他，他想，这也应该，毛估估这枚戒指也值很多铜钿，他当然应该感谢我。明白过来的阿德此时其实很想接过马克船长手中的那叠外国钞票的。但被山东老陈这样一说，他只能好人做到底了：“不用，不用。”他推开了马克船长递在他面前的手，但心里不免痒痒：这钱不知道能换几个袁大头？
马克船长见阿德不肯接受他的钱，显得有点激动，因为他那苍白的脸上此时居然出现了一层红润，按心理专家的说法，我们知道人在激动时会有这一反应。激动的马克船长转身奔向他的睡舱，不到一分钟就拿来了一套白色西装和一件带方格浅咖啡色衫衣，外加一条黑色的领带和金色的领带夹，这次，山东老陈示意阿德把它们收下。说实话，阿德并不愿意接受这一礼物，就象他其实并不愿意推开马克船长伸向他的拿着花花绿绿的外国钱的手一样。因为阿德认为，这衣服对他没什么用。在煤舱里干活，是穿一条内裤，光脊背围着一个围裙干活的，穿一条内裤是因为船上有这样的规定，任何场合不能赤裸全身，除非是在床上和洗澡间，围一个围裙是因为怕火星溅到身上。干完活，就已经浑身散架，只想洗澡睡觉了。就算还有精力，体力，船上也不能到处逛。就算能到处逛，又没有女人，穿一身好衣服给谁看。阿德想这些衣服看上去衣料很好，但对我没用，还不如一瓶老酒（黄酒）值铜钿。但既然山东老陈这样使眼色，就拿了吧，不要白不要，以后拿这些衣服去换了酒喝。但马克般长可不是想阿德拿衣服去换酒喝的，马克船长要阿德去洗澡换上这身衣服后与他共进晚餐。按西方国家的习惯。船上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比如威廉号上一共只有五，六十人。但有三个餐厅，一个供船长，大副，二副和轮机长四人用的，一个供机舱及甲板上的水手用的，一个供阿德这帮船工用。而与船长共进餐对船上的其他人来说是一种奖励和荣耀。阿德并不在乎这种一文不值的荣耀，但他贪图船长餐厅的整箱整箱的酒。所以当晚饭的铜铃由山东老陈叮呤铛啷摇响时，阿德还是穿着那身衣服迈进了船长餐厅。虽然这身衣服使他浑身冒汗，浑身不舒服，而且脚上穿的木屐与这身衣服也极不相配。当阿德就这样有点滑稽相的出现在马克船长面前时，马克船长倒并没有象平时那样表示出什么不满，而是帮阿德将西服的上装脱了，挂在舱壁上的挂钩上，然后招呼阿德坐在他的对面。桌上已放满了山东老陈炒的菜和斟满红酒的杯。船长餐厅有空调，并不热，但阿德还是被那件衫衣憋出满头满身的汗。席间总是不停地扭着身子。马克船长示意他把衬衣脱了，这正合阿德的心意，忙剥了那件衬衣。他不知道，按西方人的习惯，你坦胸露腹，就是对旁人的不尊重，显然马克船长对阿德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但阿德不懂这个，只觉得脱了衣服喝酒，味道好极了。
在这以后的几天里，阿德一直享受着与船长共进晚餐的待遇。马克船长也在那段时间的对饮中，断断续续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向阿德讲述了一些事情，包括前面讲到的威廉号上海之航的前因后果以及马克船长自已家里的事情。
由马克船长的讲述，阿德知道了一些事情，知道了马克船长的名字按德国人的习惯，应该在名字前加一个冯字，应称作冯.马克，说明马克船长是贵族出身；知道了当他那次在尾甲板看海鸥看海那天，轮船公司给马克船长发来了电报，说马克船长家所在的法兰克福城市遭到了英国空军大规模的轰炸，电报称其儿子鲍曼和妻子玛丽亚均在空袭中埋身于废墟；知道了自已捡到的戒指是他妻子玛丽亚送给他的结婚戒指，而马克船长一直为这枚戒指的掉失而忐忑不安，认为是不祥之兆，直到那份电报证实了他的预感；知道了马克船长的儿子鲍曼比他大三岁，二十岁，个子长得跟阿德差不多高，也差不多魁梧，马克船长给他的西装原本是他在新加坡为鲍曼买的；知道了马克船长匆匆下船是为了去处理家庭毁灭后一定会产生的大堆事情和去妻儿的坟前献鲜花。
船又回到了阿德老家的东海洋面上，但这次航行的目的港不是上海，而是朝鲜（那时叫高丽）的仁川港。船上装的是从荷兰鹿特丹港运来的水泥。因为德国、日本都是同盟国，因为日本此时占领着整个朝鲜半岛，因为日本缺乏水泥这一类的战略物资，所以，威廉号经常在德国占领地和欧洲几个同盟国的港口与日本本土及朝鲜几个港口之间往返，有时也来中国的上海，大连，青岛等港口。这是阿德第一次的较自由和较幸福的航行。是这次航行使得阿德遇到了他第三个或者应该说是第二个女人——银姬。
第三章
阿德这段时间过得很舒服也很痛苦。舒服是他已不再干铲煤的活。马克船长出于偏爱，叫他以后专干采买的活，其职务德语叫作考夫曼。这当然是马克船长人事安排上有意犯的错误，你想船在海上的日子比在港口的日子多得多，且船上的东西到港口后，如果勤快点，一天就能采购完。如此看来人浮于事的事情，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或多或少存在过或存在着。而且当马克船长知道阿德长在海边，没少跟船接触，因此知道航行的危险，不会去接近船栏后，就不再象尾甲板那次一样对阿德进行行动限制，而是任由他到处逛。对阿德来说，最美妙的倒不是上述这些，而是他现在在水手餐厅吃饭，而他又不当值，因此每餐都可以用啤酒或红酒灌入胃肠内，量量这些软容器的容积是不是在增加。当然，啤酒相比于红酒，更能获得阿德的青睐，这是因为阿德觉得啤酒的口味比红酒更接近他原先喝的老酒。尤其是黑啤更有一股淡淡的麦香。
那么他痛苦什么呢？这也要归功于马克船长，这位冯·马克爵士允许阿德脱了衣服畅饮的第二天，也就是任命阿德为考夫曼的那天，要求他从此不能在别人面前光膀子，并且又给了他几套原本为儿子买的衣服。这对阿德来说，好像野马套上了疆绺一样难受。但阿德知道难受也得忍，毕竟马克船长对他太好了，他能惹他生气吗？！从另一个角度想，就是为了水手餐厅那整箱整箱可随意饮用的酒，这样的忍耐也完全值得。
对阿德来说，不能光膀子的痛苦还不是最苦，最苦的是马克船长每天要教他德语，英语。要他背那些单词，于是，“翻嘘，feesh,鱼；戈特曼，;money，钱。”阿德整天不得不念叨着这些，连看海的心思都没了。因为这位冯·马克爵士早晨教的单词，要阿德每天晚上必须能在他面前熟练地脱口而出。这也使得阿德不得不控制吃饭时酒的灌入量，以免记不住这些单词。
虽然马克船长是个好人，但我不能为好人讳。马克船长最先教阿德的知识并不是那些单词，而是纳粹式敬礼。也就是将左臂伸直向前方抬举45度角左右，右手放在胸腹间，嘴里大声地喊一声：“海维希·希特勒！”当年老年的阿德在他兴致颇高的一次向我展示这一敬礼时，我听到了希特勒这一人名的德语发音更像“海特尔”这三个中国字的发音，而且“特尔”的音象小孩子学开摩托车声一样，带着连续的颤音，老年的阿德对我说，这才是希特勒名字的准确发音。我不懂德语，因此也不知他说的对不对，如果有哪位读者懂德语，倒可以帮我判断一下，从而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推理阿德的故事其真实性究竟占多大比例。
我见到老年的阿德时，他的两颗上门牙已经脱落。因此，他发“鱼”的英语单词“feesh”音时，气流从门牙豁口溜出，变成了德语发音“翻虚——”。我就是从他的“翻虚——”开始学习英语的，但阿德的英语水平比他的酒量明显是要低得多了，简直一个是公爵的等级，一个是平民。因此，作为他英语学生的我，现在除了“翻虚——”，“木内——”之外，几乎已将其它的单词全忘光，包括那些谁知对不对的语法。
但冯·马克爵士身为名副其实的男爵，其家庭教养当然远非阿德可比。所以我估计他的教育是极其严格正规的，不然，老年的阿德哪还记得住这么多的单词和语法向我传授。
冯·马克爵士的严格教育，明显对阿德起了作用。所以当船到仁川，阿德跟着山东老陈划小艇上码头去菜场买菜时，与当地人用英语谈价钱时，阿德已经明显强于山东老陈。
1941年时的仁川港，还没象现在那样建成向海中延伸上千米的一字形码头。那时，象威廉号这样二万吨级的船没法靠岸，没法靠码头。船上的货是用接驳的办法装卸的。也就是威廉号停在距海岸千米以外，再用200-300吨级的船将货物转运到岸边的码头，或从码头转运到威廉号上。这样的装卸速度当然会很慢。因为接驳的船只在那时很缺少。船只少的原因是因为侵华战争，日本人的船大部分用于将武器和兵员运往中国，将伤兵、骨灰盒以及煤、木材等当然有时还有掠夺的藏品运往日本，而朝鲜作为并不富有的占领地和日本军队的后撤预备营地，在中国战局尚比较乐观的态势下，大本营并不重视，所以朝鲜的民船大部分已被征运到中国；所以为阿德所在的威廉号接驳的船只有可怜的三艘，且均为破烂不堪的船速很慢的大韩帝国时代制造的旧船；所以，阿德有时间与银姬缠磨，度过了他一生难忘的几天。
银姬是阿德在买菜时遇上的。山东老陈在第一天陪阿德买菜后,不再陪他。因为山东老陈有他自己的事要干，不能耽误这几十号人吃饭不是。因此阿德只得一个人上集市，雇几辆独轮车连同车夫跟着他，采购满运回船上，再跑第二趟。那天他走到银姬的那堆土豆前，弯下腰准备用手掐一下土豆，看他是否够硬，土豆如发软说明它储藏过久或储藏不好已开始发芽，味道不好且容易得病。阿德弯下腰时，看到了银姬穿的布鞋，布鞋上绣的金达莱，红的花瓣，黄的花蕊，绿的枝叶，很是精致，因为旧了颜色并不鲜艳，而且一片绿叶的一半已破开，在那个破开的位置现在是一块咖啡色的布，仿佛是停在绿叶上的一只蛾，但鞋的绣工显然很好。阿德不禁扬起头打量了一下这鞋的主人，银姬正弯下腰来帮阿德挑土豆，因此，阿德几乎是零距离地看到了一张令他灵魂出窍的古代仕女的脸。小巧略带哀怨的眼睛，而那鼻子既有棱角又不缺圆滑恰到好处地翘在那里，就连她的耳朵也是那么相配，白白的耳朵上可以看到蓝红色的血脉，象金达莱花瓣上的茎脉交错伸展着。这下阿德不再管土豆的软和硬了，向银姬做了一个围起来的手势，表示这些土豆我全要了。银姬将摊在地上的布收拢来，然后将土豆倒回到背箩里，向阿德吐出脆而又弹性十足却低低的声音：“money。”她把声音放得这样低，好像她对不起阿德而不好意思开口那样，她原本比较苍白的脸，也因为说这句话而在颧颊上泛起一片红润，使她的脸呈现出海棠花的那种白里带粉红的羞涩和美艳来。阿德捞出几张小额美钞，数了一下，又加了2张，递了过去。银姬拿过去回点了一下，又把那2张阿德后加的钞票还给阿德。
银姬将背箩放上头顶，转身向一条小路走去。阿德看着她的海巴（连衣长裙）被海风吹得象白娘子在舞台上转圈跑时抖动的白袍，显出一个背影，却不失稳健地渐渐地飘远。阿德这才吆喝那几辆单轮车跟着他向银姬走的相反方向—码头走去。
当阿德第二天又上这个小小的集市，也就几十米长的一条稍宽的土路吧，却找不到银姬的踪影，扫兴的阿德只好草草采购了一些食品回了船。阿德不甘心，怕银姬是早起到集市，卖完蔬菜就回家了。第二天阿德就起了个大早，还是不见，阿德正事不多，索性就在集市上逛着，等着。但眼看太阳已快到头顶，集市上的摊贩已开始收拾东西回家，走得差不多了，阿德的牛劲又上来了：索性去找找看。于是，他向前天银姬走的方向迈开了他的水牛般的大腿。走不多远小路变成了更小的路，平路变成了山路。山上的树木稀疏，见不到什么大一点的树，除了灌木丛，就是大小不一的旱稻田和蔬菜地。阿德见不到树木是因为朝鲜此时跟中国一样，稍粗大点的树都被日本军队砍去铺了铁路，做了碉堡和军营。也就因为没大树遮挡视线，走了四五里路的阿德能看见山坡上干活的银姬。银姬看着一阵风似的卷上坡的阿德，吃惊地盯着他，将锄草的锄头撑在胸前，不知所以。阿德指着银姬身前身后的辣椒地，比划出他要买辣椒的意思。
银姬当然喜出望外，忙不迭地开始挑摘已成熟的辣椒，而此时的阿德生发了怜香惜玉的男人情愫，拿起锄头干起了他在东海老家常干的活。当银姬将背箩装满辣椒，抬头找寻阿德时，阿德正用锄头锄着草，并不时用锄头将那些结块的土块打碎，然后，锄头一拨拉，将粉碎的土摊均匀。毕竟是男人，而且是干过六、七年农活的男人，阿德干这活的速度比银姬快多了，所以，当银姬抬头找他时，再一次吃惊了，吃惊而又心怀感激的银姬从海巴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阿德要他擦擦脸上的汗，阿德看着这手帕小，就摇了摇头。银姬以为他没听懂，就抬起手给他擦。阿德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幸福感，自从离开桂花，这种幸福感已很遥远，就象那家乡老酒的味，虽然经常回味但已很不清晰。
银姬不再想卖辣椒的事，他拉拉阿德的衣袖，指了指约二百米以外的几间木屋，嘴里又响起那脆脆的声音：“西克沙哈沙斯你嘎。”（吃饭）。阿德以为银姬在家里还有蔬菜要卖他，就提上装满辣椒的背箩，将锄头交给银姬，跟着银姬向她家走去。当然，我猜测就算阿德听懂了银姬的话，他也会毫不客气毫无愧色地跟着银姬去吃饭的，他不就是为了找她而来的吗？有一起吃饭的好事，阿德会推辞？
银姬将阿德领到家后，忙打了一桶水，让他擦洗，还帮他擦了脊背上的汗，然后银姬打开了柜门，摸索出一个瓷瓶，把它底朝天，抖落半天，抖落出一些白糖颗粒，然后放上芝麻等以及阿德不认得的晾干的花瓣，沏上一杯难以说甜却有股香味的朝鲜茶，然后又转身轻盈地飘出门，不一会捧着不知从哪买来也很可能是从邻居家借来的几个鸡蛋和一个瓦罐飘回来。
当阿德不习惯地照银姬示意的那样盘腿坐在炕上后，银姬将瓦罐里的液体盛满了他面前的一个大瓷碗，对阿德说：“苏尔，苏尔。”阿德一闻就知道是他所好之物，就对着银姬做了一个一起吃的手势。“standown;standown.”（坐，坐）银姬摇了摇头，转身又跑回厨房。
阿德喝着苏尔，等着银姬从厨房回来，但银姬从厨房端来一盘辣的菜后，仍不同阿德一起吃，这使阿德有点想不明白。银姬俯着身站在阿德的身旁，不时用筷子给他夹着菜，但她自己始终不吃一口。但几次推让后，见银姬仍不肯与他一起吃，他也只能作罢。当然，在后来的日子里，阿德明白了这是朝鲜族的风俗，与他东海老家请客时女人和小孩不能上桌，只能在客人吃完离席后或在厨房间进餐的风俗是一样的。
阿德总是有点局促不安，毕竟银姬不是他的阿菊，他的桂花，所以看着银姬不吃不喝的陪他喝酒，他就不能象平时那样细斟慢酌地品味，只得加快灌酒的速度。不一会就灌下了八大碗，因为这是阿德一年多来第一次喝到和家乡的老酒味道这么接近的酒，船上的那些啤酒、红酒说实话这时的阿德还没喝惯，只不过是没老酒、白酒喝时聊胜于无的替代品。而银姬也这许是借来也许是买来的米酿低度的苏尔，跟他东海老家的老酒的味相差无几，好像还要更香一点。
