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还是“臣”

喜欢看清宫戏的人常常会发现大臣在皇帝面前，有的称自己为“奴才”，有的则称自己为“臣”。举个例子来说，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纪晓岚以“臣”自称，而和珅则是满口“奴才”。并且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纪昀是汉人，而和珅

是满人，于是就有好事者以此推说：在清代汉人自称“臣”，而满人自称“奴才”；称“奴才”意味着和皇帝的关系更亲近，是皇帝的家臣，表明八旗子弟高汉人一等；而如果汉臣也自称“奴才”，那么往往不仅不能拍到马屁，还会被皇帝严厉训斥，这是清朝重满轻汉的政治现象。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奴才”和“臣”真的一扬一贬吗？

其实，在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每个时期对“臣”和“奴才”作为自称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要根据特定的历史时期，分阶段讨论。由于在位的皇帝不同，所以对大臣的自称要求也多有不同。而且，今天人们谈满汉是按民族划分，把人分为满族和汉族。而在清朝的大多数时期，人们只区分旗民，以在旗和不在旗为界定。与今天的满汉之分有较大区别。

关于清朝臣子的自称，在清军入关前，关外的臣子都是比较随意的。汉臣自称“臣”的比较常见，也有自称“我”的。而旗人的称呼则比较复杂，因为在这个时候“八旗共主，皇权至上”的政治原则还没有确立。比如一个正黄旗人，在他心里他的顶头上司还是正黄旗的首领。所以，旗人中有的会自称“臣”，有的则自称“奴才”。那么什么时候自称“臣”，什么时候自称“奴才”呢？

一般来说，对自己的本主自称“奴才”，对贡主则自称“臣”。本主就是八旗首领，而贡主就是大汗或者是皇帝。在清军入关之后，各种礼仪制度逐步建立，在大臣的自称问题上也逐渐形成惯例。但这时候的惯例只是作为一种礼仪习惯，并没有明文规定。此时，汉臣一般都自称“臣”，但武官例外。目前在我们可见的位于顺治、康熙两朝的大量奏折里，武官半数以上都自称“奴才”。而这时候旗人的称呼也很混乱。比如，当时还是王爷的雍正，曾在给年羹尧的一封信里提到过臣子的自称问题，他在信里有这么一句话：“在朝廷称‘君臣’，在本门称‘主仆’。”这句话说的还是旗人对贡主也就是皇帝称“臣”，对本主自称“奴才”。

等到雍正时期，上文说的惯例就被打破了。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世宗雍正帝下了一道上谕：“凡奏章称‘臣’、称‘奴才’，具是臣下之辞，不以两样书写。嗣后，一概书写‘臣’字。”也就是说，雍正要求以后大臣们都以“臣”字自称，不能再称自己为“奴才”了。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雍正帝发这道上谕的缘由，但这道上谕确实是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将大臣们的自称以制度的形式确立。自此，无论满、汉，一律以“臣”自称。

我们现在去研究雍正时期留下的折子，可以发现雍正对这项制度的执行还是非常严格的。在这一时期，称“奴才”的要么以内务府居多（对于皇族的管家，皇帝管的还是比较松的），要么被雍正帝朱批改正要求称“臣”。当时，有一个叫法海的官员，这个大臣隶属于满洲镶黄旗，他在请安的折子里就自称“奴才法海公奏”。雍正见了，就用朱批在“奴才”二字上涂改，写上“臣”，要求他先说官职，并且称“臣”。雍正还批示说自称“臣”才得体。再举个例子：有一位汉军镶黄旗出身的官员叫高其位，在他的请安的折子里，雍正也用朱批将“奴才”的地方改成“臣”，并且解释说这样写才更加得体。看来，雍正将“臣”看作是得体的称呼语，并且希望自己的臣下可以将“得体”身体力行地执行下去。然而，这个例子有时却成了清朝满人自称“奴才”，汉人自称“臣”的重要证据。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解释说高其位是汉军镶黄旗出身，作为汉人，他没有资格称自己为“奴才”，所以雍正帝朱批纠正了他的自称。但事实上，雍正帝不喜欢所有的臣子都自称“奴才”，不管你是不是汉人，他认为只有称“臣”才得体。因此，这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满人法海、汉军高其位都被雍正朱批，将“奴才”改成“臣”。因为，在雍正心中，管你是满人汉人，只有称“臣”才更加得体。

