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老北京》是一本“科普”北京城规形成的历史及行政因素的书。从建国到奥运，在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助推下，北京二环内拆除大半，往回看，整个过程迅速而魔幻，但完全不公开透明，新建建筑绝大多数不考虑文化保护和居民诉求，冯骥才、张永和梁思成等人的采访或材料更是让人痛心愤怒。

这本书结构基本上是personal story+问题展开+分析+评论，其实是一篇素材工整完整的巨大特稿，写作上有很多可取之处，文字和翻译也都非常中式舒适。

唯一的遗憾可能是对于“什么样的古建属于有保护价值”“什么样的老居民区可以拆除翻新”等标准界限的分析出现太晚，前期看着会比较偏颇；另外越南老挝等地的做法作为国外正面例子出现，至少对我说服力不足，论证上可能还可以斟酌。

书摘

北京拆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面临着文化遗产变“快钱”的诱惑；由于经济腾飞，无数资金涌入，很多工程让万里长城都有些相形见绌。

建筑师在工程的初始阶段与完成阶段之间都显得无足轻重。“开发商从政府租得一块土地，”他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关起门来暗箱操作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看不到。然后开发商就来找我们了，手里的土地一般都很大，比如六十平方英里。他们希望我们对这块土地做一个整体的建筑规划，不过他们真正在意的不过是两平方英里的部分。那就是他们将出售的住房或者写字楼。其他的他们就转给别的开发商来做。这个市场炙手可热，一旦你得到了某块土地，你就能转卖增值。外国的地产对冲基金会来分一杯羹；从没来过北京的纽约巨富也有可能出钱。谁在乎在上面修什么建筑？”

在北京，社区的参与仅限于遵守拆迁命令。老张等众多胡同居民总是抱怨说他们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丽江和泉州的老城区都和大栅栏的面积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在这两个城市的文化遗产区域，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拥有住宅的所有权。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小城镇，不是中国首都，不是奥运会的东道主，不是各大公司的所在地，不是中国的门面，没有“无形巨手”砍倒一棵棵柿子树，拓宽一条条道路，塞进一排排“物体建筑”。至于这条胡同？拆掉呗。多建一座购物中心，几个快餐店，几间711。让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充分发挥其功能。

拆建成什么样？

“最让人不能忍的是我们几百年的老房子没了，却要修新的仿古的两层楼，真是历史保护区的耻辱。”by一名居民

城市和乡村想吸引投资，所以他们开始发展旅游业。但这种形式的开发通常都是随意无计划的，而非小心翼翼地进行。结果就是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庸俗化。

首都北京根本不用照抄或是引进拉斯维加斯主题赌场这样的“遗产”，胡同与“老字号”的餐馆就是其自身独一无二的特色。然而重建的费用无比昂贵，“无形巨手”还辩驳说，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是东方广场这样内部温控适宜的购物广场；他们并不想踏足破烂的小街，在户外排着长队等着吃小吃，看眼前鲜活地上演老北京日常生活的一幕幕，他们并不在意是否能体悟这个地方的独特所在。

根据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布局和规划，苏联顾问提出，中国建筑师应该为新建筑创造一种“国家风格”，代表了本国的形式和政治，而且不能使用西方帝国主义偏爱的钢筋和玻璃。

新的办公地点修建在一个叫做三里河的区域。笨重的五层石质楼房，顶上又是带着飞角檐梁的瓦屋顶。此时，梁思成可能已经有些后悔自己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做的类似设计了。他评价这些办公大楼说，这样的中西结合看起来不伦不类，就如同一个男人穿西装，打领带，头上却戴着一顶中式的瓜皮帽。

长安街上的交通指示是警察手动控制的，他们坐在小小的木棚里，而且“每当你开车经过时，他们好像总在接电话。奇怪的是，这条大街本身是如此不符合现代化城市的标准。看起来就好像一条重要高速公路上的某一节，两头连接着两座虚拟的城市”。

北京建筑师张永和将这些外部造型特殊，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甚至是对立，具有雕塑感的建筑物解读为“物体建筑”。这些建筑像某种纪念碑一样，与周围环境对比鲜明，格格不入。在文章《物体城市》中，张永和写道，“我是在一个水平城市中长大的。从空中看，这座城市像是一个向天际展开的坡屋顶的海洋。打破这灰色瓦浪的只是院落中飘出的葱茏的绿色以及城中辉煌的金色。”

即使是在今天市场经济占主导的北京，市中心的外貌仍然和那个年代如影随形。二环内的建筑大多遵循一个强制的高度限制，让旧城仍然能依稀保持被清拆之前城墙形成的“凸”字结构。这样一来，首都的天际线就和别的城市背道而驰，呈马鞍状分布，离天安门广场越远，就越高。根据张永和的观点，日照间距、容积率、建筑覆盖率和绿地率，以及至少五米的退红线，“其结果也只可能是物体城市而不是其他城市的出现。物体城市不是偶然的，是有计划的、有预谋的。”