也许是这几天采买东西累了，也许是这苏尔灌的猛了点。也许是银姬的秀色可餐，让阿德陶醉了，总之颇有点酒量的阿德在喝下八大碗以后，竟然一侧身子，倒了。银姬赶快把阿德扶住，避免阿德撞翻上面的碗碟，然后把摊克爽（朝鲜语矮桌的译音）搬下炕，然后又吃力地将阿德身子摆正，盖上一条薄被。银姬接着端来一盆水，为阿德清理留着鸡蛋碎屑和酒迹的门面，为他细心地擦着脸，甚至耳朵背后的地方也不肯放过地细细而又轻轻地擦了几遍。当银姬的手碰到阿德的额头时，感觉有点烫，于是就吃力地把阿德的上衣褪了，又同样吃力地把阿德的身子翻过来，使他俯扑在炕上，再端来一碗水，拿来一块象展翅的蝴蝶那样一片暗红色的木片，这木片显然是有些年月了，已看不清上面的木纹，被摩挲得有些发亮。银姬捏着这片小木片的中间和上端，在阿德背上一下下刮着，现在的大城市常常可见韩式松骨的招牌，其实，刮痧才是朝鲜女人拿手的传统技术，就跟旧时的中国女人一样。
当阿德停下他那跟威廉号的引擎一样有节奏的呼噜声，睁开眼时，银姬正就着一根灯芯在燃的昏暗的油灯光，补着她的海巴。阿德一见天黑了，急了。很快地套上衣服，然后，提起放在地上的那筐辣椒，掏出兜里的一把钱，塞给起身向他走来的银姬，然后就要出门。银姬把钱塞回到阿德的衣袋，一边拉住阿德，一边急促地稍许提高了声音：“甘达里达，甘达里达。”阿德不懂，但当银姬把他按在炕边坐下后，他总算有点明白。银姬飘向厨房，拿来一盏纸灯笼，将桌上的油灯，放进灯笼里，然后搀着阿德走出了门。
山村的谧静，凉爽的海风，身边飘着的银姬，和那银姬一样温馨的灯笼，这些本应促使阿德动凡念的东西，阿德此时却无暇体味，阿德此刻脑中浮现的是马克船长冷冷的脸。按照船上的规矩，天黑前，所有的船员都应归船。阿德明白自己已经触犯了戒律，不知马克船长会怎么处置他。把他的考夫曼免了？把他赶回煤舱？
没多久银姬送他到了码头，码头上已经没有了人，只有几条小船像干累了活的水手，随意地在海面上躺着，随着海浪波动，有规律地起伏着，打着呼噜。银姬再次对阿德说：“诺，甘达里达，甘达里达。”阿德这次明白是叫他等一会儿了，想想也没办法，半海里外的威廉号黝黑的一堆，叫是叫不应的，但他既担心银姬，又不愿自己独自一人待在这码头上，于是他跟着银姬去找过渡的小船。经过二人其实是应该说是银姬一人的努力，终于找到一位小船的主人，愿意挣一美元钱将阿德送回威廉号。
除了阿德担心银姬摸黑回去不方便外，两人的这次告别并无浪漫可言，阿德拿着那筐辣椒和银姬硬塞给他的灯笼，带着对马克船长的畏惧，登上了小船。
阿德刚悄没声地登上舷梯。“howareyou?”（谁？）一声喊问从头顶响起。“德，德。”他连声的应着。等他爬上船，值勤的水手告诉他，马克船长指令阿德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去见他。
当阿德推开马克船长的舱门时，马克船长正坐在正对着门的沙发上，脸上是柏林寒冬冷冷的冰霜。冯·马克爵士看了看阿德手中的灯笼,然后示意他坐在他的对面。冷冷的问:“你,才来,为什么?”阿德低着头望着脚下的灯笼:“酒喝多了。”
“从今天开始不许喝酒，不许下船!明天早上六点到这里。”
阿德看了看挂在舱壁上的挂钟,短针已经划向罗马数字3，无奈地低下了头。
“去吧。”阿德赶快拿起灯笼逃回自己的睡舱,自从当了考夫曼,他就与甲板水手们住在一起。
据马克船长后来跟阿德说,那天他本来想赶阿德回煤舱干活的,但那个灯笼使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感慨,他当然明白只有女人才会送给阿德灯笼,这使马克船长想起了自己的亡妻和他俩所生的鲍曼。再是既然已当了考夫曼,他认为就不能叫阿德再去干铲煤的活,即使是作为短期惩罚也不行,因为冯·马克爵士按德国人的传统把等级看得跟纪律一样重要。
但惩罚是必须要有的,而且必须有足够的份量。第二天早上六点前二分钟等在船长睡舱门的阿德,在被冯·马克爵士唤进屋半小时后就愁云满面了,因为冯·马克爵士今天教了46个单词,是平时的三倍左右。
在既没有酒喝,又要对付四、五十个单词的这几天,还要抽空想想银姬的竖琴般的嗓音和飘逸的倩影,阿德苦不堪言地度过了五天。第六天早上当阿德不敢怠慢地又等在冯·马克爵士的门口时,冯·马克爵士这次没有让他进屋,而是发了一条让阿德欣喜若狂的指令:去岸上采购一些水果,船晚上就要起航回德国,如获大赦的阿德根本没想这是马克船长有意放他的假,能使他在离开之前有机会重温一下浪漫的故事情节,毕竟战争是残酷的,威廉号能否再次顺利到仁川港,甚至能否生存到再次接到来仁川港的指令,都是一个连上帝都难以回答的问题,所以说冯·马克船长是个好人,尽管他并不对任何人都好,尤其是对非雅利安血统的人种,抱有当时大多数德国人都存在的民族歧视心理,对阿德是个特例,但不管怎样,冯·马克船长的人格,应该说还是令人尊重的。
阿德领悟到马克船长的好意是以后的事,而此时的阿德却连一声感谢都没有,只应了一句:“呀。”（德语：是）就迫不及待地奔回自己睡舱,拿上装钱的包,提上他小心地存放在衣柜里的那盏灯笼,想想银姬那张缺少血色的脸,又去食品储藏室拿了几盒巧克力和几罐黄油和白糖,放入装钱的手提包内。阿德的贪污之旅从此开始了。阿德对贪污的理解,和当今有这一嗜好的人有点相同：这东西虽不是我的,但这东西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明确的人。因此,我拿了这东西,并没有损害任何一个明确的人。拿好这些东西的阿德连早饭也不吃,就叫当值的水手划小艇送他去了码头.
当阿德手上提着灯笼和包来到银姬住的那一排共三间土屋尚有一百多米时,银姬的海巴就飘入了阿德的眼帘,衣服上的折高里(飘带)更像那白色的海鸥的翅膀欢快地翻飞着。不一会，这白色的海鸥就飘到阿德的身边,接过阿德手上的灯笼,好听的竖琴中音随之撞入了阿德的耳朵:”德昆昆，”(德先生)阿德这时还不懂朝鲜语(正确地说是高丽语,它与现在的韩语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的)他只按冯·马克爵士教的说了一句:”goodmorning！”(早上好)以后就不再吭声,只是陪同这白色的海鸥,向土屋快了许多地移动着脚步。
阿德今天有时间能好好地观察一下银姬住的地方了,随着他的视线,我们看到了一排三间的简陋的土屋,土屋的墙已有点破败,很多地方泥土已经剥落,露出中间的只经过锯而未经过刨的粗糙的木条来。屋顶上盖的茅草上层泛白,底下有些却已经发黑,这土屋显然已好久没修整了。走入门内,在阿德躺过,坐过的那张炕上,铺着一张旧得暗红但很干净的凉席，上面就是那张阿德就餐的摊克爽,这摊克爽的年龄恐怕也不会小于银姬,因为桌面板上的木筋象老人的筋脉一样凸露着,但也很干净。除了这炕,这桌,屋里尚有一个衣柜、一个木箱和显然是用来梳妆的一个小木台,此外再也见不到其他的家具。小木台上放着一个木制的粗糙的镜框,镜框里面是一个看上去不怎么精神目光有点呆滞的穿军服的年轻男子的半身照.银姬见阿德的目光停在那照片上,就低声地向阿德说:”拿依拿昆.”(我的丈夫),阿德当然猜到这是银姬的丈夫,于是他就随着银姬的说话声,低了一下头,表示明白了。银姬把照片拿了过来,指着这照片对阿德说:“支那,腾冲。支那,腾冲。”阿德听明白了前面二字,那是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而后面二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猜到的只是银姬的丈夫去了中国,在中国的一个叫滕冲的地方,至于这滕冲在中国的东西南北哪个角落,阿德是不知道的。
看完了屋里屋外,阿德决心帮丈夫在外的银姬干点男人才能干的活,当然因为阿德没说,我们不知道这究竟出于什么动机?是助人为乐?是怜香惜玉?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另有所图?于是,阿德就走到外面推开旁边的房间,准备找些干活的工具,门一推开,并没有什么工具,只见有一个和银姬那个房间一样的炕,只不过炕上的衣服被子比银姬的要高要厚。一个瞪着眼睛显然是个瞎子的白发老妇人拥着被子倚着墙壁坐着,门的开启声好象并未惊动她。阿德轻轻地掩上门,又向第三间屋走去。这里是厨房和杂物间的二用房间,阿德在这里找到了他要找的工具,一把锄和一把铲。就凭着这把锄和铲,再加上银姬从井口用头给他顶来的一罐罐水,阿德终于在中饭前,把墙上的洞都补上，而且在所有的外墙上糊了一层新的黄泥巴,这使得土屋象一个穿上了新的土布衣的庄稼汉,虽还是很土,但已不是衣不蔽体,稍许有点体面了。尽管这屋顶还象顶破草帽,与这新的土布衣不相配。阿德想等我下次再来仁川时,一定把这屋顶的茅草全换掉。
阿德活干的很卖力,也高效率,当土屋穿上新的土布衣时,阿德的西服也成了土布衣,与土屋的墙面在颜色上已没有多大的区别。在阿德干完活时,银姬把他拉到了房间里,房间里放着一个大木桶,盛了大半桶水,还是温的。银姬让阿德脱掉全身的衣服,跳进这大半桶水里,给了他一块土布巾,然后她就抱着阿德换下的衣裤去了井口。
阿德洗完澡，见银姬已在炕上放了一套衣服，就檫干身穿上。这套男人的海巴显然是银姬丈夫的，套在足有1米83的阿德身上稍显得短小了点，但因为海巴是宽松式的衣服，所以倒还没有紧巴巴的感觉。其实如果仔细观察一下，那些历史上曾经落后，曾经生活在比较恶劣环境中的民族，其穿着一般都是宽松型服装，其适用性比较广，不管身高身矮，不管体胖体瘦，都能对付。比如阿拉伯民族、生活在草原的蒙古民族和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民族穿的长袍，比如生活在北极圈内的爱斯摩人的制作原始的皮套装，比如现在阿德穿的海巴。尽管这衣服还能对付，但阿德自我感觉穿着这海巴，自己多少显得有点滑稽，所以就羞于出门，只得坐在坑上等银姬回来。
银姬洗完衣服将它们铺在金达莱的枝叶上晾晒着，走进门见阿德坐在坑上等她。就对阿德说了句：“德昆昆，甘达里达。”（德先生，等一等）然后去了厨房，因为时已近中午。不一会，隔壁的门响了一声，然后是两个女人用阿德不懂的朝鲜语交谈了一会，又不一会，银姬就端着放满菜碟的木盘进了屋。将那几碟无非是土豆、辣白菜还有辣椒之类的菜放上摊克双，当然在阿德看来最好的菜也就是那碟鱼干和那碟鸡蛋。阿德想，她们的生活真是艰苦，于是，阿德示意银姬将炒鸡蛋端到隔壁去。银姬说了两句：“阿妈妮，阿妈妮。”却并未端走，而是给阿德斟满苏尔，又象上次那样恭候在坑边。阿德是猜出了“阿妈妮”三字的意思的，但见银姬不动，他也就作罢，但他不再象上次那样肆意咬嚼，而尽量不去动那鱼干和鸡蛋。而尽量吃着他并不喜欢吃的土豆和辣椒。
待阿德吃完，银姬把剩杯残碟端去厨房，然后又去隔壁收完碗筷，在厨房简单的吃了点，就回来陪阿德。阿德这才从包里拿出了巧克力、白糖、黄油，还有一叠美金，放到那张摊克双上。银姬让阿德装回包去，阿德执意不肯，推拉再三，银姬就将那些食品放到柜子里，却固执地要将钱放回这位德昆昆的包里。阿德火了，就抓起那叠美金，跳下坑，拉开柜门就丢了进去，然后“碰”的一声使劲关上柜门。见阿德有点恼怒，银姬就不再作声，那原本明亮而又温顺的眼睛这时溢出了一些透明液体。银姬坐到坑上，双肩抽动着，低声呜咽了一会。阿德这时倒不知如何好了，只得也默默地坐到坑上。银姬呜咽了一会以后，慢慢地站起身，用土布巾擦了擦脸，脸上的悲哀却仍未擦去，这时银姬的幽幽的目光触及到了那个梳妆台上的照片镜框，银姬走过去将它拿起来，用衣袖仔细地擦了擦，然后面朝下的放回梳妆台，然后，银姬象下了决心似的，脚步有点僵硬但坚决地走到阿德身旁，伸手解阿德身上海巴的系单。阿德当然明白银姬想干什么，然而尽管在这几天的梦中，阿德已多次梦见自己与银姬缠绵的境象，但此时的阿德却并没有当初与桂花偷情时的激动和兴奋，反倒有点怜悯、悲哀、歉疚、惶恐、茫然，五味杂陈的感觉。
银姬软软的手温柔地帮阿德褪尽了衣服，然后捡了一条薄被盖在他身上，然后，开始慢慢地脱自己的衣服。当银姬苗条、不那么圆润然而白晳的胴体完全显露在阿德的眼前时，阿德那男人的根本就禁不住觉醒。所以，当银姬稍有点凉意的身体挪进被子里时，阿德已滚烫的身体马上压了上去。火山瞬间就喷发了，毕竟在地下已运行了很久，当火山变成间歇性的喷发时，银姬的软软的手在阿德的脊背上充满温柔的上下摩挲着，令阿德感受到一种从没有过的温暖。喷发完的火山，沉沉地睡了，而银姬手臂紧紧地搂着这位德昆昆的颈，却已是泪流满面。
对银姬的投怀相送，阿德在无其他人时，曾对我说：这女人是可怜他，见他人还好，就用自己的身体给他一些温暖。但我倒不这样认为，我猜测，多半是因为银姬的生活很艰难，她和她的婆婆确实需要这位德昆昆的雪里送炭，但贫困的银姬当然无物能回赠，她只能背叛丈夫，以自己最珍贵的也唯一能在价值上超过赠品的东西，来回赠这位雪中送炭的心肠尚好的德昆昆。
在醒来后，又缠绵了几回的阿德，见天色不早，就穿上银姬已叠放在他身旁的西装，准备回船。银姬递给他一背箩新鲜的辣椒，箩底还放了一罐或者二罐或者三罐苏尔。（阿德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一些问题，他的叙述在这个细节上出现了偏差，因为他每次说的罐数都不同。他对我说，好象是一罐，但他又记得那苏尔他喝了很长时间，又不可能只有一罐。我推测，应该只有一罐，那背箩的底部往往不大，放两罐以上就会有问题，至于阿德喝很长时间，这很可能他那时舍不得喝，每次不牛饮，只是尝尝吧。阿德说，等他下次来，把茅草屋顶修好。银姬说，不着急，我陪你去码头吧。
我不知阿德跟银姬的对话交流是怎么进行的，对此，我曾问过阿德。阿德回答，主要是看对方的眼神以及手势，还有语气。总之，他说与银姬在交流上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困难，尽管语言上存在一些问题，只能各自明白对方有限的单词。
阿德谢绝了银姬的陪同，紧紧地抱了一下银姬后，急急地向码头走去，他要在路上看一看，有水果买吗.马克船长冷脸又出现在了脑海中，他不免有点惊慌。但这时梨早已过了季节，苹果还小得像青杏，现在倒是各种瓜的成熟期，但地里见不到瓜蔓，更不用说瓜了。战争已将饥饿送到各家的门口，谁还不种庄稼而去种瓜，难道大脑有病。因此，阿德只得空着手满面愁容地去见了马克船长。冯·马克爵士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说句：“没事。”就了了，毕竟依我的猜测，他不可能不知道苹果还没到季节的常识，而瓜类又能放几天，这只是他有意放的阿德的“婚”假而已。只见冯·马克爵士那付脸上肌肉动得很少的冷冷的脸对着诚惶诚恐的阿德：“没有买到，那为什么不早回来，用去一整天时间？”阿德只有低着头不吭声。
“明天开始，可以喝酒，但每餐不能多于两瓶啤酒，单词量要每天记30条。”
“呀。”（德语：是）阿德如卸重负，大声应道。
