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性国家必然有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这是其本质属性，也是其现实需要。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时代，埃及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等等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国家已经探索出高度精密的“世界”秩序和规则。进入近代时期，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与世界贸易的质的飞跃，才逐步产生了严格意义上的“世界性国家”。
这份名单并不长。早期西班牙与葡萄牙在南美以土地占领、贵金属掠夺和奴隶生产为特征；取代他们的英国、法国和荷兰赋予殖民地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依靠贸易获取原材料及销售市场；再之后的美国和苏联创造和维护了一套规则，在这套规则之下，其附庸国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与霸权国家的形式平等，甚至可以在遵守这套规则的前提下，利用其反对霸权国家的违规行为。
从这条轨迹中可以看到，自公元1500年以来，新的世界性国家的崛起必然带来新的世界秩序的产生。而世界秩序的更替中，最明显的趋势是，附属国家的主体性越来越强，参与规则互动的意愿与能力越来越高。而这恰恰体现在当前世界的形势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日益凸显的结构性缺陷——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不满只能在美国制定的规则下行动，他们需要参与到规则制定的进程中来。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一看“一带一路”的独到之处。
让我们来关注几个有趣的动态，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之后，数个地区大国均表达了自己对于“一带一路”的设想，比如哈萨克斯坦、伊朗及土耳其。而他们在中国的框架下提出自己的设想却又名正言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即为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在丝绸之路的创造、利用和维护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从历史基础看，“丝绸之路”是人类互动形成的一条商路。在这个框架下，存在各国参与规则制定的空间与合法性。在我们的时代，“一带一路”恰好符合历史潮流，具备从中探索发展新世界秩序的潜力。
二、新的世界秩序需要以新的世界观念作为思想基础，两者互为表里。而互动与交流，恰恰是新的世界观念的核心。
从最初的西班牙、葡萄牙的天主教世界观念，到英国、法国、荷兰等的民族国家世界观念，到美国、苏联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念，到冷战结束后的文明共存世界观念，人类世界观念演变从未止步。
当前，文明共存的世界观念遇到严峻的现实挑战，最突出的问题便是文明冲突。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其他文明愈演愈烈对抗即是明证。
究其根本，“文明共存”的世界观念虽然采用了“文明”的概念来看待世界，但仍未放弃“民族国家”的思维方法，即用静止的、确定的眼光看待文明，认为“文明”如同“民族国家”一样，核心和外缘分明、继承关系清晰，最要命的是，需要维持其边界。以至于我们鼓吹了多年的“文明共存”，逐渐褪变为文明的割据。
然而文明与“民族国家”有着本质不同，“民族国家”是人为塑造的政治神话，既然人造，便可规定其边界。而文明却恰恰相反，文明是历史的自然造物，从来没有明确的界线。在人类历史上，文明的唯一特征就是不断地互动、交流与传承。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何、数学与天文传入希腊，而后又滋养了伊斯兰文明；希腊探索和发现的美的典范成为当今世界的皋规；印度产生的佛教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宗教；而伊斯兰教本身，恰恰与犹太教及基督教同源。
只有“文明的互动”取代“文明的共存”，成为我们世界观念的框架，当今世界的诸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诸多文明和族群才能真正平等，不再有核心、外围和边界的区别。弱势民族才不必绝望地维护其尊严、野蛮地捍卫其传统。
“一带一路”这一概念源自历史，亦可呼应历史。这一概念天然地以“文明的互动”为其世界观念基础，向我们昭示着新的世界观念对应的世界秩序。
俯察古今，我们方才明白，“一带一路”不只是卖卖钢筋水泥而已。它的基因中，藏着中国世纪的世界秩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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