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早期景德镇御器厂的建立，标志着瓷器生产进入了御窑时代，御窑遗址的大量考古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记载的这一时期御窑的生产能力。除青花瓷、釉里红瓷、白瓷等在元代的基础上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明早期彩瓷方面也有创新性的突破。彩瓷艺术最终在成化一朝全面爆发，景德镇由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彩瓷时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御窑遗址范围内陆续出土了大量洪武、永乐、宣德及少量正统朝的瓷器，其中就包括一定数量的彩瓷，极大地丰富了学界的认识。2014年以来，在珠山北麓又发现了大量所谓“空白期”，即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御窑瓷器，除各式青花瓷器外，新器形、新釉色、新装饰彩瓷的发现，更填补了以往考古资料方面的空白。该文拟在这些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结合重要的传世品，对明早期御器厂彩瓷的生产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一 明早期各阶段彩瓷的发现及品种举例
（一）洪武朝
1. 红绿彩
1994年御窑遗址中部东侧，政府修建宿舍，在明初地层中出土了一件红绿彩缠枝菊纹侈口盘〔图一〕。该盘残长13.2厘米，侈口，曲腹，圈足，圈足断面呈倒梯形。器内、外施白釉，足底无釉。外壁以矾红彩绘扁菊纹，以绿彩绘缠枝绿叶，构成红绿相间的装饰效果。此盘具有洪武时期的典型特征，足略呈倒梯形，挖足稍浅，南京明故宫遗址也出土有同类器。
〔图一〕洪武红绿彩缠枝菊纹侈口盘
图片采自《启明气象——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馆藏洪武时期珍品展》页154，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17年
近年来，景德镇落马桥窑址明初地层也发现了一些此类形制的白釉产品，具有同一时期的风格特征。扁菊纹被视为洪武瓷器的典型纹饰之一，在历次御窑考古工作中多有此类纹饰的青花瓷发现，然而以红绿彩作装饰的器物则十分珍稀。
2. 矾红彩
1964年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一件矾红彩云龙纹盘残器〔图二〕。口径15.6厘米，足径9厘米，高3.5厘米。此盘形制与上件红绿彩盘较为一致。通体矾红彩装饰，内底绘“品”字形云纹，内、外壁各绘首尾相对的五爪云龙纹。呈“品”字形排列的三朵云纹也是洪武瓷器流行的纹样之一，除了彩瓷，在青花瓷器中也常常可以见到。
〔图二〕洪武矾红彩云龙纹盘
图片采自《朱明遗萃——南京明故宫出土陶瓷》页40，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6年
（二）永乐朝
1. 矾红彩
1984年珠山中路永乐地层出土了一件矾红彩云凤纹直壁碗〔图三〕。口径13.2厘米，足径7.5厘米，高7.3厘米。直口，深腹，足。通体施白釉，裹足刮釉。外壁以矾红彩绘云凤纹及变形莲瓣纹。这种直壁碗的形制从洪武时期的“墩子碗”继承而来，是明早期生产的一类特殊器形。
〔图三〕永乐矾红彩云凤纹碗（1984年珠山中路永乐地层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316-317， 图版128，台北：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1996年
2. 金彩
永乐时期的金彩器物见有白釉贴金和青花描金。1994御窑遗址东门头发现了一批永乐官窑瓷器，其中包括稀见的白釉金彩瓷器。金彩花口折沿盘〔图四〕，口径36厘米，足径20厘米，高6厘米。折沿，菱口，花瓣形曲腹，矮圈足。足底可见明显的火石红。通体贴金彩装饰，内折沿饰缠枝莲纹一周，内壁饰折枝花卉纹一周，盘心饰六出开光缠枝莲纹，外壁饰折枝花卉纹。
〔图四〕永乐金彩花口折沿盘（1994御窑遗址东门头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172-173，图版54
金彩花卉纹敛口钵〔图五〕，口径24.5厘米，足径25.8厘米，高13.8厘米。敛口，腹下部内敛，平底。内外施白釉，釉面有开片。外壁饰金彩缠枝花卉纹。此类器物金彩装饰非描画而成，而是采用贴金工艺。整器造型优美，加贴金彩装饰，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传世未见同类器物。台 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青花加金彩缠枝苜蓿花纹碗〔图六〕，口径14.9厘米，足径5.4厘米，高6.4厘米。侈口，腹较深曲，圈足较高，足墙稍内斜。通体施白釉，釉色微泛青，光亮，裹足刮釉。青花发色深沉，晕散。外壁口沿绘交错的曲线纹边饰，腹部绘缠枝苜蓿花纹，内壁口沿绘菱形十字锦纹边饰，内底绘莲荷纹，内腹部以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故宫博物院也有同类器收藏，惟金彩脱落情况较严重。