在阿德转身那一刻，我估计冯·马克爵士脸上的肌肉肯定在抖动，肯定在偷偷地乐呢。而阿德在回德国的整个航程中，则每天像他老家普陀山寺庙里的和尚，整天口中念念有词，苦不堪言。这次船从仁川出港后，半途又驶抵越南的海防港，装满木材后，驶回德国。在海防港装木材时，希德曼轮机长拍拍阿德的肩：“德，跟我上岸。”阿德摇了摇头，他知道希德曼是去海员俱乐部花天酒地去，就像他在不来梅港时一样。但阿德有这么多的舌颤音要练习，哪还有空，再说银姬的身影时不时的在他脑海中漂现，他也没闲心去玩别的女人。
船到达不来梅港，卸掉那些颜色很深也很重的越南木以后，没有再次出港远航，而是驶入了造船厂，进行一年一度必须的大修。这使得阿德的心境也变得像那越南木，黯然而沉重，因为与银姬的再次相会并没有象他想象得那样在近期肯定会实现。
寒冬已经来临，当威廉号再次蹒跚地驶入仁川港时，周边的山已是白雪皑皑。威廉号是夜间到达仁川港的，当东边的天空刚开始出现暗红色的晨曦，阿德不管那凛冽的晨风，执意要值班水手划小艇送他上岸。
这次，他背了一个很大的包，有在不来梅买的红肠、黄油、白糖、巧克力、皮鞋、袜子、香水；有在新加坡买的做海巴的布料、香皂、毛线。我不得不佩服阿德的细心，既想到了生活必需品，又不忘搞几样奢侈品，但他买皮鞋肯定是错了，那时的朝鲜女人是不穿皮鞋的，而且崎岖的山路银姬能穿皮鞋？不过，唯一能肯定的是，见到阿德的这一大包东西银姬定会很感激阿德的关心的。
阿德天生蛮力，背着这足有30多公斤重的包，并不影响他迈着大步向银姬家走去。远远地他就看到了山坡上那幢土黄色的屋，屋顶上盖着厚厚的白雪，遮住了那些茅草，这就使得它不像阿德在夏天看到时那样显得破败，而像穿着有点褪色但尚新的土黄色布衣，戴着白色银丝帽的东海老家的土绅。阿德的脚步就迈得更快了。
阿德不禁吃了一惊，三间房都挂着铜锁，他屋前屋后一看，除了他自己踩的脚窝外，雪地里再也找不到其他人的脚印，门槛旁的雪也已有一尺多高，这说明屋里的主人已离开至少有好几天了。阿德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他必须立即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必须立即找到银姬，那只使他在不背单词时经常浮现在他脑海的白色海鸥。
阿德转身向银姬家的邻居房屋走去，虽说是邻居，但相互间相隔都有几十米或百来米远。敲开门，除了听到哼你，乔思米达之类的发音之外，阿德一无所获，不懂朝鲜语的阿德还是不甘心，他一家一家做着徒劳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竟然找到了一位去中国东北伐过木的朝鲜汉子，那汉子用阿德勉强能听懂的中国话告诉了令阿德心肺俱裂的事实：银姬的婆婆在二个月前因病去世，而银姬则在二十几天前被日本兵强行押走，说是被招入女子勤劳挺身队，为兵营里的士兵和军官们服务。阿德想问清楚，银姬被带去了哪里，那个汉子摇摇头。
阿德从此与银姬未再见面。尽管在以后几年，只要威廉号到仁川港，阿德必定去一趟那小屋，希冀那只白色的海鸥又飘舞在他的眼前，甚至有一次，船到的是釜山港，他竟然雇了一辆拉货的汽车，跑了一趟仁川，但每次都是忧郁而归。
当阿德与我谈起银姬的下落不明时，语声滞重，明显的，老年的阿德仍忘不了那只白色的海鸥。而且年老的阿德似乎还不甘心银姬的消失，所以，那次我将刊有朝鲜慰安妇照片的杂志递给阿德看时，阿德竟然翻来覆去地看了足有二个小时，而且他竟然指着照片中一位相貌姣好的小个子女人，说她很像银姬，应该就是银姬。我当然不知道阿德指的女人是不是银姬，我想，这多半是阿德老眼昏花以及他太奢望再看到银姬这二个因素而造成的错觉，那里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朝鲜被征为慰安妇的人数达数万人，银姬在照片中出现的概率也太小了。但银姬肯定是死于战争那是确切无疑的，因为那次阿德从釜山赶往仁川时已是一九四七年，战争早已过去，但银姬仍未回老家。至于，银姬的丈夫，阿德在几次去仁川时也未碰到，我猜测他也多半已死于战火，史料记载：1943年中国国民政府军第二十集团军于6月25日至9月14日攻击腾冲激战两个多月，全歼日军第56师团148旅团三千余人，日军残部全部自杀。
第四章
1945年初冬，威廉号又一次驶离不来梅港，向亚洲驶来。这时欧洲的二战战火已熄灭一年，到处都是恢复经济的热潮，那里的人们已不再被枪炮和死亡所威胁，尽管还未摆脱战争的阴影，但生活和精神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威廉号此时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新生，那艘靠烧煤提供动力，所以总是冒着一股黑烟的老威廉号已被拆解，现在的威廉号是烧柴油的，而且排水量也增加到3700吨。航速则提高到了13节。此时的阿德也今非昔比，他不再不习惯那浆洗得笔挺的衬衣领子，也不再吃不惯奶酪和面包，也不再认为啤酒和红酒比老家的老酒难喝，更重要的是他已不再需要象当初在上海时那样，一边摸着口袋里的铜板，一边考虑为长庚和自己这次买多少老酒？是一斤还是一斤半呢？因为阿德早就是考夫曼，而且这个林考夫曼照现在的说法来说早就是贪污犯，他在采买船上的东西时，贪污了不少钱。要说手段，那阿德可比现在的那些人容易得多，不用虚开发票，不用谈什么回扣，他用自己尽管写得歪歪扭扭但马克船长仍能看懂的德文账单就能从马克船长那里领到西德马克，领到林士法郎，领到美金。阿德的贪污之所以久不为人知，除了从没有人去查他的帐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阿德采买的东西，不管是菜还是日常用品，还是船上的机械零配件，其价格并不高于其他人买的，甚至比其他人去买的低，量也不亏。这得益于阿德的精明，他总是淄铢必较地跟小贩或商店老板侃价，总有办法买到最便宜的东西。这一事实也给阿德的贪污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这些钱原本是该付出去的钱，是我自己努力挣回来的钱，因此是我自己的钱。而威廉号的每次航行的采买量又是这么大，这使得阿德的钱包鼓得很快，而且在银行里有了可观的存款数。这些勾引起了阿德衣锦还乡的念头。他觉得是该让他的老父亲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的时候了，他已不再是那个提着油漆桶漆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的小漆匠，他可以与那位喜欢用棍棒说话的老父亲平等甚至是居高临下的对话了。当然，潜意识中他当然还抱有与桂花重归于好再娶她为妻的念头。虽说银姬的消失是他忘不了的痛，但他无能为力，而且阿德还不敢有娶银姬为妻的念头，毕竟她是外国人，而且她有丈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德的悖理，桂花与银姬都有丈夫，但阿德就认为他可以娶桂花而不能娶银姬，也许他认为桂花的丈夫待桂花不好，因此，桂花应该离开她丈夫而嫁给他。总之，阿德回乡的念头很强烈，并作了有关的准备，比如，将存款都取了出来，而且都兑换成美金；比如，他买了一柄精致地镶着银饰的准备送给他父亲的檀木拐杖和一只林士欧米伽怀表；比如，他为桂花挑选的像马克船长那样的镶有心型红宝石的戒指和在缅甸仰光买的翡翠手镯。
这次威廉号的目的港是越南海防，去装木材，那些越南木材是制作家具的好材料，德国众多的在重建的家庭需要这些。阿德准备就在海防上岸，然后坐其他船回国。但比阿德想的还要顺利的是船到海防后，并没有装木材，而是装上一船生命后，径直向中国的青岛驶来。这一船生命是国民政府军第62军的一部分，他们是云南政府卢汉的部下，被国民政府指令到越南来接受日军的投降，接收日军在越南的武器装备的。但现在因为与共产党的内战爆发，国民党的军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在东北与*领导的先期到达东北的共产党军队打得热火朝天，战事吃紧，于是刚享受了胜利者的荣耀和安逸的这些将士，不得不奔赴与他们鸟语花香的家乡截然不同的冰天雪地的北国战场。这批穿着整齐的土黄色军服，携带着同样整齐算得上精良的武器却无精打采的队伍，就像一群被赶往屠宰场的羊，没多少声响地登上威廉号，然后又象无声的水一样，溢流到各个货舱，不管当兵的，还是当官的，眼神大都是茫然、无奈和悲愁。阿德只在三、四个月前听马克船长说起过日本已投降，太平洋战争已结束，但对国内的国共两党在东北打得难分难解的局势并不了解。于是，他拉住一个佩着二杠一星的军官递过去一支纸烟后问道：“你们是去哪里？现在国内情况怎么样？不用打仗了，老总你们也该回家了吧？”军官接过烟，摸出火柴点燃，狠狠地吸了一口，随即又狠狠地吐出：“回家？唉，哪里还回得了家！跟共产党打上了。我们也不知是去哪里，听天由命吧。当丘八，命是人家的。”然后一转身，走了。阿德只听马克船长说过，船将开往中国，但具体目的港按中国军方的要求，不能透露。考查有关史料，当时国民政府军第62军的调往东北，也确实对下级军官和士兵采取了保密措施，以防这批云南籍的官兵逃亡回家。因此在沿途也采取了严格的监视和限制措施。所以，当威廉号驶入青岛港，阿德想乘机开溜上岸时，被码头警备的士兵断然拒绝。阿德只得继续跟随马克船长进行满世界的漂泊。威廉号在获得中国军方代为采买的补给品后，离开青岛，横跨太平洋，驶抵圣弗朗西斯科，该城市也被中国人称为旧金山，在十八世纪末叶，大批华人从这里踏上美洲大陆，开始淘金之路，这就是旧金山华语名的来历。阿德没有在这里淘到金，如果不算他在唐人街采买东西获取的贪污金的话。但阿德见识到了这个本土未燃过二战战火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繁华和先进。
美国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当二战的战火席卷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并将一些尚未工业化的国家比如中国也卷入其中时，唯独美国有机会隔岸观火，并以出卖军火、战略物资而使经济急剧增长。在战争后期美国人充当了见义勇为者的角色，也理所当然地分得了战后国际利益的一杯羹，但战争毕竟没在它的国土上进行，所以，打烂的是人家的坛坛罐罐，它的经济毫发无损，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迅速膨胀。这时的美国既没有以后越战时的国内政治分歧，也丝毫不见上世纪30年代以及70年代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的阴影。阿德见到的美国就是这一阶段的美国。阿德感叹道，美国人太富了。阿德举了一个美国人富有的直观的事例：嗜酒的阿德与多数嗜酒的国人一样喜欢在饮酒时嚼猪耳朵。而这个林考夫曼几乎找遍旧金山的大食品超市（那时的美国已没有我们国内现在仍在蓬勃发展的菜市场。而以方便、卫生的食品超市代之），他找不到猪耳朵、猪大肠这二样他喜爱的食品。最后，唐人街的一位他的同胞告诉他：美国人是不吃这些东西的，认为这些东西比较脏，在屠宰场就当垃圾处理了。阿德不信，当全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们还在为一块面包而艰难奋斗时，竟然有把这样好的东西当垃圾扔掉的国度。不相信的林考夫曼专程打的去了屠宰场，令他瞠目结舌的是，果然，那些猪下水和猪头，裹在猪的血水中，被奢侈地归到垃圾处理池里。令阿德惊奇的还有美国的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普遍。他看到在码头，美国人是用吊车吊一个巨大的圆盘来装卸铁钉的，一通电，圆盘吸了厚厚一层铁钉，然后移到货车上方，哗啦一声，铁钉就自动掉到货车的车斗里。当然我知道这是电磁铁吊盘，但当我听他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国内尚很少见到这种电磁铁吊盘。至于现在，我们的码头作业当然已远远超越了这一水平。但阿德看不到了，他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了另一个世界。总之，这次美国之航让阿德看到了没有战争的国家竟能如此的富有和奢侈。
威廉号离开圣弗朗西斯科再次驶向中国，这次的目的港是比青岛还要靠北的辽宁的葫芦岛。威廉号并没有运载这个富有的国家生产的富有的农副品，也没有运载这个国家生产的先进的科学仪器和工业机器，而是运载了由那些先进的科学仪器、工业机器生产出来的先进的杀人武器，运载的是使战争这一恶魔更加可怕的助邪剂。阿德不禁为此黯然神伤。看着这些M16步枪，155榴弹炮以及小山似的弹药被分别装入各货舱，阿德不免想到，人家的国家都已不再打仗，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了，而我们为什么还要骨肉相残？难道日本人给我们吃的苦头还不够？还要自己再给自己一点吗？！阿德的神情显然被马克船长所察觉，他关切地问了阿德，阿德也如实告之。（此时，阿德已经能用德语或英语与船上的人和岸上的人交流，当然，与山东老陈是用最痛快的国语，而与马克船长的交流因为可用三种语言，所以现在的阿德已基本不存在语言障碍的问题。）
马克船长当然无法解除阿德的困惑，他只能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颓然坐在沙发上的阿德的头：“孩子，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上帝是仁慈的，他一定会结束这场在你们国家发生的战争，就象他已经结束二次大战一样。”
象上次一样，阿德再一次被士兵挡在码头，而那些挡他的士兵正是几个月前由威廉号送到青岛后又奉命来到葫芦岛的。威廉号再次返回圣弗朗西斯科，这次倒是装上了阿德希望的粮食、食油和一些工业机器如拖拉机、机床之类的，但威廉号这次的目的港不是青岛、上海、广州等任何一个中国的港口，而是日本的横滨。
