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智能手机为划分原则，在它之前的手机叫做第一代手机，它和之后的叫做第二代手机，第三代手机还未出现。那么把一代与二代对比来看差异简单又明确：一代是通讯功能为主的；二代是多媒体多功能的，具体的说，它兼具娱乐、教育、购物、身份认证、电子货币等等实用性。很多人直接用手机工作，本文也是用手机在地铁里写成的。当下是二代手机的时代，这一方面归功于价格普及，一方面归功于政府强制，可以说仍使用一代手机的人在城市里将寸步难行。
一代手机是工具性的，性能单一，就像榔头锤子、记事的纸笔，随需随用拿的起放的下，它背后反映的是纯粹实用的工具理性，而二代手机，似乎拿的起就不那么容易放下，如果简单理解为二代“更有趣”则掩盖太多内容，我们详细审视下二代手机背后的内容。实际上从一代到二代的跨越不啻于蒸汽机时代到大工业时代的革命，身处变革中的人反而觉得不过是夜里有了电灯。
从一种实用价值的理性来看，一代手机毫无疑问是简单的设备，它是“手里的自动电话机”，人对待手机，人是主体，手机是客体，犹如一切科学的检验角度，主客如此清晰的二分，客体作为世界的待检验物，安静的待在那里。物的好坏是人划分的，则其有益部分而吸收则其有害部分而废弃。说一代手机只能通讯其实有点贬低它了，有的甚至可以阅读课外小说，还可以玩电子宠物，有趣的内容在像素画面中呈现，当老师、长辈或者工作场合不允许时，手机应该被放下，也就是破除其“有害的一面”，放下的过程简单而干脆，你知道黑与白、好处与坏处不能兼得，这就是理性的底色。
科学是理性的，看待事物当然也是理性的，手机作为物也应该被理性看待，即便手机——一代的手机处理功能有时不是工作内容，也包括了与爱人的谈话、与小伙伴相约何处游玩，甚至吐槽老板降薪丑恶的嘴脸。如果手机只是载体，它映射出人的那一刻的态度、心情、如何构筑自己的时间成为历史。手机如镜子，它映照出人是纯粹而真诚的整合。
当我们说整合的时候一定是另一件事发生了，那就是整合的对立面。简单的复述一下这个裂解是如何发生的：
婴儿初识世界，只有二分：他与世界，由此区别而认同“我”的存在，拉康把这个阶段叫“镜相认同阶段”；六七岁时认识到世界有时对自己并无反应，而能对自己有反应的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这时孩子害怕这一小部分也失去掌控，孩童在这个阶段初步认识到了“失去”，他把这个失去理解为生的对立面。
到人的14～16岁，孩童认识到对自己有反应的世界里划分为不同场景，进入这些场景需要自己的不同身份。进入家庭他是男孩女孩，进入教室他是学生，而“家里的男孩女孩”与“学生”的身份有相通处也有绝对不通处，在家里能做的在学校不能做，比如嚎哭，这种差异要求孩子必须“隐忍”，所不能做到“隐忍自己的天性”，那么孩子将永远是孩子，无法踏入社会，这叫做“社会化”，也就被社会符号规制。
“隐忍”不是天然的，这个过程是社会规训孩子的过程，孩童保持自己天性的一致性与之抵抗，就是“逆反期”。逆反从来不是孩童对父母老师的逆反，而是自身同一性与社会要求的人格分裂的对抗，最终对抗结果必须是社会获胜，如若不然那就是精神疾病了。
从这个社会规训角度来说，分裂是必然，叫社会驯化也是可以的，人之为人，在家为父母子女，在社会为教师学生、同事、工人、士兵、政客、医生，没有人会混淆这些区别，进入一些场合迅速变脸以适应，说成年人都是演员，不如说是忘了舞台的演员——永远在演。
那么分裂已经发生，若到此为止还远远不够。现代性就是到此为止了，也就是“人没有完全裂开”，与其说是“入境随俗”而有不同的人设，不如说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进入不同的场所、事件他展现出对应的那一面。人是个多面体，核心是他的性格、价值观、性别认同、受教育程度等等。这是现代性，这就是整全的人的主体。
可如果说人的性格也是后天的培养，性别认同也是教会的，更遑论受教育程度，这些都是后天的，那么人是没有先天的决定因素——人是没有天然的内在的。以此为基础人是无核的空洞，而空洞之所以被认识是因为洞口，也就是外在的场所、事件。一切表象构成的人就是人本身，人是形式，而活人就是对形式的否定。
这些讲述出来很难理解，知悉理论需要阅读非常多专业文本，实际情况就是人的无核性使得科学的理性注定走向多样多态。
让我们回归到手机，结论是：二代手机使得这种多样多态固化了。人从一种实体走向不同身份的表演，而手机似乎存储着人的“真正内核”，因为人的娱乐和美学、爱欲这些不可以对他人表述的全都凝聚在手机里，一种奇怪的二分又产生了：手机是真实的人，而人是社会化的表演符号。
手机从科学的理性对待的对象：一种普通的客体，转变为人的内在本质，这种转变可以解释手机依赖性，却不能提供解决方案，如果世上有一种方案能破除所谓的“手机依赖”、“拿的起放不下”、甚至主客二分的颠倒，“你还是你手机的主人么？”，那这种方案一定在行动中，不在思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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