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广》，《诗经·国风·周南》里排在第九篇的诗歌。在历来注家的解读中，对该诗的诗歌主题争议较大，大致形成“神女遗佩说”、“文王德化说”、“樵夫歌唱说”三种主流观点。
非主流观点更是若干，如关乎“成妇之礼”、“留马、返马之礼”的婚俗说；关于楚人先祖季连、穴熊“逆水求女”的抢夺婚俗说；立足“游”字贬义的告诫周族子弟说等。
虽然各家说法差异较大，各执一词，但不难看出他们的共通点，即都认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诗歌核心。只不过对于为什么“不可求”的解释不一样罢了。对此，他们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游女”的身份及所处的文化背景之上。
一、 主流观点评述
（一）、神女遗佩说
首先看“神女遗佩说”。它的典型代表是《鲁》、《齐》、《韩》三家诗。这三家解说《诗经》的学派，同属今文经学。他们对《汉广》的注解属于一种富于意趣的附丽，他们将诗篇本意和汉水女神结合起来的做法，比较传奇。
根据清代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所言，三家诗所叙述的“神女遗佩”故事大同小异，基本剧情如下：汉水女神为二女。一日出游于汉江之湄，路遇郑交甫。交甫心悦之，借橘柚之事求其佩，受而怀之。去十步，佩遗。顾二女，不见。
这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很熟？仿佛在哪儿听到过。没错，这种浓郁的熟悉感来源于文学作品中“神女原型”的广泛运用。这早在屈原的《九歌》中就有明确的篇章，如《湘君》、《湘夫人》、《山鬼》等；还有宋玉《高唐赋》和《神女赋》中所绘的巫山神女之事；以及曹植《洛神赋》中的洛水之神宓妃等。
三家诗以汉江女神故事注解《汉广》，可能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借女神之不可求得来证“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说服力强。毕竟，若将游女定为汉水之神，那么凭借着神灵的虚幻莫测之能，不可求思的说法便极其可靠。这也和诗篇的大部分内容侧重说“不可为”相契合。
第二，借女神之不可求得来比喻心上人之不可求思。换句话说，这是一首男子单恋诗，诗中的游女是现实中人，因种种原因所限不可求思，如汉水女神一般，遥不可及。
第三，汉江流域为楚地，楚地信巫奉鬼、重视神明，将游女注解为汉水女神，更符合当地的民风民俗，这应该是直接受《楚辞》等文学作品中“神女原型”的影响。
当然，“神女遗佩”这种注解过于虚无缥缈，主打现实主义风格的《诗经》不应当有此浪漫主义的乱入。所以，这种说法并未得到多少后学者的拥戴，信奉者寥寥。但这至少说明汉儒解读《诗经》的路子颇广，具备很好的发散思维。
按孔子所说，《诗》本来就是“可以兴”的东西，汉朝的董仲舒也说“诗无达诂”，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那么，发散式解《诗》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文化德化说
接下来看“文王德化说”。实际上，这是古文经学一脉对《汉广》诗的主流解读，发源于《毛诗序》，以后诸家多有拓展，如《郑笺》、《诗集传》等。
其中，《毛诗序》认为：《汉广》诗是文王之道对南国施加有利影响的表现。其解诗的逻辑是：正因为有周文王广及天下的德化教育，才有汉江流域男女知礼节、守礼义之举，才有男子对心仪游女的“无思犯礼，求而不得”。
《郑笺》的说法是：在商纣王时期，淫逸之风遍及天下，维江汉流域最早接受文王之化。朱熹《诗集传》则结合前两家，指出：文王之化先行于江汉之间，移风易俗，故游女端庄静一，不复前日之可求，《汉广》对此再三咏叹之。
由此看来，“文王德化说”的核心要素是“礼”，具体囊括了周王朝时期所施行的一系列礼仪制度和礼乐精神。正是受这些周礼的影响，汉江流域的游女们一改之前自由奔放的民风，修得端庄淑静，从而使该地的男子在面对心爱的游女时，因不能冒犯礼教，故求女不得。实际上，这是《汉广》诗的道德主题。