美国人对待日本人是仁慈的，这与他们祖先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大肆杀戮印第安土著截然不同。对战败的日本，美国人不仅允许他们保留了天皇制度，对这个完全是战争元凶之一的人，允许他继续当日本国民的最高领袖；而且为了重建日本的经济，给予了很大的援助。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抵御赤色苏联和很可能赤色最后会占据上风的中国。威廉号的这次航程只是美国政府沿着划定的战略线路走的一小步而已。
阿德随着威廉号来到横滨。这个国度对他来说，既陌生又熟悉，虽然他从没来过这个国家，但他却见过这个国家的飞机将他家乡的许多民宅毁为废墟，见过这个国家的士兵任意地殴打、ling辱甚至杀害他那些手无寸铁温顺得象绵羊一样的同胞。因此，阿德仇视这个陌生而熟悉的国家，仇视这个国家的人。阿德表达这些仇视的手段很简单，就是在采买东西时，面对着那些衣着并不好的摊贩，毫不留情地杀价。不顾那些人苦苦诉说不能再让价的理由，总是一付傲慢而不容商量的颜面。不让价，好吧，我就不买，让你那些甜菜、西红柿烂掉去吧！每当阿德不理睬那些摊贩的乞求似的叫卖扭头而去时，多少有了点解恨的快意。
当阿德走到千代子的鱼摊前，他还在享受着这种折磨敌国子民的快意。一声令阿德熟悉而亲切的问候声如风铃传来，使他为之一震：“先生，谢谢光临，能为您服务吗？”
林考夫曼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能听到他自己国家的语言，而且是从一个妙龄少女口中脆亮地吐出，不禁抬头打量了一下说话的人。
这是一个矮个的女孩，阿德判断她的年龄应该比他小一点。与阿德看到的大多数面黄肌瘦的日本人不同，她的脸圆圆的，而且白里透着红，就象三月的樱花花瓣。在这片可爱的嫩红中还有两个更可爱的小酒窝，白白整齐的牙齿，乌黑而澈明的眼睛又大又亮，而那个小巧的鼻子恰到好处地占据着脸的中心，使脸上的各处景色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眼前的女孩使得阿德感到很愉悦，而她的中国话更使阿德有了与她交谈一番的yu望。
“你是中国人？”阿德问道。
“不，俺是日本人，但跟俺爹去过中国，在那生活了十二年。”这女孩竟然能用中国的东北口音回答他。
“你父亲是去中国杀人吗？”阿德立即不客气起来，语气充满怨恨。
“俺爹没当兵，更不会去杀人。他和我们全家是加入満蒙开拓团去垦荒的，俺爹是油漆工，干些油漆房屋和家俱的活。”
没当兵当然是阿德乐意听到的，又听到她有个做油漆工的父亲，阿德顿时又增加了一种同类间的亲切感。
“你叫啥呢？”这日本姑娘反问道。
“阿德。”
“俺叫千代子”
“阿德，你看这条金枪鱼的肚子和你的肚子差不多大，这么肥，一定好吃，买去吧。”真是个既可爱又机灵的女孩。阿德立即很豪迈地说：“把你的鱼都装进箩筐，我全要了。”
“那咋行，这么热的天，一天吃不完，就全坏了。”千代子眨了眨那双黑亮的眼睛，似乎有点担心。“没关系，船上有冷冻室，放进里面，几个月都不会坏。”
买卖的交易已经完成了，但两人都伫立在鱼摊边，不愿离去，似乎都有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默契，好象还有好多话没说完，于是两人就开始从千代子去中国这个话题上闲谈了起来。阿德从千代子的讲述中得知，她在五岁那年和他哥哥一起随父母亲去了中国东北，在一个叫杨树屯的地方生活了十二年，后来他哥哥被强征去当兵，死在缅甸，他父亲在战争结束前一年得痨病死了。日本投降，局势一片混乱，垦荒团的人没有人管，各自管自己逃往日本，那时，有些中国老百姓就抢掠他们的东西，甚至强奸日本女人。据有些史料记载，当时确有这种情况。但这是民间的并不普遍的个人行为，这不奇怪，老百姓有仇视报复心理，而其间也难说没有本就是不良之徒的人趁火打劫，而且又是这样一个兵慌马乱的混乱时期。至于中国政府，则是明确表示，以德报怨，不向日本索赔任何战争损失。中国政府还组织了多趟专列，免费送这些已没落的太阳帝国的子民们到沿海的各个港口，再搭乘船只返回日本。千代子母女俩就是在几位好心的杨树屯中国老百姓的陪同下，平安地搭上专列的，经奉天（今沈阳），塘沽，辗转回国，也正是由于有这一经历，千代子对中国人是心存感激的，所以看见阿德，她才会主动打招呼。千代子回国后，她的叔叔把她母女俩安置在自己家里，因为叔叔的两个儿子也分别在中国战场和冲绳岛之战中战死，所以把千代子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即使是战后靠少得可怜的配给粮食、日用品艰难度日，也尽量让千代子吃饱喝好。（当时的日本经济被战争辗得粉碎，政府每个月只能维持向每个老人和小孩配给两个鸡蛋和一两白糖）所以阿德看到的千代子才有这样红润的脸蛋。
千代子的叔叔交给千代子每天的事就是卖鱼，卖完了就没事了。所以第二天千代子把鱼卖给阿德后提议和阿德一起去看樱花。阿德对花花草草是没什么兴趣的，就说：“不如到海边钓鱼吧，我先把鱼送到船上，然后回来找你。”
二人一前一后来到了海边寻了个僻静处，阿德将鱼饵扎上钩，然后抛得远远的，收紧线后，他就开始了静静的等待。千代子活泼单纯，她可没那耐心静静地呆在那等鱼来上钩，闲不住的她索性脱掉鞋子，挽起裤脚径自去浅水洼里抓起小螃蟹来。浅水洼里的螃蟹可真不少，很快就有了收获，千代子兴奋得刚想大叫，回头一看阿德正一动不动出神地盯着水面。千代子窃喜，赶忙抓起一只螃蟹，蹑手蹑脚地走到阿德身后，然后将那只小螃蟹悄悄放进了阿德的衣领里，阿德猛地感到脊背一阵刺痒，好象有东西在爬，他嚯地站起身，手忙脚乱地脱西服，脱衬衣，等看清是只小螃蟹后，正在诧异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千代子已经在旁边“咯咯咯”地笑成一团，上气不接下气地指着阿德说：“你这个大老爷们，一只小小的螃蟹竟能把你吓成这样，有趣。”阿德被笑得一脸的窘相，故做生气伸手就去抓千代子，千代子“咯咯”笑着边跑边叫：“羞、羞”，千代子哪里跑得过阿德，一下子被阿德给拦腰抱住了：“看你还往哪儿跑”，千代子樱花般的脸蛋刷地像着了火一般，长这么大从没和男孩子有过接触的千代子触电一般一下子呆立在那，回过头凝眸定睇地看着他，阿德迎着千代子的目光一时不知所措，他故作镇静的重新抓起了钓鱼绳，千代子也乖乖的坐了下来，一声不吭，两人就这样无言的坐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西边的晚霞烧红了半边天。
日子在千代子和阿德的笑闹中飞快地逝去。阿德依然每天买鱼回去，山东老陈倒没说什么，马克船长也不关心这些，倒是希得曼轮机长的熊掌又拍在了阿德的肩膀上：“阿德，你把我们都当猫养啊，整天恶毒地让我们吃鱼？”阿德连忙回答：“你想吃什么？我明天就给你买来。先把你的熊掌拿开，太重。”
阿德跟希得曼已可以称兄道弟，只不过德国没这种称兄道弟的习惯而已，在阿德几次没找到银姬后，希得曼把阿德邀去，去了海员俱乐部，去了各色酒吧，去了各色夜总会。希得曼是个贪玩的人，酒量又好，有阿德作陪，兴致更高。于是，阿德也跟着希得曼大杯地饮酒，大把地花钱，其间，不得不指出的是，阿德也跟着希得曼玩了不少女人，在新加坡，在海防，在不来梅，在釜山，在圣弗朗西斯科。阿德不是一个专情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好色之徒，但又不能否认他对桂花、银姬和千代子的感情的真实性。所以，我在肯定他是个酒色之徒的时候，又不能否认他是真心对待这三个女人的，从而，我就不能把他归入好人或坏人，也许，他只是一个做了些坏事的好人，或者是做了些好事的坏人，总之，阿德就是这样，阿德就是阿德。
第二天阿德又约千代子去海边钓鱼，因为阿德觉得横滨的海边景色跟他东海老家相差无几，就是渔船的形状和东海老家稍有不同。东海老家的渔船，两边船舷板在船头并未完全合龙，而是有一块近似于倒梯形的木板插在两块船舷板之间，将他们联结起来。船头处两侧都不可少的画着大大的鱼的眼睛。传说这样能看清海水中的暗礁，不至于触礁沉没。而横滨的渔船，船头则是尖尖的，船舷板在船头合拢。但相同的的是，两者都在桅杆上漆上几段不同颜色的油漆，来表明这船的所在地。在阿德东海老家渔船桅杆的不同油漆颜色组合以及这些颜色的不同排列，人们可以知道这条渔船所属的渔村，尽管那些渔村有几百个之多。
也就在这天，阿德为了做考夫曼的需要开始向千代子学日语。阿德一边用手牵着钓绳，一边用心地跟着千代子念：“独谷、撒卡那、鱼；卡内、马艾、钱；比路马西大，啤酒。”顽皮的千代子则一边将拣来的小卵石“卟咚，卟咚”地扔向水里，一边还算耐心地教这位林商（日语：先生）。看到阿德一本正经地专心学习的样子，调皮的她忍不住想捉弄一下阿德：“俺，日语是瓦大西瓦，你，日语是八格（混蛋）；我－－瓦大西瓦，你－－八格。”千代子万万没想到，阿德的脸一下子黑沉了下来，他猛地扔掉钓绳，站了起来，眼睛狠狠地瞪着她。“八格”这词对阿德来说，应该相当熟悉了，他已经听到无数次了，从那些东海老家和上海码头站岗的日本兵嘴里，虽不知道它确切的含义，但绝对知道它是一句日本人对中国人侮辱性的话。千代子见阿德恼了，忙上前拉住了他的胳臂，垂下眼睑说：“对不起，跟你开玩笑的，别生气了，千代子再也不开这样的玩笑行了吧？”脸上却是一副做错事但又背着牛头不认账的坏孩子的笑。阿德看她调皮略带稚气的样子，心中顿时又溢满了怜爱，语气柔和而又坚定地说：“不准再说八格。”重又拾起了钓绳。千代子紧挨着他坐了下来：“保证再也不说了！喂，把你的航海经历都说来听听，好吗”。就这样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太平洋，在横滨初春的阳光中，千代子静静地坐在阿德身旁，伏着他的膝盖上，手支着下巴眼神幽幽地看着他，听他讲述那些对她来说新奇的故事……不知不觉一天的时间就这样悄悄溜走，两人中饭吃的是千代子带着的两团寿司。当年老的阿德心驰神往地述说这一段丢失在时光隧道里的往事时，我总免不了这样想：如果将他俩相处的时间回溯九个月，就会有这样的感叹，如果九个月前的那一天，横滨不是被阴云所笼罩，那么，那颗有着“胖孩子”这样温馨的名字的原子弹就会落在横滨，而不是广岛；就不再会有初春阳光下阿德感到温馨的风景，也不再会有他与千代子的相遇，甚至很可能那时已没有千代子这个活泼可爱的生命。因此，我总是为阿德以及千代子而庆幸，就为了1945年6月的某一天阴云笼罩了横滨。阿德和千代子是幸运的，至少在那一天。
当然，在那天感到幸运的还有希得曼轮机长，他总算吃到了山东老陈煎的牛排。虽说是冰冻的牛肉煎的，口味差了点，但总也是牛排。你想，这时的日本各道、县对耕牛和奶牛都严格控制宰杀，为了保证田里的生产能力和牛奶产量。阿德哪里去买新鲜的牛肉，阿德只能吩咐山东老陈将在圣弗朗西斯科买的为复活节准备的冰冻牛肉先拿出来烹饪。因为是冰冻牛肉，山东老陈不敢将它煎成三到五成熟，而是煎到七到八成熟，口味当然要差得多了。
威廉号在接下来几次的航行中，总是少不了把横滨作为启运港或目的港。阿德与千代子的感情也随着威廉号的一次次抵达而与航次俱增。别看千代子整日蹦蹦跳跳闲不住，就连每次夕阳西下，跟阿德告别转身离去时，也总是哼着那首“桔梗谣”：“看花去，看花去……”但当阿德讲柏林的帝国大厦，讲新加坡当街施行的鞭刑，讲泰国满街的和尚，讲夏威夷白色的珊瑚滩，讲他在东海老家潜入七、八米深的海水中去挖淡菜（学名：贻贝）……时，千代子总是一反常态，静静地坐在他身边，两个大而黑的眼睛盯着阿德的脸，出神地倾听着他的述说。
就这样，阿德在与千代子愉快相处，或更多时间是在期盼愉快相处的遐想中，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光。他不再跟着希得曼轮机长去海员俱乐部和各色夜总会，当船停靠在除横滨以外的其它港口时，阿德总是一个人跑到酒吧，慢慢的呷着杯中的鸡尾酒，低着头细细地品味着与千代子的在一起的快乐。
但是这样的相处和期盼，却在阿德再一次与千代子海滩相会时，被千代子的叔叔粗暴地画上了句号。
那天，天气格外的好，湛蓝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碧蓝的大海，轻柔的海风拂过面颊，站在松软的沙滩上，阿德远远地就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千代子，今天的千代子一身和服，她踩着松软的沙滩，正向阿德奔来，看着乘风徐来的千代子，阿德异常心动。这种心动是他自己也难以理解的。老年的阿德曾对我这样讲:对千代子他曾有娶她为妻甚至是把她的娘接回老家的打算,但从没有过非礼她的想法和举动.尽管千代子在后来的一段日子对他很信任,也很随便,但他却没动过千代子一根毫毛,最亲密的举动就是搂着她的肩膀..也许因为千代子太单纯、太可爱，阿德不愿伤害她，阿德对千代子是他对他渴望的女人们的特例。所以，我就不敢将千代子定为阿德的第四个或第三个女人。
阿德很少讲千代子，其实就是桂花、银姬、阿德也很少讲。他更喜欢讲越南女人黝黑的皮肤如何光滑，讲花二个美元就能叫上四个泰妹陪睡一个晚上，讲夏威夷的舞女如何仅穿着草裙跳草裙舞，讲关岛的海员俱乐部里舞女们怎样跳钢管舞，讲神户的夜总会里舞女们是仅穿裙子不穿内裤在铺着镜子的地面陪客人跳舞的，而客人们的头都认认真真地看着地面。我不能辨别阿德讲所有事情的真实性，但有一点，我颇有怀疑，怀疑阿德是在瞎编，是在满足他的听众的好奇性或干脆的说是窥私欲或心淫。因为我知道，四十年代中期，浮法玻璃这一工艺尚未出现，玻璃的强度还不能到达能踩人的要求，且当时的镜子制作工艺落后，做镜背用的汞，极易污蚀或脱落，所以，用镜子做地面，在当时不太可能。因此，我认为阿德的故事应该是有水份的，尤其是在介绍镜子地面舞厅之类的事上。扯得远了，打住。我们继续述说阿德与千代子的事。
当他俩正热情洋溢地沉浸在只属于他们二人世界的时候，一个空着一个袖管（显然是少了一个肩膀）的矮个男人的吼叫声打破了二人的幸福时刻，从那男人不停挥舞的独臂看得出是对千代子和阿德见面的愤怒。千代子惊慌失措地从阿德身旁站起来，睁大眼睛惊恐地向这个男人摆着手，喊着：“喔久沙，喔久沙。”阿德见到此情景，立刻撸起衣袖，准备挺身而出施展他已久未施展的拳脚。千代子冲上前使劲抱住他，急促的对他说：“这是俺叔，这是俺叔。”既然是她叔，阿德也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位独臂矮个男人，狠狠地强拽着千代子离开了海滩，阿德看见回过头来的千代子含满泪水的眼里有许多的难舍、无奈。直到她和她叔叔的影子渐渐模糊，最后消失在路的拐弯处，阿德都呆呆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不知道何去何从。命运真是很会捉弄人，当晚威廉号就起航赴荷兰去装水泥，阿德再也没时间去了解千代子被叔叔带走后的情况。而千代子和他的这一次别离竟成了他终身的梦魇。