〔图五〕永乐金彩花卉纹敛口钵（1994御窑遗址东门头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206-207， 图版72
〔图六〕宣德青花加金彩缠枝苜蓿花纹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采自《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瓷器》页150， 台北“故宫博物院”，2017年
3. 绿彩
1994年御窑遗址龙缸弄一明初地层出土一件绿彩缠枝灵芝纹折沿器托〔图七〕。口径25厘米，足径16.5厘米，高8.5厘米。该器托外壁以低温绿彩绘灵芝、竹叶纹，足部绘变形莲瓣纹一周，内口沿绘朵花纹一周。此器造型独特，绿彩装饰较为清雅，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绿彩渣斗，是永乐时期的新创器形。
〔图七〕永乐绿彩灵芝叶纹器托（1994年御窑遗址龙缸弄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202-203，图版70
4. 黄地绿彩
黄地锥绿龙纹梨形壶，1983年御窑遗址出土〔图八〕。口径3.9厘米，足径5.6厘米，通高12.4厘米。宝珠钮拱形盖，壶身作梨形，曲柄长流，圈足较高且外撇，盖沿与柄的上端各有一系。器内及足底施白釉。壶身锥刻双龙戏珠纹及祥云十四朵，下腹近足处与盖锥刻变形莲瓣纹一周，珠顶锥刻成花蕾状，流两侧及外足墙锥刻卷草纹。锥刻纹饰外作黄地，内填绿彩。同类品种还见1984年御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黄地锥绿龙纹小盘〔图九〕。此类装饰是在涩胎上锥刻花纹并填以低温黄、绿铅釉彩，再经800℃以上温度烧制而成，应为永乐时期景德镇窑首创。
〔图八〕永乐黄地锥绿龙纹梨形壶（1983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官窑瓷器》页92，图版53，文物出版社，2007年
〔图九〕永乐黄地锥绿龙纹盘（198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320-321， 图版130
5. 红地绿彩
红地锥绿龙纹盘，1984年御窑遗址永乐地层出土〔图十〕。口径14厘米，足径8.8厘米，高3.9厘米。侈口，斜曲腹，圈足稍内斜。器内及足底施白釉。内壁印云龙纹，盘心锥祥云三朵，外壁锥刻云龙纹。锥刻纹饰外作矾红地，内填绿彩。此种装饰技法与黄地绿彩器如出一辙。
〔图十〕永乐红地锥绿龙纹盘（1984年御窑遗址永乐地层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页318-319， 图版129
6. 刻花黄彩
刻花黄彩龙纹靶杯，1999年明御窑厂故址东司岭一带出土。该器外壁刻龙纹，上填绘黄彩。此器应是目前御窑遗址出土最早的黄彩瓷器，刘新园先生也指出，“以铅作熔剂的低温黄、绿釉在永乐以前只用于陶器，而从永乐开始才成功地用于瓷器装饰——即所谓‘浇黄三彩’”。
（三）宣德朝
1. 金彩
传世有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红釉金彩赶珠龙纹碗〔图十一〕和霁红金彩双龙赶珠纹靶盏等。1994年御窑遗址宣德地层出土一块青花贴金小碗残片，其小片金箔是贴在青花网格状纹饰内，金彩剥脱较严重，在剥脱的釉面上留有贴金痕迹，说明其金饰工艺沿用前代贴金技法。
〔图十一〕 宣德红釉金彩双龙赶珠龙纹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采自《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瓷器》页27
2. 矾红彩
矾红彩龙纹高足碗，1993年御窑遗址出土〔图十二〕。口径15.5厘米，足径4.5厘米，高10.6厘米。侈口，深腹，高足外斜。通体施白釉。矾红彩装饰，外壁绘两条赶珠龙，高足下部绘一周卷草纹，内壁口沿绘双圈，盏心双圈内书“大明宣德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
〔图十二〕 宣德矾红龙纹高足碗（1993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页225，文物出版社，1999年
3. 黄彩
黄彩花卉纹盘残片，1993年珠山御窑遗址宣德地层出土〔图十三〕。侈口，曲腹。内、外施白釉。内、外壁以黄彩绘缠枝花卉纹。
〔图十三〕 黄彩花卉纹盘残片（1993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展》页120，高雄市立美术馆，1998年
4. 黄地绿彩
黄地堆绿龙纹盘，1988年御窑遗址出土〔图十四〕。口径18.2厘米，足径11.2厘米，高4.1厘米。侈口，斜曲腹，圈足。器内及足底施白釉。外壁用胎泥堆两条赶珠龙。龙纹填绿釉，隙地作黄釉。盘心刻品字云纹，内壁印双龙纹。其黄、绿釉均为素胎上挂釉，经二次烧成。
〔图十四〕 宣德黄地堆绿龙纹盘（1988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页262
5. 青花填红彩
青花填红八边形花钵，1988年御窑遗址宣德地层出土〔图十五〕。口宽40厘米，足宽26.3厘米，高20.3厘米。器呈八边形，折沿，斜壁内收，近足处起一周凸棱。通体施白釉。口沿及外壁以青花为地，留白处填矾红彩，口沿饰卷草纹，外壁开光内饰宝相花纹，近足处饰卷草纹，外壁口沿下留白处以青花横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同类装饰还见有1988年御窑遗址出土的青花填红花卉纹花口钵〔图十六〕。以釉下青花作地内填釉上矾红彩的釉上、釉下结合装饰，为宣德首创。工艺上与黄地青花、孔雀绿地青花等异曲同工，区别在于低温釉和低温彩的使用。此类作品或作为试验品，因效果不甚理想，鲜有流传。