联系《毛诗序》对《诗经》其他篇目的解读，可以看出：国风的《周南》、《召南》自成一个教化体系。如《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说《葛覃》：“后妃之本”；说《卷耳》：“后妃之志”；说《樛木》：“后妃逮下”；说《螽斯》：“后妃子孙众多”；说《桃夭》：“后妃之所致”；说《兔罝》：“后妃之化”；说《芣苢》：“后妃之美”；至《汉广》，则由后妃之德转为“文王之道”……
如此这般，煞有介事，简直像是道德家精心编撰的教化讲义体系，且后来者多宗之。所以，古文经学家解读《诗经》，免不了要穿凿附会。只有这样，才能使预先设定好的教化框架不乱，最终成为面向广泛大众的教化普及工具。
实际上，就汉朝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以“人伦教化”为中心的体系，是应着东汉时期“名教”兴起的产物。
（三）、樵夫歌唱说
时光流转，到了清代，不同的解《诗》思路生根发芽。最为人瞩目的是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它从整体上一反旧规陈矩，沿着文学角度注解《诗经》，可说是离“经”叛“道”。但是，这恰恰就是今世之人赞赏最多之处。
方玉润认为，《汉广》是一首“樵唱”诗，诗中的“刈楚”、“刈蒌”、“错薪”即是证据。而且，南方多高山，樵夫进山打柴，多有唱山歌的风俗。此外，《汉广》诗的具体词句，俨然也是采樵活动的摹写。所以，这首诗大抵是樵夫歌唱对游女的爱慕，以及求而不得。
这种说法，突破了传统经学“谲谏主题”和“道德主题”的束缚，不再强调诗歌的“美政刺政”、“教化民众”之功，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影响较大。但不得不说，方氏沿袭诗歌文本解读《诗经》的方法，基本抛弃了诗歌的创作背景，忽略了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有些片面了。
那为何这种解读反而更受欢迎呢？这就涉及到文学理论层面的知识了。常言说，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过程，本身就是读者对该作品的再创造过程。由于不同读者所具备的价值观、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审美能力等不同，对同一作品的认识和理解自然不同。上升到群体层面，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观、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审美能力等也是不一样的，那他们理解《诗经》的角度自然也不一样。
换句话说，解读《诗经》角度的差异在于解读者本身思想的差异。这种差异，跨越时空存在。但在同一历史时期，总有一类思想占据主流地位，因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在一定时期内大方向上基本一致。但从纵向看，即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差异便异常显著了。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清代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更受欢迎。因为，这是更接近于我们的时代，思想的差距远没有自汉朝到今天那么大。所以，我们不容易接受汉儒以来的经学解读，甚至屡屡尝试推翻它。但方氏基于文学视角的解读，我们则偏爱一些，哪怕它有着明显的缺陷。
二、 非主流观点评述
近些年，研究《汉广》诗的论文文献不少，尤其是对诗歌主题的研讨。其中，大多数都是对前述三种主流观点的延伸，落脚点主要还是游女的身份及“不可求思”的原因。
总结说来，比较常见的游女身份有：出游的女子、贞洁的女子、汉水女神。具体到出游的女子，还有婚否的讨论、家庭背景的讨论等。各种猜测论证的目的，都是找出此游女“不可求”的原因。比如：游女已婚、身份悬殊、游女贞洁、神人相隔之类。说到底，还是跳不出“礼制”的范畴。