当一个多月后威廉号从荷兰再次靠上横滨的码头时，阿德急切地想要见到千代子，当阿德无比兴奋地见到千代子时，千代子圆圆的脸已消瘦成椭圆，那樱花般的红润已被苍白所替代。千代子告诉他：他的叔叔曾是侵华日军的一名曹长，1939年10月在江西万家岭战役中被中国士兵的79步枪打断了右臂。他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他认为千代子绝不能和中国人交朋友，更不能有亲密的举动，支那人（对中国人的蔑称）是只配被日本人役使的，因为他们是劣等民族。千代子还说，这次是最后一次见阿德，因为她叔叔已将她远嫁名古屋，过几天就要送她走。她已经在这码头等候阿德的船好几天了，然后她从白色的和服里摸出一叠用红线穿起来的纸鹤，递给阿德：“阿德，请原谅，请原谅你的千代子，我不能离开叔叔，更不能离开妈妈，让这千纸鹤陪伴你，愿你平平安安！”，阿德早已泪流满面，他恨千代子的叔叔，更恨那使人残暴的战争，但他明白他无力改变千代子或是他自己的命运。于是他叫千代子等一会，拿着那串千纸鹤奔回船去。一会阿德提着一个精致的鳄鱼皮的女式提包奔回千代子身边，将包交给她：“千代子，我只能祝你一生快乐了。”千代子接过包，猛地抱了一下阿德，然后哭泣着转身向岸上跑去,阿德想追去，却又停住了脚步，茫然地看着他的千代子离他越来越远，就像那港口上空向乌云飘飞过去的白色海鸥。从此阿德再也没有见过千代子。倒霉的阿德再一次开始了他的灯红酒绿的糊涂日子，直到那天被轮船公司开除。
第五章
被轮船公司开除是在阿德离开千代子一年后，那已是1948年的夏天。那天船到德国的科隆港，阿德如往常那样上街采购东西，当他经过码头准备回威廉号时，看到希得曼轮机长在跟人家吵架。（老年的阿德已记不清希得曼轮机长是为了什么事跟人家吵架的，而我宁愿让述说空白，也不瞎编，这是我记录阿德的故事的原则，所以我也无法告诉诸位吵架的原因，请各位见谅。）由口角争斗继而发展成肢体冲突。希得曼是一个人，对方是五、六个人，他们是同一家轮船公司另一条船上的人，所以尽管希得曼熊腰虎背，却马上处于劣势，拳脚从左、右、前、后雨点般地袭向他，这时只见山东老陈急急地从舷梯上跑下来，嘴里念着：“罪过，罪过。”一边去拉打希得曼的人。对方的一个穿黑色T恤的大个子，见山东老陈来拉架，有点恼怒，一下把山东老陈摔在地上爬不起来，并用英语骂道“chainepig!”（中国猪）这下阿德按捺不住了。本来他正向这群人靠近，准备用他的语言和完全是和平目的的手臂动作来分解这场纠纷。但见对方不但把劝架的老陈也打倒在地，而且以如此不能容忍的语言进行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阿德不能不火了，火了的阿德放下东西，一个箭步窜到这群人身边，首先对着那个穿黑色T恤的人来了个黑虎掏心，一拳就把他闷倒在地。接着，噼里啪啦一顿拳打脚踢，对方还未看清楚他的脸，就已经纷纷倒地“哎吆，哎吆。”阿德转身拿起东西，搀起山东老陈，很豪气地对着希得曼大声喊了一句：“该英（德语：走吧）希得曼，。”
没几天，轮船公司一纸公文发到了马克船长手里：希得曼与人打架，降级使用，由轮机长降为副轮机长。山东老陈获赔精神损失费500西德马克，并报销全部医药费。阿德无故扩大事端，并打伤XX号船上的英籍大副开除出公司，并限令十五日内离开德国。文中还注明已将该公文抄件邮寄中国驻德大使馆。山东老陈的获赔是应该的；希得曼的降级其实也无实际意义，因为公司不增派轮机长，因此希得曼还是干他原来干的事，用他原来用的权；倒是阿德为他送给人家的拳脚大餐埋了结结实实的一单。
这次不管阿德想或不想，愿意不愿意，都得回他的东海老家了。希得曼感到很内疚，但也无能为力。马克船长跟阿德作了次告别长谈，并馈赠了给他好多西德马克、瑞士法郎以及他收藏的各国产的金银首饰。马克船长是把阿德作为他的鲍曼的替代人来照看他的，现在他的干儿子（当然因为德国人的习惯，没有拜干爹的风俗，但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且把干儿子这一概念拿来用一下。）阿德从此要与他天各一方，做干爹的总想拼命地要多给他点什么，以免他今后吃苦。希得曼也不吝啬，拿出一块瑞士金表以及厚厚一叠西德马克硬塞给阿德，山东老陈则以其所能，也递上一些钱，但被阿德坚决地拒绝了，只是颇为感动地收下了山东老陈多年前从国内带出来，被他视为至宝一直挂在胸前的一枚弥勒佛玉坠。
轮船公司按惯例根据阿德的工作年限补发了半年的工龄工资和二个月的补偿工资以及阿德回国的旅途费用，也给了他的护照。其实，阿德早已不是一个穷人，他的多年贪污，钱财已很可观，加上这些馈赠和补助，早已超过了衣锦还乡的程度，应该说是满载财宝而归了。他绝没有现在那些下岗工人的仲仲忧心，除了对轮船公司处罚不公的不满，除了对马克船长、希得曼轮机长和山东老陈有依依不舍的难离之情外，对这次辞退他并无悲愁，反倒有总算能回家了的窃喜。
搭乘当天启航的威廉号，阿德到了越南海防，然后辗转回到了家。这是1948年11月。阿德懂得兵荒马乱的年代要财不露白的道理，所以并不张扬，而是脱了西服，换上那时国人普遍穿着的长衫到了家。推开虚掩的门，阿德看到一位20岁左右的姑娘在扫地，阿德以为走错了门，那姑娘也愣了愣，却马上转身向左屋跑去，一边喊：“阿爸，阿德回来了，阿德回来了！”
阿德这才明白，这个看上去结结实实的姑娘是阿菊，他名义上的老婆。阿菊已不是阿德记忆中的那个瘦小的女孩，而已经出落成山水显明的大姑娘。当阿德与父亲经过一席长谈，终于能坐下来吃饭时，阿菊已烧好一桌的菜，烫热了满满的一壶老酒，但仍是那么羞涩，坐在阿德的对面，时不时地抬头看一下阿德，脸上涌起总褪不下去的两片红云，倒有几分憨憨的可爱。阿德想，真奇怪，这个阿菊竟能变得这般漂亮。其实阿菊算不得漂亮，只是女大十八变，在她此时的年龄段，是所有女人最出彩的时候，因为青春，皮肤会润滑而有光泽；因为青春，眼睛会透出活力；因为青春，身上会充满生机。
而阿菊一如从前，殷勤地服侍着阿德和他的父亲，为他俩斟酒，为他俩夹菜，为他俩盛饭，为他俩递上绞干的热毛巾。
阿德的父亲趁阿菊不在身边时对阿德说：“阿德，侬这几年不在，家里可是全靠阿菊啊，我眼睛不好，田里的活，屋里厢的活可全是她一个人干的。啥辰光，侬还是跟伊把婚礼办了。人总是要有家的，侬闯荡也闯荡了，得想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了。”
阿德没作声，对阿菊他有些内疚，有些感激，过去的嫌恶感这次也基本没了。但他心底里仍放不下桂花，因此他没作声。
第二天阿德就去城里找桂花的油漆店，但那店已是挂着盛德堂的店匾。没找到桂花，倒是碰到那位曾给他疗伤的盛德堂老板。这老板告诉他，桂花的丈夫抽上了鸦片，将所有家当抽成了白烟，包括这家店铺，并且在1946年就死了，桂花则跟着一个宁波鱼贩子走了，后来就没见过人影。
这样的结局是阿德原先根本想不到的。他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阿菊勤快收拾的家。在家待了几天后，阿德思忖该去看看长庚，不知长庚现在咋样。于是就揣上一叠美金，去了长庚的家——六横岛。
一上台门港的码头，阿德就看到了长庚，长庚正与一群人扛着盐包踏跳板，200斤重的盐包背在他们的背上，两手向上向后拽住盐包的两个角，弯着腰踩着一上一下抖动的长跳板，扛到船上。这是阿德在6年前干过的活，他知道这活的辛苦。长庚听到阿德的呼唤，用衣袖擦着脸上的汗向阿德迎来，一近身，不禁惊喜：“阿德，是侬啊。侬这个赤佬，这几年咋光景了？发财了？”长庚对阿德还是以前那样随便，长庚跟众人打声招呼，忙拉着他向自己家走去。
两个酒鬼相逢，少不得推杯夺盏。几个时辰酒热、话热后，只见门外月亮光影中急匆匆走进来一人，附着长庚的耳朵滴哩咕噜了一阵，然后转身出去了。长庚等那人一走，跟阿德说：“兄弟，实在对不起，我今朝夜里有事情，勿陪侬了，侬早点困觉，外面有啥动静勿要爬起来，阿拉明朝再讲。”然后也不顾阿德的反应，拿起一根3尺多长的青柴棍急急地走出了门。阿德有点纳闷，就问长庚的老婆：“阿嫂，长庚作啥去？”长庚老婆说：“我勿晓得伊的事，这段时间，夜里总有人来寻伊，问问伊啥事情，伊也不讲。甭管伊，兄弟侬慢慢喝。”
没了长庚一起喝酒，这老酒的味已失去了刚才的醇香，阿德草草吃了饭，就睡了。裹着长庚老婆为他铺好的被子，合着眼但睡不着。他想着在上海与长庚的相遇，想着他跟长庚学拳，想着在煤油灯下啃着城隍庙买来的茴香豆与长庚对饮，想着要怎样帮一下长庚，让他不再干那踩跳板的活。想着想着，也许是酒劲上来，阿德竟然在长庚回家来以前睡着了。
一阵嘈杂声，把阿德吵醒。只听窗外人声鼎沸，还夹着远远近近狗的惊恐的狂吠，最响的声音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大声喊：“大家起来，去吃大家（说明一下，此处的‘大家’两字跟前面那一个不同，前面那个与现在的用法一样，而此‘大家’指的是富豪人家，吃大家即抢了富豪家的钱、粮、物品分了。）去，今朝盐税介（这么）重，叫人咋话，大家起来造反吧，吃大家去。”阿德这时听出了这喊声是长庚的声音，而长庚每喊一句就敲一下锣，这使他的喊话更有了一种振耳发聩的效果。
阿德不顾长庚老婆的劝拉，扒开大门就冲了出去，这时只听长庚又喊：“每家人家都要跟阿拉去，否则的话，扒了侬家里的瓦，烧了侬家里的屋。”这段喊话，就明显带有胁迫的味道了。其实，如果我们去追究历史上几次农民起义的细节，就会知道当年的红巾军和太平军都采取过类似的促动大批民众参与的手段，这就是历史。当然，所谓行大义者不拘小节。我不想评判这种做法，只是忠实地记录而已。
阿德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长庚和这些人群到底要去哪里？去干什么？他只是出于对长庚的感情，觉得自己应在长庚万一有事时出手相救。所以，他拼命想往前挤，想靠拢长庚。但人太多，且铺着鹅卵石的山路又高低不平，脚踩下去，浅一脚深一脚走不快，最终只能跟随着长庚，跟随着这群拿着火把、乱喊乱叫、神情激昂的人群向前走去。
这支庞杂的队伍经过后岙、中央岙、畚箕岙向国民政府六横区政府所在地蛟头镇进发，而每经过一个村岙，这支队伍就会急剧膨胀，所以，当这支纷纷嚷嚷的队伍冲到区政府的院子里时，立即把整个院子塞了个水泄不通，而且，院外还明晃晃、黑压压的一片高举火把的人群。
阿德一路跟着走来，经过问身边的人，已搞清楚是这么回事了：六横岛素以产盐闻名，岛民绝大多数除了渔民就是盐民。国民政府因打内战入不敷出，于是苛捐杂税如地里野草纷纷冒出，已有的税项如盐税也似雨天竹笋眼看着疯长。这次定海县政府就来人宣布盐税再提高三成。盐民们本已不堪重负，税重，物价又飞涨，盐税再提高三成，已填不饱的肚子还要被夺去几口吃食，难道去喝海水充饥？！旁边人七嘴八舌告诉了阿德这次闹事的原委。阿德不免为长庚们的举动叫好。虽说才回家几天时间，他已看到一路上乞丐遍地，穿破褂烂衫的打工的人，大多面黄肌瘦鲜有脸色红润的。看到自己屋里厢也是余粮只能盖住谷橱底，要不是他回来，阿菊和他父亲要不了十天半个月就会揭不开锅。他想，这政府真的是不叫人活了，拿这么多钱去美国买枪买炮，老百姓的死活却不管，这叫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阿德这时仍靠近不了长庚，被拥挤的人群挤着，只能站在一条一托（即一掌）宽的门槛上，好在他长得人高马大，所以他能看到此时的长庚以及他周围人的脸。只见长庚他们从一间屋里拖出几个人来，人群的鼎沸又一次达到高潮。长庚转身向周围的人挥了挥手，人群逐渐安静下来，只听见长庚愤怒的喊声：“县政府提高三成盐税，是想要了阿拉的命。今朝讲得好就讲，讲勿好阿拉勿要命了，耐（你们）也甭想回定海。”
只见一个戴着眼镜的人大声对长庚叫道：“耐想造反吗？造反是没有好处的。”
长庚一个嘴巴打过去：“人都活不成了，阿拉不造反还咋弄？”
这时人群一阵骚动，鼎沸声又起：“打死伊，打死伊。”阿德看到长庚周围一阵波动，拳头、火把一阵乱舞，几分钟后稍为安静了，却已不见那戴眼镜的脸。倒是有一个人在挥着礼帽让大家安静。在人群又稍为安静些后，那人大声嚷道：“我是六横区的区长，我答应这次盐税不提高，我以全家人的性命担保。”
只听有人喊：“侬讲话算数？”
“算数，算数。难道我勿要性命？！”
于是，过不了一个时辰，明晃晃、黑压压的这一大批慢慢化为点点星火朝四野里散去。他们已达到了目的，就该回家睡觉去了。
阿德这时才看清，那个戴眼镜的人和旁边另外一个人已污血满脸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会动了。
阿德也陪着长庚往回走，阿德担心地说：“恐怕有大祸，耐把当官的杀了，衙门要报复的。”
长庚却不屑一顾：“这种狗官，就该杀掉。衙门要报复，阿拉再起来闹。法不责众，难道把阿拉全杀头？”
长庚说得也在理，第二天除了大家都无心干活，四处可见议论纷纷的人群外，却并未见区政府采取什么保护行为，只是派了几个兵丁扛着枪护送二具盐税官的尸体去了台门码头，装船送回定海去了。长庚几个则聚在一起七嘴八舌，有说阿拉还是先逃走吧；有说怕什么，这么多人闹事难道都杀头；有说先看看，风头不对马上逃的。最后也合不拢一个主意。
但长庚们错了，他们毕竟是草民，不懂政治。政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造反，何况还杀了二位政府官员。第三天的凌晨，那几个终于下决心想逃的人坐的小船，被炮艇、兵舰挡住了去路。黑压压的一批全副武装的官兵下了兵舰从台门码头涌上六横岛。这是国民党96师几乎全部的士兵和军官。血腥的镇压开始了。
长庚被保长（国民党时期的村官）带来的几个士兵捆了五花大绑给带走了。阿德虽凭着手里的护照，镇住了那几个不识字的兵，但也被带到了区政府。当天下午，阿德和长庚他们就被关在一间间船舱里，由士兵严密看守着，押到了定海。
几天后，长庚以及其他十几个人被游街示众后，押到白虎山枪毙了。还有几十个人下了县衙的大狱。阿德则由其父亲交了2000美金的保金并送掉了这个数的好几倍的贿赂后，被保释出狱。
据浙江省东海市地方史料记载：1948年11月的六横盐民暴动，毙杀国民党盐税官二人，暴动民众被从定海调遣来汤恩伯亲自指挥的的国民党96师残酷镇压。杀害暴动盐民十七人，逮捕五十多人。共产党宁波市地下党委在获悉盐民暴动后，曾派人前去指导和组织，但地下党所派人员到达六横时，暴动已在五天前被镇压。
