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观”实为正义观！

 “共富观”实为正义观！

作者 唐孝忠

   国家富强，公民共同富裕，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典范，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共富观”这一理念剑指目前的社会问题，力图用分配的制度杠杆衡平贫富差距，目的在于消除社会不公，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因此，笔者站在一个普通百姓的基点认为，共富观实际上是一种正义观，力图构建一种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原则，让人与人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和谐共存，彼此尊重的社会状态。

    自从有了社会，社会正义就一直是人类的坚持不懈的终极追求，而且，这一追求将永远伴随人类的前进步伐。然而，由于竞争的存在，可想而知，这种追求是何等的艰难。为了社会正义，再难，也不能停下坚定的步伐。

    市场经济的滚滚车轮，势不可挡，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于是，惨烈的竞争自然开始了，于是，强者占有了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财富，而弱者只是稍有好转。尽管社会保障体系与民政救济的扶助，但仍有 一个庞大的群体，被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就业、疾病、无住房、低收入等问题所困。这些问题，若从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来看，是一件非常正常的结果，但是，若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看，这是一种并不公平的结果。

    之所以这样论断，罗尔斯一生唯一的主要著作《正义论》为我们奉献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或者说，是一种更能让一个社会稳定和谐地延续发展的价值观。

    笔者认为，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无论你强大富裕，无论你弱小贫困，都是平等的。两个异性为了相互扶助，构建了一个个家庭；一定数量的人，组成一个单位，为的是精诚合作，实现共同的愿望；众多的家庭构建了一个社会，那么，所有社会成员都要平等对待其他人，相互扶助，共谋幸福。罗尔斯认为，社会作为一个合作体系，若得不到弱势者的衷诚合作，强者亦不可能活得更好。这就是每个人存在的理由之一。而缺乏合理而稳定的正义原则，社会迟早会解体。这种正义原则，就必须由公权来构建。共富观，实际上就是想构建一种分配公平的制度。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构建道德高地，笔者认为，其正义理论根据，就在于此，或曰殊途同归。因为从常理来看，每个人的天资及社会地位的不均等，很自然，无道德对错可言。公权如何处理该问题，却是一个道德问题。

    正因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天资、社会地位等的差异，要实现社会正义，罗尔斯就主张实行差异原则，用收入的相对多寡或社会职位的高低，定出社会上最为弱势的群体的界线，然后规定一个社会最低保障，通过财富再分配，资助这些弱势阶层。为了实现此目标，可通过财政倾斜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质量，实际上就是采取一种社会保障手段，再加民政救济扶助，进一步提升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审视税收杠杆调节的结果，财政收入又来自于强者（国企、民企、高薪阶层）之手，由此可见，虽然不是强者直接扶助弱者，实际上就是通过政府之手——一种正义的制度转交给弱者。此举，实际上就是在实践罗尔斯的社会分配原则。这种分配原则，实际上弥补了当今社会的缺陷。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但若没有市场经济的补充，其潜力如何挖掘发挥？因此，中国让二者结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笔者认为，探索这样的道路，实际上就是用社会主义的公平在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因为出身、天资、地位的差异以及竞争，必然带来贫富差异，但是，通过差别原则将市场的不平等用于扩大市场外的平等，就是用非市场的再分配来调节市场内的分配，从而实现了社会公平。

    透过罗尔斯的理论，笔者看到康德的道德观：每个公民，享有道德自律、自我尊严和平等自由权，并为此而缔结相互合作的共同体。因此，每个公民，都应平等地幸福。在“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下，虽然我们认同一些人富起来，但强者不能以自己的才能、拥有的财富、资源等优越性而自傲自居，还应帮助那些生来就弱势的群体，因这些人，生来就拥有平等对待的权利。建议政府通过改革分配制度的方式，来确保这些弱者的幸福，不仅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谐，更是为了人类永恒的追求——社会正义。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倾向平等，亚里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义，休谟认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穆勒视正义为人类基本福利的道德规则。无论如何，正义观的终极目标，无不指向全民的幸福，所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中国几代领导人，都坚持努力实现人民大众的幸福，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正义即公平、公正。幸福即符合正义价值的一种状态。

    （文/坚守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