因此，物体城市中的生活状态就是交通堵塞、社区破碎或封闭、缺乏真正为低收入居民设计的公共住宅计划……在北京城游走，我常常看到建筑工地前的广告牌上信誓旦旦地写着各种各样的奇迹，比如“世界上第一座移动电缆玻璃幕墙”，但从未见过谁将“买得轻松，住得舒心的工作生活好地方”作为卖点。

在天津的原意大利租界，修建了一座纪念梁从诫那帝制时代改革家祖父的博物馆。“为了纪念他，他们让五十或六十户人家从自己家里搬迁出去。现在那就是一个空空的房子。我们手里没有任何他的遗物、手稿或者书法作品，能够去充实这个房子。”

韩国首尔的保护主义者们正努力要拯救本国的传统住宅“韩屋”。一名拥有一座韩屋的前“和平队”志愿者，彼得·巴塞洛缪告诉《南华早报》的记者，“韩国和整个亚洲的问题在于，除了宫殿和庙宇等纪念性的大型建筑之外，人们看不到其他老建筑的价值。事实上，他们认为，只要是新的，就要好过旧的和传统的。一直以来存在一种偏见，那就是古旧的住宅一定很不舒服，衰朽过时。现在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忧心传统建筑遗产的消失，但已经有点太晚了。”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愤怒地毁掉自己的文化，”他（冯骥才）说，“从80年代到现在，我们快乐地毁掉自己的文化。”

不是不能拆

尽管很多居民迫切想要搬出摇摇欲坠、破败不堪的四合院，强制搬迁依然成为中国首都最MG的话题之一。

真正的问题在于，整个过程完全不公开不透明。看得明白的只有区政府和他们的开发商。

（帝都如今的学区划片不也如此？）

面对旧房子，是有保护价值，还是该翻新重建，判断标准何在？

在反对意见中，大法官奥康纳则写道，“请愿人并非拒不合作；他们并不要求增加补偿金，而且没有一个人反对该地区的新发展。他们是从原则上反对搬迁……政府可以征收他们的房屋修建道路或铁路，或者终止对公众有害的地产运用……但不可以因为新的业主可以对房产进行更富有成效的利用，就征收老业主的房产给其他业主私人使用。获益人将很可能是那些影响相对较大的市民和政治活动中的掌权者，包括大公司和开发公司……政府现在有恃无恐，可以将房产从那些资源较少的人们那里转移到拥有较多资源的团体或个人手中。”

大法官托马斯写道，最终的裁决“使得最高法院违反了常识，认为一个投资巨大的城市翻新工程是为‘公众用途’服务的；工程规划中说明的修建目的不过是模糊地承诺了制造新的工作岗位和增加税收，但也有取悦辉瑞公司的嫌疑。”他写道，工程造成的损失，将“不成比例地让贫穷的社区去承担”。他还引证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破坏了主要由弱势群体人口居住的片区的那些开发工程。“在全国各个城市，”托马斯写道，“城市翻新被冠以‘黑人清理工程’的绰号。”

帝都的拆建动机

（一个感受：原书有大量采访观点、自我和历史评价用以指向大面积拆建源于政治经济因素，但鲜有素材将这些“指向”进行坐实和强关联，导致全书最应该有力的部分，看上去没有那么valid，有点可惜。不过毕竟这书也只是故事纪实+素材分析，并非硬碰硬调查，同系列的《汤姆斯河》《大灭绝时代》等要做得好得多）

仅仅对平房四合院进行改建或在北京市中心已有房产的基础上进行公寓增建，远不如开发商业空间来得有利。根据法律规定，如果一个搬迁户在离过去住房约二十公里的范围内得到安置，开发商就不用额外对其进行住房补贴。在利字当头的标准之下，旧房危房改造工程的开发商们在离市中心尽可能远的地方购买最廉价的土地，修建质量低劣的高层公寓。北京城周边的房地产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耸立起来，那些地区通常缺乏最基础的机构与设施，比如医院、学校、市场和公共交通等。（比如天通苑）

……

这个工程的初衷本是美化北京城，为居民提供符合标准、质量过关的居住条件；到头来却助长了政府认可的土地投机买卖。不愿意搬迁的居民得不到什么帮助，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这个不透明的“片区翻新”过程中，政府官员与商业公司之间的联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更别提要去揭发和打破了。在他们手中，各个社区不过是一串数字罢了。“无形巨手”在深夜画上“拆”字标志，再贴上一张告示，宣布将在九天之内开始有个社区的“再开发”。速度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人们就没有时间组织反对拆迁的抗议活动了。

我问他，为什么在中国的城市，新与旧之间的冲突表现得这么残酷和彻底，为什么不有选择地对建筑进行改建，而是迅速地毁灭得一干二净。“是时间，”冯骥才回答道，“速度。对于那些负责的领导来说，他们越快地拆掉老建筑，开始新工程，就能够越快地向上面汇报，‘看我的政绩。’而说‘看我抢救的’是无法让你官运亨通，节节高升的，因为重点永远是经济发展。”