惊魂初定的阿德出狱后，当即又去了长庚家里，拿了些钱去安抚一下长庚的遗孀，然后，垂头丧气地返回家里。这场变故使得阿德有了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念头。
于是，想过安稳日子的阿德就到处逛，到处看，想置买一些田地，建造一处象样的屋舍。田地多的是，且价格低廉，你想这样乱哄哄而又捐税重如山的年月，谁会看重这打下谷子不知够不够交税的田地。
阿德很快就初步谈好了一百多亩地的价格，但精明的阿德并不急于成交，而想再压几天，再杀杀对方的价。而一场令阿德置地买屋的想法最终泡汤的一场大祸，就因为他的几天等待而降临到他的头上。
那天凌晨，大门被粗暴地踢开，一群饿狼般的士兵随着饿狼般寒冬里的北风卷进了屋里厢。
阿德不知道是咋回事，但他知道对着他、阿菊和父亲的枪不是吃素的，所以只是嚷嚷而不敢有所动作：“阿拉又没犯法，耐是做啥？”
一个扛着二杠一星领章的军官走过来厉声呵责：“叫什么叫！委员长有令，私人不得私藏外币、金银首饰，都要到银行去兑换成金圆券。你不去兑换，还得老子跑上门来兑换，还说你没犯法，你犯了金融法知道不？”
1948年，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而向国外买打内战的军火，又急需硬通货，因此，发布了民间收缴金银制品和外汇的通令。开始时自愿自由兑换，你可以拿黄金去银行换取等值的金圆券，也可以用金元券换等值的黄金。后来就变成强制性的了。金圆券的价值也一落千丈，比老头票（指印有孙中山头像的普通纸币）好不到哪儿去。
阿德刚回家没几天，且卷入了六横盐民暴动，在监狱里待了些时日，因此，他并不很清楚这个法令，但他晓得金元券不值钱。因为，他一回国，身边没国内的钱，一到上海就到银行去兑换了一些美金，但拿这些兑换来的金元券去买东西时，却是一日三价，一天内金元券竟然就会贬值，这是什么钞票，比茅纸（上厕所擦屁股的纸）好不了多少。
那些士兵偷偷地塞了几张美金到上衣口袋里，那当官的则抓了几根金条塞到裤袋里。然后由一个穿长衫跟着来的人，用鸡爪似的瘦黄的手指拨拉了半天算盘，说是该兑换多少金元券给阿德，因为年代久远，阿德已记不起是个什么数字，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因为阿德说，这群饿狼恶夫最后兑换给他的是整整四麻袋钞票。
这群人又如来时般一阵风卷走了。这时，阿菊才敢“哇哇”哭出声来，阿德的父亲则坐在板凳上傻呆了。阿德简直气晕了，自己辛辛苦苦四处漂泊好不容易赚来的财物，竟然片刻之间变成了一堆“茅纸”。这世道是什么世道，他此刻恨透这该死的国民党政府，这该死的狗屁蒋委员长。恨愤难平的阿德一气之下将四麻袋“茅纸”拖到门外，摸出洋火（火柴的旧称），把它点燃了，看着这“茅纸”熊熊燃烧的火焰，阿德彻底地绝望了。
当多年以后，阿德跟我讲起这件事时，情绪仍有点激动。对此我非常能理解，闯荡国外多年，其收获毁于一炬，这痛恨可想而知。但我又为阿德庆幸，我对阿德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是国民党政府收了你那些外国钞票，你买下了那一百多亩田，等共产党来了，你不被评上个大地主？！说不定一个枪子儿崩了你，你还能有现在这样的日子，每天烧酒喝喝，烟抽抽？！阿德说：这倒也是。
阿德说，那些钞票烧掉后，他大病了一场，躺在床上半个月没起来，倒是阿菊不声不响地殷勤服侍他。这又是阿菊的长处了，我想如果阿菊象平常的女人一样也整天怨人怨天的念叨，或者说长说短地劝慰阿德的话，阿德肯定会不耐烦她的。总之，在这场大病中，阿德深深地感觉到了阿菊的好。感觉到了阿菊对他的厚实感情，感觉到了阿菊的明事理。于是，病愈后，阿德挖出他为以防万一而预埋在院子里那棵大树旁泥土里的一个瓦罐，拿出几枚戒指去换了钱，与阿菊举办了简单的婚事。从此，他与阿菊相依为命，直到他死在阿菊的怀里。但阿德的父亲在经历了阿德发财回家后又入狱，又遭此富室顷刻变赤贫的飞来横祸，终于抵不住这大喜大悲的转换的折磨，于阿德结婚后，没一个月就命赴黄泉。
本想置田买屋，过过既富足又安稳的地主生活的阿德遭此接二连三的灾祸后，变得跟阿菊一样寡言。“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阿德整日沉迷于杯盅之中。当然，我们将曹操诗中的“忧”改成“痛”倒更能体现阿德此刻的心境。
但日子总是要过的，阿德的钱袋在瘪下去，阿菊的肚子却鼓了起来。阿德有一天猛然清醒：坐吃山空啊，何况他的山已变成了一小堆土堆。于是，第二天他对阿菊说：“我要出去赚钱，不然儿子（阿德总是那么自信，就是在生儿育女上，也充满盲目的自信。）生出来，靠什么养活。”尽管阿菊对阿德整日地饮酒从未有过半句怨言，但当阿德表示要出去干活时，阿菊当然还是十分高兴的。她为他准备好换洗衣服，准备好洗刷用具（阿德毕竟过了几年洋生活，跟他老家的很多人不一样，他已养成了洗脸刷牙的习惯），甚至还用油炸了三斤兰花豆，以备作阿德的下酒菜。
阿德就拎着这一包换洗的、吃的向城里走去。活并不难找，桂花老公开的油漆店已经不存在了，但他很快在城西的一家油漆店找到了活，要不了几天，店里的老板和伙计就都认可了阿德的手艺，工钱也立马涨了上去，而且每天涨。其实不涨也不行，因为市面上的东西每天也在涨价，什么东西都值钱，就是钞票不值钱。但令阿德稍为宽心的是，他的每天工钱的涨幅只略低于物价的涨幅，但他必须当天拿到工钱，马上就去把它花了，化成米，化成油，化成布，不然，不知道明天又会涨到什么价。对这没完没了的物价疯涨，阿德颇有怨言。但他发现有一样他每天买的东西价钱竟然涨得特别慢，那就是他每天早晨要吃一碗的豆腐脑。每天他起床，洗刷完毕，抽完几支烟（阿德烟瘾跟他的酒瘾等级恐怕差不多。）后，就会有一阵丁零当啷的摇铃声，其间夹杂着：“豆腐脑，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的吆喝声。那就是卖豆腐脑的老王来了。阿德一边慢条斯理的品味这豆腐脑，一边骂些这混帐世道这种话，这豆腐老王总是耐心地等阿德吃完，然后收了碗，再到别处去。阿德到这里没几天，就与老王熟悉了，因为阿德生性豪爽，那天见这卖豆腐脑的老王东西做得好吃，就大方的塞了一支烟给他，二人就聊了会儿，各自报了家门。以后，二人的话就越来越多，但豆腐老王总是叫阿德讲话小心点。阿德想，这豆腐老王跟那个山东老陈差不多，胆小怕事。阿德想，我都快成讨饭的了，还怕个卵，只要不像长庚那样出头露面造反，讲点实话，难道也犯法，难道把我五花大绑捆了去不成。
但一年以后，阿德却真的被五花大绑捆了去。时间已是1950年的4月，阿德那天正好背着买好的米到家里，顺便看看他六个月大的儿子阿其。他儿子的名字阿德说是他自己想的，我思忖，这“其”字与“姬”和“千”字的发音都非常接近，也许阿德在儿子出生时，还难以忘却这二个女人。那天夜里，阿德正搂着阿菊睡觉时，门被擂得山响，阿德边问是“啥人？”边去开了门。一开门，明晃晃的刺刀就对在了他的胸前，然后上来几个士兵，一条粗麻绳就把阿德五花大绑捆了。月光下阿德看到一张熟悉的脸，那是保长烂眼阿七的脸。
不管阿德的谩骂挣扎，不管阿菊惊恐的叫声，不管阿其的哇哇哭声。那些士兵拖了阿德就走。阿菊去拉阿德，却被一枪托打翻在地。不一会，阿德就被这群士兵带出村庄，带到公路上，拖上一辆美国道奇卡车就向海边的方向驶去。象只将被宰杀而捆住脚的鸡一样，阿德在剧烈颠簸的卡车里只能蜷缩身子，坐在或说是放在车座底板上，随车颠簸着。像他一样的还有八、九个人，都是年龄在20到30岁左右的男人。车到海边，有二艘兵舰停在那里，人群熙熙攘攘，除了乱哄哄的军队外，还有拖儿带女的，还有像阿德一样被抓壮丁的，还有警察，还有宪兵，乱哄哄的各色人群在乱哄哄地抢着往船上挤或是很不情愿地被赶上船。阿德他们八、九个人被带到海边后，押送他们的兵见一时半会上不了船，就叫他们坐在海岸边岩礁上，一个当官的跑去请示上司去了。
阿德一直想着逃脱，但在卡车上没有机会，这时他开始暗暗使劲地在岩石的棱角上磨绑在他手上的麻绳。磨了半个小时左右，锋利的石锋就切磨断了绳索。阿德再一次表现出他的聪明，他并没有立刻站起身来跑，这样，端着枪看管他们的兵，不等他跑出二十步就会一枪崩了他。他把磨断的绳头抓在手里，装着原来的样子，等着他算计好的时机来到。
当兵们端着枪吆喝他们这群壮丁走上长长的跳板向船上走去时，走到一大半，阿德一蹬脚就跳到了黝黑且冰冷的海水中，乒乒乓乓的枪声立刻想起，但阿德早已扯掉外衣，在黑暗的海水里向稍为远一点的海岸游去。
冻得瑟瑟发抖的阿德在离兵舰约500步远的地方摸索着爬上岸，它想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了。没曾想，刚当他抖抖索索地爬上岸，却马上听到有人在喊他：“老乡，老乡，救救我们！”他抬头一看，只见海边铁丝网的水泥柱上挨个绑着十几个人。阿德不是胆小的人，也不是见死不救的人，他立刻跑过去为他们解绳索，令阿德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这里见到了豆腐老王。老王只说了一句：“阿德，你自己小心，先别回家，到山里去待一两天看看动静再回家。”然后与那十几个人一起迅速地消失在黑暗中。
第二天下午，阿德在山顶上，见海上不见兵舰、岸上不见军车、士兵，就跑下山打听，知道那些兵们那些官们昨夜里都跑了个精光，说是都跑到台湾去了。于是他就往家的方向走去。
阿德再次见到豆腐老王是在十几天以后，那时解放大军坐船登上岸来，豆腐老王竟然穿一身黄军衣，背着木壳枪（因为枪匣是木头做的，所以当时的人们这样叫，也有可能把德语译音的驳壳念成了木壳），领着一大群学生模样的人，举着彩旗，喊着口号，迎接大军。豆腐老王猛然见到阿德，立刻高声喊他：“阿德，阿德。”阿德走了过去，问：“侬咋会在这里？侬到底是弄啥的（干什么的）？”豆腐老王笑笑：“我是地下党的。”接着他又说，“阿德，跟我走吧，和我一起干。”阿德想了想，还是拒绝了：“我不去，我有家小，还是做我的漆匠安稳。”有人在喊豆腐老王，豆腐老王拍了拍阿德的肩膀：“谢谢你救了我们，不然我们几个地下党那天就被枪毙了。我走了，以后有什么事，就来找我。”说完，转身跑开了。阿德看完热闹，也就往家里回。他思忖，朝代又换了，但愿这一次好一点，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第六章
土改了，豆腐老王带着工作队到了阿德的那个村里。豆腐老王理所当然地就挑了阿德的家作为他的落脚点。豆腐老王现在我们不应该再叫豆腐老王，应该叫王书记，马岙区的区委书记。卖豆腐脑只是他搞地下党时掩护身份的职业，因这职业穿街入巷不会被人注意，便于做交通联络工作。
阿德并不称呼豆腐老王为王书记，而是省略了“豆腐”两字，叫他老王。因为阿德对书记这一名词比较陌生，不知道什么含义，再则，阿德也有点自大地想，我救过你的命，我们就是兄弟了，你做官是你的事，我跟你仍是兄弟，犯不着叫你什么“王书记”。对阿德的叫法，王书记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并没有像现在的很多官员那样，非要人家叫出他的职务不可，不管是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除了家里的人称呼不改以外，家外人是一定要随着他的职务的变动而改变称呼的，就是一旦什么职务也没有了的时候，为了表示尊重，以免这人产生什么想法，家外人还是要以他的姓加原职务来称呼之。国人大多对此颇为热衷，而且通俗的做法，如果是副职，则不加“副”字，如称张局、张科，而绝少有人称张副局、张副科的，这倒也体现了文字改革以简洁为主的精神。总之，那时好像还没这个风气，所以阿德叫王书记或豆腐老王为“老王”，他们二人均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
老王既然是工作队带队的，就要动员阿德在诉苦会上发言。阿德最心痛的是国民党军队活生生抢了他的钱财，但抢他的人已去了台湾，他也没办法找他们算帐，是谁把那些兵领过来的，他打听过，但没人说得出，他估计是保长烂眼阿七领来的。
阿德本不想去发什么言，钱财掉了，难道诉诉苦能要回来，壮丁抓了，人逃回来也就算了，还救了你老王一条命，没吃亏。但老王不这么想，他三番五次地做阿德的工作，阿德最后想，就算帮你兄弟一把吧，而且那个烂眼阿七也确实欠老子两个耳光，就凭他带兵来抓我的壮丁也该。如果我真的被抓去台湾，阿菊和阿其怎么办？于是阿德就在诉苦会上冲上去给烂眼阿七两个耳光：“阿拉跟侬乡里乡亲的，侬倒好，叫来黄皮狗（那时对穿黄军服国民党士兵的蔑称）抓阿拉的壮丁，侬是人勿是？”
烂眼阿七低着头：“阿德弟，我也是没办法。区政府逼落来的。阿德弟，侬还是多多包涵。”
“包涵?!我的介许多钱财被抢个精光，咋包涵？包涵?侬还我？”
“阿德弟，钱财被抢是那些黄皮狗的事，侬勿能怪我嘎。”
“勿怪侬怪啥人？黄皮狗哪里晓得阿拉顿（方言：住）了啥地方，勿是侬带路，伊拉（方言：他们）会摸得着地方？！”
“真勿是我带路的。”烂眼阿七还在狡辩。
“打倒蒋介石！”“打倒恶霸地主”老王带领人群呼起了口号，一时群情激愤。群情激愤的原因，倒不是他们的钱财也被抢了，谁有阿德这么多钱财，就是烂眼阿七也没有阿德当时的百分之一钱财。群情激愤是因为村里的中青年男人不少被抓了壮丁，即使没被抓的家庭，也总有近一点或远一点的亲戚被抓，所以，阿德的带头诉苦确实也起到了老王想要的效果。
30多年后，台湾同胞纷纷回家探亲，除了兄弟姐妹、父子、母子相拥哭泣外，阿德的东海老家揭起了一股盼亲人回家的热潮。二、三代人都像过节一样等待亲人回来，上一代人是亲情难舍，而第二代或第三代有许多人则是期待着从台湾回来的叔叔、舅舅给他们带来点港币、美金、手表、戒指什么的。看着、听着这些热闹的台胞回乡的新闻，曾有人这样抱怨他的父亲：当初抓壮丁时，侬作啥（为什么）逃东躲西，抓了去蛮好，现在阿拉也会是台属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穷。
这个人是昏了头了。如果他父亲被抓了壮丁，那他怎么可能到这个人世间来，因为他出生在６０年代啊；另外，抓壮丁到台湾，以后能稍为日子过得好一点的人，说实话也是少数。娶不上老婆，最后只能老死在荣军院里的多的是。何况，他们在台湾也不是过享清福的日子的，很多人是在蒋介石儿子蒋经国的率领下，干了好多年修公路、打隧道的苦活的。
因为阿德的带头诉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老王就劝说阿德当贫协会主席，这次，阿德坚决不干了。阿德想得很简单：众口难调，我不是那个料。而且，阿菊和阿其是要我养活的，我咋能整天去忙乎那些事呢？！