〔图十五〕 宣德青花填红八边形花钵（1988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页22
〔图十六〕 宣德青花填红花卉纹花口钵（1988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页221
6. 青花矾红彩
与上一品种工艺相近，区别是前者以青花为辅，凸显红彩装饰，几乎不见留白，纹饰繁满，且因平涂彩料，难免有拖滞之感；后者釉下青花与釉上红彩各自作画，共同组合呈整体纹样，留白处多，纹样清丽雅致。上海博物馆藏有青花海水矾红海怪纹靶盏，两岸故宫博物院均藏有青花矾红云龙纹合碗〔图十七〕，都是该品种的典型佳作。釉下与釉上彩绘的结合，为更加复杂的斗彩瓷器的创烧提供了先决条件。
〔图十七〕 青花矾红云龙纹合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采自《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页230，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0年
7. 斗彩
斗彩鸳鸯莲池纹盘，1988年御窑遗址出土〔图十八〕。口径21.5厘米，足径13.3厘米，高4.2厘米。侈口，斜曲腹，圈足稍内斜。通体施白釉。内口沿以青料书藏文吉祥经一周，其大意是：“白昼安宁夜安宁，白日中午得安宁，昼夜长久安宁兮，三宝保佑安且宁。”盘心绘红莲三组，并以芦苇、红蓼、慈姑、浮萍等穿插其间，鸳鸯以青料勾勒，再以红、紫、黄三色画羽毛，外壁绘红莲四组并饰以红蓼、慈姑、鸳鸯两对穿插其间，足底双圈内青料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虽然文献有关于宣德斗彩的记载，但很长时间里因为未见实物，多以成化为始。1984年在西藏萨迦寺发现宣德款斗彩鸳鸯莲池纹靶杯后，1985年、1988年又先后在景德镇御窑遗址宣德地层发现了斗彩鸳鸯莲池纹碗的半成品（未填釉上彩）及同类题材的盘。自此，在传世品及考古出土物中均发现了宣德斗彩瓷器，器形有碗、盘、靶杯，题材均为鸳鸯莲池纹。
〔图十八〕 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1988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览》，图版50，香港市政局，1989年
（四）正统、景泰、天顺朝
1. 矾红彩
矾红彩双狮戏球纹盘，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十九〕。口径25厘米，足径16厘米，高3.7厘米。侈口，斜曲腹，圈足。通体施白釉，裹足刮釉。内、外均为矾红彩装饰，彩料暗沉。内底双圈内绘双狮戏球纹，内外壁分绘两组双狮戏球纹。同出还有一片同类器底部残片，红彩鲜艳，底部无釉〔图二十〕。同类器另见绿彩产品。
〔图十九〕 矾红彩双狮戏球纹盘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二十〕 矾红狮子戏球纹盘（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明清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陶瓷考古新成果》页132，故宫出版社,2016年
矾红彩云龙纹匜，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一〕。口径18厘米，高6厘米。唇口，深曲腹，平底，口沿一侧接短流。内外施白釉，底部无釉。器内无装饰，外壁以红彩绘云龙纹。同类器另见绿彩产品。
〔图二十一〕 矾红彩云龙纹匜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矾红彩云龙纹鸡心执壶，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二〕。腹径18厘米，足径8厘米。该器与青花及绿彩鸡心执壶造型一致，曲腹，圈足，足墙外斜，方形长曲流。通体矾红彩装饰，壶身鸡心形开光内绘五爪云龙，开光外满绘云纹，外足墙双线内绘连回纹，流身绘云纹，嘴部勾绘两层双线，其间绘小云纹。
〔图二十二〕 矾红彩云龙纹鸡心执壶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矾红彩云龙纹玉壶春瓶，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三〕。腹径17厘米，足径9.5厘米。圆腹略垂，圈足稍外撇。颈、肩、腹部以低温红彩满绘五爪龙纹及云纹。圈足处饰一周如意云纹。同类器另见绿彩产品。
〔图二十三〕 矾红彩云龙纹玉壶春瓶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2. 绿彩
绿彩双狮戏球纹盘，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四〕。口径25厘米，足径16厘米，高3.7厘米。形制、纹饰与红彩同类器一致，然口沿、内底的双线使用青花勾勒，并使用黑线勾勒外轮廓〔图二十五〕。
