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即语文》读书笔记
陈日亮老师特别推崇鲁迅,就是鲁迅“文字的深厚内涵和独特形式”,引发了他研究鲁迅的冲动的,也是鲁迅的“文风”。他在“文革”的信件中,这样写道:“我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与其说是出自鲁迅思想锋芒与艺术力量的激触,毋宁说是由于现实的学风、文风的刺钱。多年来的耳需目染,对于时文中种种弊端之痛心疾首,有使自己不能已于言者,遂不自量力地想试它试,纵于拯湖挽颓无些微之助,也可以破破愁闷的。”(《致董琨(二))陈老师是为语文学风的弊端而“痛心疾首”,“愁闷”不已。对于陈老师,为学风纠偏扶正,正是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因此,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抓住不放。从这一角度看,陈老师对鲁迅之“文”, 他的文字、文体、文风的关注,显示的是一种“语文”的眼光。
实际上,陈老师的“语文鲁迅”的背后,是一个他后来所说的“大化语文”的观念。这也是在“文革”中初见端倪,并在其“文革”通信中,有一个非常重要而精彩的阐述:
当今之世,与其伏在牖下用功,躲进斗室偷安,实不如举步在风沙扑面的途路中,看看世人之种种面目手段,乃是现时代最紧要之学问文章。鲁迅曾指出:“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学的书活起来。”我过去读的书也颇不少,但于理解社会何有哉!真是隔膜得很,迁阔得很。这一看法的改变,也许将成为自己一生的重要的转换点,这些年来,自感思想渐转向敏锐,头脑已不复成为他人意识的跑马场。年齿亦颇能自放眼光,员未至四十,而察人精事,多有不感。读书评文,自树脊梁,不轻于可否而拿然相从也。这个小小进步,曾是付出怎样的代价! (《致董琨(一)》
这段话,或有“文革”时代的烙印,但却对我们理解陈老师其人特别是后来他所形成的语文观,都很重要,不可轻轻放过。
我们由此而知道,陈老师不是“躲进斗室偷安”的庸人,而是有大关怀,大承担,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一个能“自放眼光,自树脊梁”,绝“不轻于可否而翕然相从”的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坚守、思考、实践,都是出于这样的大关怀、大承担,这样的独立、自主性;因此他的“语文”关怀,“语文”理念,是以他的信仰、信念为支撑的,可以说是他的信仰、信念的表现,甚至可以说“语文”即是陈老师的“信仰”、“信念”,具体地说,就是他所提出的“文心”和“大化语文”的观念。
“文心”正是提醒人们注意“文”(语言文字)中之“心”(心灵,情感,思想)。 我们在前文中说到陈老师关注鲁迅其“文”,其实他更深知,“文” 从“心”出,因此,他读鲁迅,也是读其“文”而识其“心”,进而学其“文心”,并借以滋养自己的“文心”。他说自己最后“读书评文,亦颇能自放眼光,自树脊梁";这“白放眼光,自树脊梁”八个字,实为鲁迅“文心”之神髓,陈老师已经将其内化了。因此,他后来以“文心”作为他的语文观中的核心概念之.其实是以已推人, 将自己读鲁迅而获得的“读书评文”的理念,标准推之于语文教学,期待年轻一代“读文”而识“心”、育“心”,“自放眼光,自树脊梁”,“作文”因此有“心”有“胆”。
诚如陈老师所述,当下的语文老师在教文工作中恰恰缺乏“信仰”,缺乏“文心”,对课文的解读往往是割裂的,撕裂了“文心”!
我于此受教了。陈老师之言如春风化雨,滋润我“自树脊梁” ! 谢谢你,陈老师!是你点醒了我,我应该教会年轻一代“读文”而识“心”!
一颗语文老师的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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