阿德不听老王的话，不愿当贫协会主席，老王也没办法，只得在分地时，划给了阿德十几亩良田。数量按人口计算，并没多给，田却全是好田；是当初阿德看中想买的那几块田的其中一块。阿德想，还是新社会好，也总算追回了十分之一被抢的钱财。
地是有了，但光靠它是过不上富裕日子的，所以，阿德还是去了城里，继续做他的油漆匠。除了耕犁、插秧、收割，阿德回家来忙一阵，其余时间，田里的活都是由阿菊背上背着个阿其干的。
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阿德也就随着油漆店合进了国营的建筑公司。
想过安稳日子的阿德当然是卖力地工作的，而且他也不愿意落在人后而被人家说话。所以，年底被评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发了个大得足有500cc容积的搪瓷杯，那个搪瓷杯从此就成了阿德终生不离身边的茶缸，也终于像他的牙齿那样慢慢地变黄变黑褐色。
建筑公司虽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直接的单位，但除了阿德这样没多少文化的从农村里来的人外，上面还喜欢放些不宜放在其它单位的人，比如阿德身边的国民党俘虏兵,当了解放战士后又当了逃兵的老宋，做过溥仪的禁卫军士兵的老袁，当过押运海船的镖局镖头的老张。当上面开会时说，当建筑工人最光荣时，阿德免不了想，那为什么把那些人都摆到建筑公司来呢？但想想也就想想，阿德并不想去跟谁为此辩个青红皂白，而且，阿德认为，谁都不易，既然大家一起共事，还是和和气气的好，所以他不理会上面找他个别谈话时要求的那样，密切注意老宋、老袁、老张的言行举止。阿德是个喜欢自由的人，他也不会去约束别人的自由，所以，他对老宋、老袁、老张是比较客气的，还不时递支烟给他们。虽然次数不多，因为阿德的工资并没有比其他人高多少，但尽管是有限的几次，已足以使老宋、老袁、老张他们感激涕零，过了三十多年，他们三人还一直念叨阿德是个好人。
阿德有了地（当然这些地后来归了合作社），每个月又有工资发，每天抽烟、喝茶、喝酒的开支还是够的。因此日子倒也过得滋润。但人要倒霉，喝冷水也噻牙这句话没错，就在阿德并不富足倒也不穷地过着安稳日子时，有一天竟然被开了批斗会。进单位已快一年，神州大地卷起了反右风。阿德第一次见到了纸不当纸的全民写作热潮，在那些糊在墙上，挂在铁丝上，散落地上最后被人踏成烂泥的纸中，竟然有一张是针对他的通知——晚上开阿德的批斗会的通知。在批斗会上，阿德才知道是批斗他什么。原来，有一天下大雨，大家干不了活，就坐在大宿舍（足足住二十几个人的工棚）里闲聊，有人说这老天老下雨，活也干不了（实事求是说，那时的人是比较勤快的，也许是因为上面三年超英国，五年超美国，十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宣传）。阿德随口说了一句：“今朝（今天）的天不是建筑工人的天。”没曾想，过了几个月，竟然有人把阿德的话当作右派言行告了上去。
阿德连续几个晚上被开批斗会，搞得他很心烦。这不是瞎弄吗？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但人家就是不相信他的话，他很想找出告他的人，但谁会告诉他呢。阿德到死也没搞清楚那次是谁告了他，因为有组织原则，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能违反组织原则。他只是肯定地对我说：老宋、老袁、老张三个人决不会。我倒想，谁知道呢，也许不会，也许会。
但阿德命中注定不是会一直倒霉的人，他总是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能转运，就像他失去了１００多亩可能到手的地，但最后还是能捞回十分之一一样，这次的转运比他在威廉号上转运的那次时间还要快一点。当阿德的材料送上去，被主管反右运动的王部长，即那位王书记或是豆腐老王看见了，王部长当即火冒三丈：“瞎搞什么！阿德能是右派分子？！一，他没有文化。二，他苦大仇深，能恨新社会？三，他救过地下党的好几条人命，这样的人都是右派，那我们都也是右派了！”据说王部长摔了茶缸，据说，他还撤了工委的一个人的职，这因为是阿德听说的，并无实据。我也不能完全肯定有其事，但阿德马上被解除了批斗，并继续当他的生产小组组长则是实实在在的千真万确的事。
经过这次风波，阿德的名气大振，谁也没想到阿德竟然是个无名英雄，所以高高低低的人对他有了一份敬意，于是单位里的高人（我对职位高的人的简称）就要他担任工程大组长（相当于现在的工长或工程队长），阿德自知自己只读过二年私塾，会写的中文还没德语单词多，而后者又用不上，所以执意不接受高人的任命，而且阿德不是个愿担任使命的人，他只是个希望安安稳稳过日子，每天能抽几支烟，喝几口茶，喝几口酒的人，可以肯定地说，阿德是个没有野心，换一种说法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高人们见此也只有作罢，但阿德的分量从此在高人们的心目中，有了较大的提高。凭着这分量，又凭着阿德带着他的小组干活也不错，所以，阿德每年都能登上光荣榜。虽然前面的名称时有变化，比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好战士、先进工作者等。
而低人们则从此萌发了对阿德的好奇，总要探根究底地要阿德透露一点他自己的故事，因为阿德自己也有了有保护伞的感觉，又拗不过低人们的软磨硬缠，就在抽了接过来的烟或喝了端过来的茶以后，时不时地就来上一段满足一下人们的好奇心，就像间歇性不定时的喷泉一样，时不时给人们带来一股兴奋。有时，阿德在叙述时，适逢有高人到来，阿德倒不像别的组长那样马上诚惶诚恐地爬起来带手下干活。阿德不这样，在不失礼貌地喊一声：书记或科长或主任之类后，就继续讲他的故事，直到一个段落完。高人们对此倒也不反感，他们有时也驻足听一会，当然他们不会象坐在阿德身边的低人们那样放肆的或暧昧的笑。几次以后，低人们就知道，当阿德讲故事时，是不用顾忌高人们来临的，因此，他们缠着阿德讲故事的劲头更足了。
其实，老宋、老袁、老张三个人也有低人们感兴趣的经历，但他们三人都不太愿意讲，即使讲的话也没有阿德那样无所顾忌，淋漓尽致。所以低人们将阿德众星捧月般地供奉着，慢慢地阿德的故事成了单位里一个流传甚广而版本多样的传说。
当阿德见到的第二个纸不当纸全民写作的年代到来时，阿德的故事会也不得不休会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长达好几年。在这个年代的初期，阿德又碰到了他26年前碰到过的诉苦会，当他啃着那个粗糠和着地瓜皮粉的窝窝头时，他不禁为那些曾以此为食的人们悲哀，而阿德本人是从没有吃过这些东西的，你想，阿德的父亲既然能有钱给阿德买来阿菊当童养媳，当然不至于以糠为食。解放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糠也成为精粮时，阿德却能做到不饿肚子，而且隔三差五关严了门，偷偷地喝上几口酒。阿德说他没吃过多少苦，即使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好多人的那几年。这话我信，我猜测阿德是靠着那个埋在树旁泥土里的那个瓦罐里装着的东西来补充他的收入，维持他的生活质量的。当然，老年的阿德已很小心，从不说他为什么能在人家都挨饿时他能维持仍有酒喝，仍有烟抽的生活。
虽然阿德也像别人一样在忆苦思甜会上啃着这难吃的窝窝头，但他绝不上台去诉什么苦，因为烂眼阿七早已不在人世，没有了他要泄愤的对象;而且，阿德也不愿意把他认为倒霉的事说给众人听，以免影响了他在众人心目中还是比较可以的形象，阿德是这样认为的。另外，他更不愿意像烧饭的老杨头那样闹出差点闯大祸的令人捧腹的笑话。
忆苦思甜会上，有人在哭诉旧社会讨饭的经历，说到伤心处，只听坐在下面的老杨头开始呜咽后竟至嚎啕大哭，显然是会上讲的人感染了老杨头，勾起了他的悲惨回忆。于是，组织会议的一位高人，执意要并不善言辞的老杨头走上台去说说自己的悲惨经历。也不知老杨头怎样想的，竟然也就听从高人说的，走上台去诉起了苦：“那时是真苦，没有吃的，我的三儿子才三岁大啊，眼看着他就全身浮肿，又没得药，又没有东西喂他，就这样饿死了。家里可是没一粒米，全家都靠吃葛藤粉活命啊，就连葛藤粉也没多少，因为大家抢着去割葛藤。路边树皮都剥光了。后来还算好，有了三自一包，有自留地了，年景也好了点，才算有活路了。我全家……”
这时，那位请老杨头上讲台的高人猛然把话筒抢了过去，连说：“老杨头，你下去吧，你下去吧。”底下人的低人们也逐渐回过神来：这老杨头诉的是哪门子苦啊，“三自一包”不是刘少奇讲的吗，不是正在批判的东西吗？这老杨头把三年自然灾害的事当旧社会的苦来诉了。
本来这是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如果在其他单位我不知道老杨头下场会咋样。而我们单位的高人们确实有点高，他们并没有为难老杨头，只说老杨头年纪大了，脑子有点糊涂，事情和时间记不清楚了。那件事就这样在高人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处理中总算没惹出大祸。只是单位里从此有人说对方脑子不灵时，就说：“侬这个人脑子像老杨头。”
阿德绝不会闹这样的笑话，阿德对开会啊什么的天生讨厌，从不喜欢在会上发言，除了他主持的故事会。而且阿德在那段时间心情很不好。一是他朴素地认为，劳动才能创造财富，而现在动不动就不干活开什么鸟会，如果种田的人也这样的话，不知道以后吃什么。二是从高人们的言论及街上的满眼的标语、大字报上知道，曾救了自己和曾被自己救过的那个老王，现在倒大霉了。每天在给人家戴着高帽，挂着黑牌游街或开批斗会。老王那时已是地委的副书记，王副书记（为了正确表述起见，我不照现时的常惯叫法省略那个副字）正被当作是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叛徒、包庇右派分子在批斗，前一个罪名是因为他当着地委副书记；第二个罪名是在东海地区被解放前，王副书记有被捕的经历，但又在很难令人相信的情节中逃脱，既然逃脱的事比较离奇不大可信，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投降了敌人，出卖了同志，被敌人放回来的；第三个罪名是十年前那个被开除工委的那个人揭露出来的，还交上来很厚的一叠原始揭发材料，其内容就是围绕阿德：“今朝的天不是建筑工人的天”那句话展开的。
阿德的单位里，原先的那些高人们已经靠边站了，上来一些原来低的人，这些低人当了高人后，对阿德倒还算客气，也比较仗义，那几个从低到高的人在外调组来调查阿德的情况时，没说阿德的坏话，反而像当年的王部长那样明确地表示：阿德不可能是漏网的右派。也拒绝了外调组要将阿德带走的要求。原来是低人现在成了高人的那几位，原先跟阿德关系都不错。因为阿德是个豪爽的人，他自己抽烟时，会不时（当然不是每次）分给身旁的人也抽一支，他在喝酒，遇到高兴时，也会邀请到他寝室去的人共饮一盅。那几个当时的高人对阿德还是做了颇不简单的保护工作。况且，从他们内心也不信阿德是右派分子的鬼话。倒是那个老杨头以及那个请老杨头上台诉苦的原高人被开了几次结结实实的批斗会。但也并没有把此案上交上去，而以内部监督劳动了事。
阿德还是每天干着活。我们单位在那个时期能每天干活的人屈指可数。说来也很滑稽，那时人群已因观点不同分为两派，两派那时还未到枪炮相对的程度，但已到拳脚较量的阶段。而且，多次因为外部力量（即外单位同一派人群）的介入一半语言一半武力地发生高人换班的事件。当某一派掌权时，就会宣布另一派的人不能干活，其理由是对方是革命的敌人，让他们干活，有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潜在威胁，但仍给对方的人发工资，只是扣掉了一半，扣掉一半的理由是他们没干活，而发一半的理由是为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们能生存下去，并希望争取其中的大部分以后能站到革命队伍中来。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据说在其他单位没有这种事。我佩服我们单位那时的那些高人们，他们对劳动的认识是那么的深刻，出发点是那么的纯真和美好，如果世界真的全由他们组成，那“乌托邦”的社会是真的有可能建立起来的。那时的那些做法与后来的枪炮相对、残酷迫害对方的局势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至少开始时，人们的观念还是纯真的。而在两派频频上、下台的时期，阿德则严格执行着八小时、七天一休工作制。因为阿德没有参加任何一派，而且任何一派都将阿德视为可争取的群众力量，因此都没限制他的工作权力。没有被限制工作权力的还有老宋、老袁、老张几个人。想想也真有意思，老宋、老袁、老张几个以前被看成社会主义建设潜在敌人的人能继续建设社会主义，而那总是不在少数的人群则轮番地被剥夺工作的权利。我现在有时还这样异想天开：如果把那时那些高人们的做法放到现在来做，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还有那么多人来争取劳动的权利吗？还有那么多人为不能劳动而忿忿不平吗？
但到后来，阿德的每天八小时、七天一休的工作制不得不以长假而告终，因为街上、屋顶上垒起了沙袋掩体，枪炮声白天、黑夜都能听闻，路上时不时有装着尸体同时又有几个义愤填膺的人呼喊着口号站着的卡车缓缓驶过，星月疏朗的夜空则时不时有曳光弹红红的弹迹一划而过，除了种田的人还在劳作着，绝大多数人已不建设社会主义了，而是扛起枪、拖起炮参与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中去了。