此外，倒是也有一些别出心裁的解释。比如，有些学者认为此游女的行为不合礼制，成诗《汉广》实为劝诫周家子弟莫要“求思”；还有学者认为此游女是正在行三月“成妇之礼”的女子，因婚礼未成，故“不可求思”；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反映上古时代楚人特殊的族外抢婚习俗。
首先说游女不合礼制的解读，其主要依据是对“游”字的含义剖析。有学者指出，“游”字包含“淫逸”这个贬义义项。而且楚地自上而下信巫奉鬼，重淫祀，至唐代仍然如此。在婚恋上，即便到了汉朝时期，一些楚地民族依旧没有婚嫁礼法，男女交往仍带着远古朴素的色彩。
所以，对于重视礼教的周王朝子民来说，江汉流域的游女虽好，却仍然“不可求思”。这也正好体现了《毛诗序》中所说的“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换句话说，这种解释的立论根基是“无思犯礼”，属于预先设定好的礼制框架，这与前述古文经学家的解释思路基本一致。
其次说说周朝时期的“成妇之礼”、“留马、返马之礼”等婚俗与此诗的关系。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上古时代的贵族阶层结婚，有一种特殊的礼仪制度——成妇之礼。即贵族之女出嫁时，男方亲迎女方至男家后，不是立即举行婚礼同居，而是要教导三个月。教成之后，还要在祖庙举行祭告仪式，即“庙见之礼”，才算正式建立夫妻关系。
至于“留马、返马之礼”，则主要指男子迎娶女子时女方所乘车马的“留返”问题。彼时，女子出嫁，使用女家车马。到夫家后，女方将车马暂留男家。如婚姻礼成之后，夫家遣使将所留之马送返女家，仅留其车。
那这些婚俗跟《汉广》诗有什么关系呢？有学者认为，诗歌中的“游女”，就是指出嫁女，核心依据是诗句“之子于归”。这在《桃夭》篇中讲过，是女子出嫁的意思。女子所嫁的对象，就是《汉广》诗篇中的主人公。但他受限于三月“成妇之礼”，故而对游女“不可求思”。紧随其后的“言秣其马”、“言秣其驹”就是“留马、返马之礼”的写照。
从这个角度看，《汉广》诗所要表达的内容就不再是自然的男女情爱，更在于男主人公严守礼法、无逾礼制的精神。也就是说，并非“游女不可得”，而是要遵循礼制而为。这就与《关雎》诗的自然求偶转礼乐婚姻一脉相承了。不过说到底，这还是基于“礼制”框架下的拓展解读。
最后，结合楚地婚俗说一说其他观点。根据清华简《楚居》记录的楚人先祖传说，楚地民族早期盛行过抢夺婚俗。比如楚人祖先季连与盘庚之女妣隹之间、穴熊和妣列之间成婚的故事。
因为《汉广》所述，与《楚居》中两位楚人先祖“循水求女”，最终与其成婚的情节相似，所以有学者认为《汉广》为此类“抢婚习俗”的遗风。不仅如此，《诗经》中的《蒹葭》篇，基本的“求女”情节也是如此。还有源自楚地的《楚辞》当中，也有多个“求女原型”，如《离骚》中的三次“求女”；《湘君》、《湘夫人》中的“求神”等等。如此这般，若说它们之间毫无联系，显然不可能。
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汉广》诗产生于江汉流域，难免受到楚地族群记忆的影响，这种“求女原型”的反复出现，是楚地族群早期历史记忆在后世文学作品中创造性地“再现”。
三、总结
综上所述，对《汉广》诗歌的主题理解，关键在于确认“游女”的身份，并结合《汉广》诗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等信息。但由于时间久远，文献资料匮乏，很难对这些问题做出定论。不过，历来钻研《诗经》者无数，各有各的讲法才是常态，不应该拘泥于所谓定论。
我们学习《诗经》，研讨《诗经》，主动梳理各家说法，其根本目的也不是要得出个什么真理或标准来，而是要在这些浩繁的言论中，理解《诗经》的时代价值。
要知道，即便是同一部经典，在不同的时代，也有它不同的使命和价值。因此，我们完全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只要顺应时代浪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便好。
——全文完——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