“为什么天津把外国使馆建筑保护得比同时代的中国建筑还好？”冯骥才重复着我的问题，缓缓笑出声了。“大家觉得外国建筑比较好看，住起来比较舒服。谁会住在里面呢？领导嘛。”他松松垮垮的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几道皱纹显现出来。“也许我们该做的，是要求领导们住在我们想抢救的建筑里。”

以前的北京不一定完美，但它很真实

李警官算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但北京的整个官僚管理并不符合这个城市的现状。对于那些体制外的人们，生活在此仍是障碍重重，要是没有“工会”或接纳你的机构，比如一个大学之类的，那么办理各类手续文件的时间就会十分漫长……李警官非常欣赏和崇拜“志愿者精神”，听说我还在研究当地的历史，就更对我刮目相看，但令他稍有点心烦的是，我居然在一个破败的片区选了那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学校……

北京人不会因为同属于一个团队就把自己和别人划分为“一类人”，也不受社会因素比如学区之类的影响。互相介绍的时候，没人会问你读的是哪个高中，这可显不出你的阶层和背景；因为孩子们升高中通常是通过考试，也许会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上学。人们会问你是在哪个区长大的，大栅栏位于宣武区，北京市中心的西南角，熟悉北京的人一听这个名字就会想起悠久的历史和长期的贫穷，这两者都体现在破旧衰败的胡同之中。宣武区还有个尽人皆知的特点，外来务工人员几乎都住在这里。

他们被称为“外地人”，这个词通常带着贬义。比如，外地人让北京挤死了；外地人说方言，普通话不标准；外地人爱说脏话，没有礼貌。“本地人”带着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在北京，有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世界，而外来打工者们把这里称之为“家”。

如果你手中握有权力，北京就是另一座截然不同的城市。

贫穷的弱势群体往往会藐视更贫穷、更弱势的群体。在他们眼里更高一等的人前来“巡视”，会让他们尴尬不已，于是就贬斥比自己更低一等的人群。

一份《北京晚报》售价五毛，低于其竞争者的价格。其发行量高达一百二十万份，控制了当地日报市场的一多半，广告费也居全中国所有日报之冠。从晚报上出镜率最高的广告来看，读者们普遍没有和*谐的性生活，但又能买得起手机和汽车。报纸厚度的增加还得归功于夹在其中的那些活页广告，上面发出诘问：“为什么我没有高潮？百分之七十五的男人无法满足他们的女人。”还有哪些购买了广告中“健康粉”的女人们，对其惊人药效所做的详尽描述。“他按摩我的身体时，我心想，‘天哪，这是我的丈夫吗？’接着他进入了我身体的最深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还有很多很多。

（现在这些广告就是换个地方出现而已，连广告词都差不多）

朱老师觉得王琳和寻人版上其他走失的女人都是自己跑掉的……而走失的孩子们都是想要逃避破碎的家庭。

看，她说，寻人启事上很少提到酬谢奖金，只说对提供消息的人“必有重谢”。两年来，我见过最高酬金是一万元，为了寻找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八十二岁女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寻狗启事一般都会明确承诺，如果宠物安然返还，则提供三千元到五千元不等的酬谢。这也是北京特有的为人处世之道：宁可怀疑，不愿相信；宁信人之恶，不信人之善。

（或许并非只是北京人如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在这片土地上普遍稀薄）

延伸阅读种草

张成功《天府之国魔与道》

“内江是个不怎么发达和活泛的小城镇，以甘蔗的出产和海洛因的交易而著名。当地一个专爱揭露丑闻的作家在一本名为《天府之国魔与道》的著作中，对内江的毒品交易有过描述。”（该书曾改编为电视剧《刑警本色》）

冯骥才《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抢救老街》《三寸金莲》等

他（冯骥才）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在中国来说十分特别，是以草根阶层为基础，非常公开，采取简·雅各布斯式的方法来阻止再开发工程对他家乡的破坏。尽管在很大意义上并不算成功，但这是他的战斗。在《抢救老街》一书中，他详细记录了这段经历。这类书在中国算得上凤毛麟角，就和冯骥才的其他著作一样。比如以坦率直白著称的“文化大革命”口述历史《一百个人的十年》；以及他在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时写成的关于缠小脚这项传统的《三寸金莲》。

张永和《物体城市》（或收录在《作文本》一书中）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这本书反复出现在《再会，老北京》一书中，作为理论支撑，去年已看

最近还在看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属于人类学民族志范畴，并不是非虚构写作，但许多景象和观点也与《再会，老北京》《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等书如出一辙，尤其是对于贫民窟动荡而永久贫困的描述，几本书对比着看，或许会对这些理论有更生动立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