而在枪炮声刚一起时，阿德做了件那些高高低低的人都没想到也不知道的一件事。阿德眼看局面越来越乱，他担心老王（那个豆腐老王或王副书记）的性命难保，就偷偷地几次察看关押老王的地方。最后在一个月黑风高雨急的夜里，带着他的阿其，挖了二、三个小时的砖墙，终于挖了个墙洞，将老王搭救了出来，人不知鬼不觉地藏到了自己的家里。而阿德的聪明还体现在在此之前，他已将老王的夫人和儿子接到自己家里住着。然后，按老王的指示，阿德通过老王的原来的铁杆亲信往外撒布了老王脱逃后已去了新疆军区老战友处躲藏的谣言。听到这一谣言，原来关押老王的那些人也就作罢，停止了搜捕老王的努力。而阿德则对左邻右舍称他的上海外公的小儿子即他的表舅因为肺病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来他家疗养。因为阿德的家比较偏僻，没几个人以前看到过报纸，因此，也不认识这个他们以前的父母官——王副书记。也就相信阿德的话。阿德是以耿直、义气闻名于乡的，我想就算乡亲们知道阿德隐藏了王副书记，从他们总是用朴素的感情来判断而不是拿政治的原则来判断人和事的习惯做法来看，也不至于去告密的。
阿菊不用阿德说，就殷勤地服侍起王副书记和他的夫人以及他俩的儿子。阿其则担负起了王副书记通讯员的角色，每隔三、五天就徒步（因交通已瘫痪）行走到县城，去王副书记的铁杆亲信那里拿回些小报，传单之类，以及亲信们写的信回来，有时还买回农药、化肥或几节王副书记收音机用的电池。有时也送去王副书记写的信之类的。王副书记对搞地下交通是有经验的，他教阿其看到岗哨时要大声咳嗽或大声喝几句样板戏之类的革命歌曲，以免站岗的人惊慌，造成误伤；还教阿其把小报或信缝到棉袄里或塞到鞋垫下，带回来。
就这样过了近二年，在北京的老人家一声令下，两派的枪炮都被上缴了，随后又是一声令下，开始搞大联合了，两派的高人开始坐到一起共同掌权了。王副书记也就在这时候提出他要回城的想法。阿德是三番五次苦劝的，而且话也说到了极底：“当啥官？就在格答（这里）再待段辰光（时间），等局面再太平点勿好，兄弟我难道亏待了侬？非要走不可？有我阿德喝的，就有侬老王吃的，何必再去城里担心吊胆地过日子。”但王副书记执意要回城。我想阿德是以他的思维方式去理解王副书记，当然理解不了王副书记的心思，你想，一个曾红红火火干过事业的人，能老是陪你喝酒度日吗？王副书记肯定不愿意过阿德很愿意过的这种生活，他肯定不愿意将生命浪费在这穷乡僻壤，他肯定更不愿意让他的政治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画上句号。所以，他执意要回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他的回城也注定是阿德挡不住的。
在王副书记回城后不久，阿德也回了城，因为一声令下不但要“抓革命，”而且要“促生产”了。社会主义建设已停顿了几年。不要说超英、美，甚至印度都要超过我们了。回城以后的阿德一如以往忙于劳动，而王副书记一如以往忙于政治，直到那个令国人民都瞠目结舌的事件发生，那个连他的健康都要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人竟然背叛党、背叛祖国和人民了。没过几个月，阿德的老朋友——王副书记被牵连进这一大案而终于使他的政治生命奄奄一息，从此不再有轰轰烈烈和熠熠光辉。据说王副书记回城后，通过他的一个铁杆亲信，与那个集团在浙江的头面人物挂上了钩，并写过什么类似效忠信一样的东西到过北京，所以，被隔离审查。这次阿德是无法营救了，因为王副书记是被押到南京又说是杭州去审查了。一年多后，王副书记被放了回来，但从此轮不上再去当领导了，而且工资也被降了好几级，从行政十二级降到十五级。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又恢复了他的原工资，也恢复了送文件和大参考报到他家。但除此之外，再无其它的政治待遇。而王副书记本人也深居简出，不再抛头露面。除了阿德每年过年过节带着阿其去看望以外，可谓门前车马稀，很少有人去他家探望了。
一如既往地忙于劳动的阿德仍一如既往地每年得着奖状和奖品，除了他不小心抽烟点燃了易燃气体，把自己的头发烧黄，眉毛烧焦，差点酿成大事故的1980年。这一年阿德从没有过的没被评上先进。但这时有一件事使他忧心忡忡，就是他的儿子阿其已近30岁，却因为人老实而又是农村户口，至今还找不到对象。
阿德的忧心忡忡还表现在他讲故事的兴致已很难被大大小小的人激起，时间一长，大家也就知道了阿德为什么这段时间不爱言笑的原因，有位高人点拨他，你可办理病退，然后让你儿子顶职，我们再将你作退休留用处理。顶职现在已经是淘汰的名词，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则曾是许多家庭解决子女工作困难的唯一办法，当时，不仅行政事业单位有编制，企业也有编制，所以，只能少一个人在编时，才能增加一个人。因此，父、母亲提前退休，然后让儿子或女儿进单位工作是很多家庭都用过的手段，尤其是那些插队落户到农村或支援边疆到建设兵团的家庭。阿德当然也早已想过这一办法，但让他退休不干活，他从心底里带着不愿意，因此，迟迟不向高人们打报告要求。现在，高人向他表示可以让他退休留用，他当然感激涕零，立即请他的徒弟代写了一份报告送了上去。当时，退休留用是单位决定的，留不留用，完全是高人们一句话。高人的支持为阿德解决了大问题，阿其有正式工作了，而且从农村户口转到了城市户口，而他本人又不至于身体尚健而去家里闲着，更重要的是他和儿子阿其都能挣到工资，可以使生活大为改善。
我估计阿德的存货已然不多，累年的超越一般工人的物质消耗可能使他原来那罐埋在树旁地下的瓦罐里的东西已经贴补完了，不然，只要有钱，在当时的农村，还是不愁不能为阿其讨到老婆的。总之，阿其进了单位，而且像他父亲那样埋头苦干，并且在一年后没费多少周折地讨了老婆。而阿德出于对高人的感激，工作得更卖力。
阿其进了单位，并且就在他父亲身边干活，阿德就不得不顾忌讲那些人百听不厌的有点黄的故事了。说有点黄是在当时来讲。如果对照现在手机短信传来传去的黄色笑话，那阿德所讲的只能说是浅黄或乳黄，绝没有达到现在的黄色笑话的深黄的程度。但尽管是浅黄或乳黄，在那个色彩单一的年代，已能勾起很多人倾听的欲望。在拗不过众人时，阿德就指派阿其一个人去干活，然后给那些饥渴的同事们来上一杯淡黄的陈年外国香槟。久而久之，阿其也明白了这个中的蹊跷。以后，只要有人缠着阿德讲他的故事，阿其都会一个人走开，去干活或干脆就坐在听不到他老爸讲故事的远处。
我就在那一年学校毕业遵从当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毕业生分配原则回到了单位，并负起了管理包括阿德在内的各个生产班组的生产和技术的责任。因此，也就有机会多次聆听阿德自述的故事。
阿德每餐喝酒。可以说他的餐就是酒，因为他很少吃饭，每天就靠六到七次喝酒来维持营养。因为长期喝酒的原因，或许还有他要干屋顶铺沥青的活，火重，所以，他的后颈部经常会长成疮，俗话叫丁疮，而我又无师自通地自学过一些医疗的小手法，每当他后颈部长起丁疮，疼痛难忍的时候，我就拿三棱针在他的食指指甲与指白交际处和第四脚趾差不多的部位扎上几针，放出一点血，这样扎二、三天，阿德颈部的丁疮就会瘪下去。因此，我跟阿德的接触就多了一点，当我听不明白他故事的地方时，有时也就单独问他，多数时候他都会详细地回答，因此我现在才能比较详细地记述他的故事。
我与阿德相处的这几年，正是国门渐开的时期，很多人尤其是年青人对外国崇拜之至，一说起外国，眉飞色舞。而阿德则说：外国有富的，也有穷的，像美国这样富的国家，他还在街上经常遇到讨饭的。而像印度人，在他所在的那个轮船公司干活的烧煤的印度人，生命就像蚂蚁一样，说死就死了，没人在乎他们的死活。阿德说，靠烧煤当动力的轮船上，印度人每条船每年都要死掉几个的，因为活累，因为闷热，因为煤灰。那时的阿德对生活很满足，他曾经对我说：我是有酒喝，有烟抽，有茶喝就行。他还很有幸福感地对我说：“我的老婆也真当是个好女人，我星期六回家，桌子上就烧好了一桌菜，烫热了一壶酒，我坐上去吃就是了，我老婆则会端来一盆热水，放到桌子底下，脱了我的袜子，给我洗脚。”说这话时的阿德，脸上是一付恬静而又心满意足的表情
尾声
阿德病了。开始他老是咳嗽，身体感觉不舒服，就喝酒。阿德信奉酒，连治病也用酒，平时比如淋了雨，受了凉或者拉肚子都用酒来治，他常说：烧酒治百病，解百毒。因此，一般他在生病时从不去医院或单位医务室，只是把平常喝的老酒换成白酒来当药喝。阿德很少生病，他的身体一直很好，而一旦身体不舒服，灌些白酒也真的管用，因此，他从不把病当回事。
但这次不行，喝了酒仍咳嗽，实在顶不住了，就让他的徒弟去单位医务室拿点药来吃，吃了他徒弟从医务室拿来的药仍咳嗽不止，而且人眼看着消瘦了下去。儿子阿其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那天硬拖着他去了医院，拍了х光，医生二话没说：住院。然后把阿其领到一边，说他父亲的病已经是肺癌晚期，恐怕已很难治。
难治也得治，单位里的领导也赶了过去，要求医院用好药，尽量治好阿德的病。俗话说，医生治病治不了命。医生告诉单位的人说太晚了，已经扩散了，已经无能为力了。单位里的领导丢下一句：尽量挽救吧.就走了。善良的阿德知道单位里的领导来看望了自己，很受感动。当然阿德不知道自己已患上了绝症，只想这次病得有点厉害，可能自己真的老了，身体单薄了。
阿德的人缘一向很好，本来单位里有很多人要去看他的，但听说肺癌在晚期会传染，很多人就没去了，倒是阿德的几个徒弟对阿德忠心耿耿，隔三差五地到医院去看望师傅，尤其是那个在80年由农村合同工转为正式工的小曹。医院里有阿其被领导指派服侍其父亲，不用上班。
住院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医院就给单位打来电话，说医院床位紧张，还是让阿德回家的好，如再不回家，很可能就只能躺着回家了。单位的工会主席向领导一请示，破例为阿德安排了一辆吉普车接他出院回家。这是我们单位唯一不装货的汽车，平时没几个人有资格用它的，但让谁陪他回家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如果派一个没有点地位的人去医院接阿德回家，则有点过意不去，毕竟这是阿德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派的话，派谁？晚期肺癌要传染，大家都这样认为，那么派谁都会觉得对谁不公了。最后我那当工会主席的师兄还是决定自己去送他，选派车的时候被我听到了，我自恃自己年轻体质好，就主动要了那份差事，毕竟阿德教过我“翻虚”“木内”，而且向我传授过油漆防水及保温工程的技术，我对阿德还是有点感情的。
车到了阿德家的门口，确切的说是到了距阿德家1里多路的路口，因为路笮，吉普车终于不能走了，我和阿其扶着气若游丝的阿德下了车，阿德吃力地睁开已混浊不清的双眼，艰难地对我说了句“谢谢你送我，到家坐坐吧？”我本想和阿其一起扶他到家的，但司机说，领导中午要用车的，车要早点回去。我只得满含歉疚地坐上副驾驶座。因为无法掉头，司机把车倒退了近300米左右，透过带着土尘有点模糊的车窗，我看着逐渐缩小的依偎在阿其身上的已经不再伟岸的那个背影，禁不住伤感涌上心来。
阿德的追悼会在他家举行，单位派了辆钱塘江的货车，去了三十几个人。
追悼会的气氛自然有点凝重。当工会主席念悼词,说到阿德历年被评为先进时,有人眼睛含着泪，也有人在低声哭泣，唯有阿德的徒弟小曹哭得翻江倒海，悲痛难抑，最后被阿其扶到了侧屋。我看阿其事多，就跟了过去照顾小曹让阿其回到堂屋去。看着哭得如此伤心的小曹，我感叹：“小曹，你对你师傅的感情真深啊！”小曹哽咽的回答让我大吃了一惊:“能不深吗，师傅为了我自己一直背黑锅。”小曹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诉说：“80年的那场火灾，是我玩从台湾走私进来的打火机时不小心点着的，那时正好遇上合同工转正的事，师傅为了我能顺利转正，就把这事揽到了他自己头上。”我安慰小曹，阿德不管能不能评上先进，他都是一个好人。小曹的哽咽声刚刚小了点，一阵悲怆压抑的哭声从窗口传来，：“阿德师傅啊，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我循声望去，是老宋！那个因为逃兵身份总被人看不起而没少受阿德照顾的老宋。老宋悲戚的忏悔勾起了我的好奇，我转身出屋来到老宋身旁，安慰老宋：“你有什么对不起阿德的?节哀吧！”老宋停止了哭泣，抬起昏黄的泪眼看了看我，欲言又止，点点头又摇了摇头，没说话，独自蹩进了堂屋。我最终也没能知道老宋到底有什么事对不起阿德.
阿德终于和那几个早晚要退色然后化为泥土的花圈一起留在了那个小山坡上.岁月一如以往地漫步往前走,单位经过几番人事更迭,阿德的故事以及阿德所讲的故事已没有多少人能知.他的儿子阿其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离开单位,拉了一帮人去新疆做油漆包工活,听说挣了不少钱.
后记
有人曾说：历史就是故事，故事就是过去的事，就是历史。
阿德的故事是浩繁长卷历史中很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正是这些很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是历史的大部分的组成成分。如果我们将这些很小很小很小的部分全抹掉的话，历史就会失真，就会像恐龙的遗骸那样，虽然庞大，但因缺少血肉而毫无生气。
阿德是个平常人，胸无大志，腹无文墨。他只是按他的本性做事，做人。不管是做好事，还是做有点坏的事，都只凭他自己的认识、判断和本能。
我不能说他是英雄，但也不能说他没英雄气概，拳头为山东老陈和希特曼复仇多少还是能让人感到他不缺英雄气概的。他两次救老王，也说明了他的狭义心肠，虽然老王在第二次被救后辜负了阿德的初衷，使得阿德的第二次营救在一般人眼中缺少了光环。
阿德跟几个女人的故事反映出阿德的好色，但总体来看，他又不是那种一点不负责任，只讲色不讲感情的男人。写到这里，我倒又特发奇想：如果说哪一个女人最适合阿德，我倒有这样的想法，不管是桂花还是阿菊，不管是银姬还是千代子，都适合做老年阿德的妻子，但都不适合做年轻时阿德的妻子，女人都喜欢安稳，而年轻时的阿德是不安分守己的，不管阿德去不去上海，去不去国外，他迟早是要闹出点事来的，就因他骨子里就有着不安分。哪个女人跟了他都会不符合阿德的根本意志，哪个女人都会因此而吃苦。总之还是那句话：阿德就是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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