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2-18
此文引用了博友唐大柏老师、杨平老师的博文,在此向二位老师表示诚挚的谢意!
读博友赵太常老师转载的博文《老乞丐说,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哩!》,我写了下面的留言:“看罢,心情沉重。哈尔滨乞丐非常多,而这位共产党员应该就在其中。经纬街是很热闹的地带,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一位贫穷潦倒的共产党员,那是党旗上的一根纤维,也是共和国土地上的一粒泥土。盛世欢歌的国家,你看到这一切了吗?”
情绪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了1990年看过的报告文学《魂系青山》。主人公喻杰是行政7级干部,曾任国家粮食部、商业部副部长等职务,1970年,他年近古稀却毅然选择回到湖南农村老家落户,直到1989年2月逝世。喻杰在乡村常对老乡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哪,乡亲们!”他不是随便说说这句话,他用余生全力践行着这句话的含义。
国家给喻杰配有皇冠车,但他基本不坐,乡亲们有急事,他马上派车去。他当时月收入402元,但家里没有电视机、电冰箱、收录机。孩子要钱他分文不给,为为丽江修水电站,他捐款6300元;为建设加义水电站,他捐款500元;新屋队买牛,他捐款100元;村民有病他赠送120元。而这些只是当地老干部局知道的一点情况。村民说,他把钱都交给了老区人民了。喻杰带着对故乡剪不断的情思远去了。故乡人民为他刻写了碑文:“身体力行,反腐倡廉,淳化风气,为人民排忧解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得群众尊敬和信赖。”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哪,乡亲们!”20多年了,喻杰那颤巍巍的声音我总仿佛是亲耳听见过似的,当看到老乞丐说,我还是共产党员哩时,我感觉到两个声音在我脑海里相遇了。一个倾尽全力为乡亲,一个因贫困不得不外出乞讨。这是怎样一幅不和谐的画卷。如果有画家把它艺术再现出来,它将会产生怎样的摄人心魄的震撼力和催人泪下的冲击力!
20多年过去了,喻杰所在的乡村不知是否有了很大的改观。湖南,前年我从张家界走到凤凰城,一路贫困景象还是很多,乞丐也常常碰到,当然全国哪里碰不到乞丐?在哈尔滨服装城乞丐已经成了见怪不怪的景象,人们已经熟视无睹了。湖南博友唐大柏老师在他的博文《蔡月娥劳模的晚年生活-我用镜头纪录改革开放三十年(六十二)》写道:“1992年4月,当记者再到她家访问时,时隔三十年,一切都变了,简直变得使人难以相信。当我见到她时,她一眼便认出了我:‘唐记者来了,几十年不见,你还是个现样子,快进去坐坐。’那笑容、那声音还和以前差不多,但家庭环境却不大相同了。原来那种屋内干干净净,屋外鸡鸭成群,人来人往,笑声连连的热闹的景象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却是破烂、杂乱,寂静的景观。”
我认为湖南的农村有不少地方还依然贫困着,不知湖南博友认可不认可?反正我知道黑龙江的农村绝大多数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有相当多的农村里的普通农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在农村生活10年,我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每次回到千里之外的故乡都要到农村看看,而每次都是眼里噙着泪水离开那里的乡亲们。我家1970年插队的爱辉县二站公社三站大队的景象,现在还不如我家当年插队时好。我的孩子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甚至没有在农村真正呆过一天,也许是渊源的血脉相承他关注着农村并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不可否认,在“现代性”的视域下,昔日自信自足的农民被抛弃、被遗忘了。他们甚至成了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然而农民对当今的中国又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不理解农民,就难以真正的读懂中国;不解决农民问题,就根本无法打破中国发展的瓶颈。给这个中国最庞大的阶层以恰当的安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只有让农民有业可择、有业可创,整个中国才能有业可立、有业可兴。”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一种艰难的择决,现代化建设在不少城市正如火如荼,而不少农村却是草木凋萎,民生凋敝,家业凋败。北京博友杨平老师在博客中说:“自打父母去世多年不回老家了,退休后思乡心切,夏日里本想置身于生我养我的自然环境中去吸氧吧、染绿色,倾听天籁之音,尽享凉爽惬意之趣味。然而却使我大失所望。临近村庄,周围由俺小时候亲自参与栽植的防风固沙、曾遮天蔽日的刺槐、杨树林几乎不见了。近前看到的却是一个个无精打采、自在房檐下乘凉避暑的孤独体衰的父老乡亲,不远处农田里遍布着耷拉脑袋、不堪忍受太阳爆晒的可怜的秧苗与庄稼,远望村北曾是溪流淙淙的郜河河道几经轮番淘金后呈现出沙坑狼籍遍布、上空泛着焦灼白烟的混沌世界。作为一个对家乡有着真挚情感的游子,怎能不对此产生怀旧情绪呢?”
怎么了,我们曾深情眷恋的风光如画的故土?凭什么,我们的农村父老乡亲、兄弟姊妹依旧贫困潦倒?原因有千万条,道理有千万种,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很重要的一种道理就是——我们缺少喻杰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哪,乡亲们”那样一种崇高的情怀。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哪”!我们现在还敢这样面对乡亲们喊一声吗?乡亲们还会矢志不移地相信这样的喊声吗?别人不知道,我在红旗乡是没有胆量喊出这样的话,因为我做不到喻杰所做的一切,因为我无力改变那里的困境。我所能做的只是为他们捐一些书,少吃公派饭,不吃饭店饭,吃食堂坚持给饭钱,不给乡里领导、村里乡亲添一点乱,不收他们馈赠的农副产品,老父亲去世不收他们给的丧礼钱。我做到了洁身自好,我坚持了人性的底线,因此我也敢说,我坚持住了党员的底线,当然离崇高那是千里之远的,我一辈子也可能和它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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