在清朝臣子的自称问题上，雍正皇帝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了，他打破了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一律要求自称“臣”。可是到了他的儿子乾隆时期，情况就有变了。

乾隆可比他的爹要保守。乾隆即位后，他逐渐恢复了臣子自称“奴才”和“臣”的区别。乾隆二十三年，高宗发了一个上谕说：“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故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这也就是说，乾隆为自称问题制定了要求：公事上奏称“臣”，请安、谢恩和平常普通的上奏按满洲惯例自称“奴才”。另外，对于汉臣的自称问题，乾隆帝也专门提出了要求。乾隆三十八年，他发了一个上谕：“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由此，清朝官员的自称正式形成了定例，也就是说，满文臣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汉文臣公私奏事一概称“臣”，而武臣无论满汉无论公私，一概自称“奴才”。这个制度一直履行到了晚清。

有人认为，乾隆此举是一种区别对待，是更亲近满臣的做法。但事实上，乾隆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臣’和‘奴才’本是同一个性质，都是侍奉皇上的称呼。虽然称呼不同，但都是同一个道理。满汉臣子自称固然有不同，但是在部院章奏上，即使是满洲大员，也一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也要自称‘臣’。并不是自称‘奴才’就是自认卑微而显得亲近，自称‘臣’就显得疏远。”乾隆还说：“朝廷的体统规矩本来是来自律法的尊严，又岂能因为臣子的自称‘奴才’而尊宠，自称‘臣’而被疏远呢！”这番言论恰恰表明了乾隆的态度。对于一个上位者而言，以一个称呼来区别亲疏，表明尊卑，实在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做法。显然，乾隆皇帝并不糊涂。事实上，在乾隆以后，严格禁止的并非是汉人使用“奴才”这个称呼，反而是对旗人用错称呼严加惩处。

由于旗人大臣公事必须称“臣”，私事必须称“奴才”，偶尔就会记混淆了。而旗人大臣一旦写错了，无论是应该写“臣”错写成“奴才”，还是将“奴才”错写成了“臣”，就会有处罚。轻则上谕训斥，重则革职发配。而汉臣们偶尔写错，却只有极个别的被上谕提醒，其他的一般都是不管的。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判断，汉臣不许自称“奴才”绝对不是杜绝溜须拍马，也不能证明汉臣和满臣相比亲疏有别。这个自称问题仅仅是一个礼仪习惯，而且这种礼仪习惯对满臣的要求却比汉臣严格多了。

纵观清朝大臣自称的发展变化，不难发现这种自称仅仅是一种礼仪制度上的惯例，这个称呼的不同是满洲传统与汉族文化相结合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礼仪习惯，而后世有人认为这是区别满汉臣子的标志，认为满臣是家臣，汉臣是外臣，这就有些过于武断了。况且，当年我们对满汉亲疏有别的论断有其特定历史内涵，有革命的需要。而在当下全民族大融合的环境下，拉着“奴才”和“臣”这两个称呼的尊卑问题不放，忽视整个历史环境和历史跨度造成的影响，未免有点过于小家子气了。

历史追求的是客观事实，虽然有些东西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到现在我们还求而不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妄加揣测而罔顾背后的历史大环境。历史既可以是幽默的，但更应该是严肃的，探求历史马虎不得。在历史上，一个不经意间的马虎有可能引起一场时代的旋风。

本文源自凤凰FM 看鉴 （个人对音频进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