〔图二十四〕 绿彩双狮戏球纹盘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二十五〕 绿彩双狮戏球纹盘残片（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明清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陶瓷考古新成果》页133
绿彩云龙纹匜，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六〕。口径18厘米，高6.3厘米。该器与矾红彩同类器的形制、纹样一致，惟口沿以青花绘弦纹一周。
〔图二十六〕 绿彩云龙纹匜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绿彩云龙纹鸡心执壶，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七〕。腹径18厘米，足径8厘米。该器与矾红彩同类器异曲同工，惟彩料的使用不同而已。此外，本器鸡心形开光处使用青花勾绘。
〔图二十七〕 绿彩云龙纹鸡心执壶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绿彩云龙纹玉壶春瓶，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八〕。腹径16厘米，足径9.5厘米。该器形制、纹样也与红彩同类器一致，惟前者不使用青花勾绘弦纹。
〔图二十八〕 绿彩云龙纹玉壶春瓶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绿彩云龙纹钵，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二十九〕。口径18厘米，高6厘米。唇口，腹圆曲，平底。胎体较厚重。通体施白釉，釉质肥润。器内无装饰，外壁口沿以青花绘双弦纹，腹部主体以绿彩绘云龙纹。
〔图二十九〕 绿彩云龙纹钵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3. 青花矾红彩
青花矾红彩装饰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结合的一种，既有青花地矾红彩，也有矾红地青花装饰，青花与红彩相辅相成。
青花云纹矾红龙纹侈口碗，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三十〕。足径8厘米，高8厘米。侈口，深曲腹，圈足。内壁口沿饰青花弦纹两道，碗心青花双圈内以矾红彩绘龙纹并辅以青花云纹，外壁口沿饰青花龟背锦纹，腹部饰矾红彩龙纹并辅以青花云纹，外足墙饰青花弦纹两道。
〔图三十〕 青花云纹矾红龙纹侈口碗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该器以矾红彩装饰为主，青花装饰为辅，纹饰间留有较多的空白。此种装饰自宣德以来已有生产，如前述宣德青花矾红云龙纹合碗。
青花海水矾红龙纹侈口碗，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三十一〕。口径12.5厘米，足径7厘米，高10厘米。侈口，曲腹，深腹，圈足稍内敛。内底青花双圈内以青花绘海水并留白龙纹，再以矾红彩填绘龙纹，外壁口沿饰青花流云纹，腹部亦以青花海水衬托形态各异的矾红龙纹。同类装饰、纹样的器物还见有青花海水矾红直口碗〔图三十二〕，口径13.5厘米，足径7.2厘米，高7.2厘米；青花海水矾红龙纹盘〔图三十三〕，口径20厘米，足径12.5厘米，高4.5厘米；青花海水矾红龙纹梨形壶〔图三十四〕，口径4厘米，腹径11厘米，足径50厘米，高10厘米。
〔图三十一〕 青花海水矾红龙纹侈口碗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二〕 青花海水矾红直口碗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三〕 青花海水矾红龙纹盘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四〕 青花海水矾红龙纹梨形壶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此类装饰采用青花与矾红结合的工艺，波涛汹涌的海水加之腾跃的红龙，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是“空白期”彩瓷中十分有特色的一类装饰，并为成化一朝所继承。
矾红海水青花瑞兽纹侈口碗，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三十五〕。口径13.5厘米，足径7厘米，高10.5厘米。侈口，深曲腹，圈足。内底青花双圈内先以青花绘翼龙纹，再于龙纹外绘矾红海水纹，外壁口沿饰一周青花回纹，腹部以青花分别绘龙、马、狮、龟、象、鹿、羊、螺、麒麟九种瑞兽，再以矾红绘海水纹。同类装饰、纹样的器物还见有矾红海水青花瑞兽纹盘〔图三十六〕，口径18厘米，足径11.5厘米，高4厘米；青花海水矾红龙纹梨形壶〔图三十七〕，口径4厘米，腹较11厘米，足径5厘米，高10厘米。
〔图三十五〕 矾红海水青花瑞兽纹侈口碗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六〕 矾红海水青花瑞兽纹盘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三十七〕 青花海水矾红龙纹梨形壶
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此类器物装饰工艺与上述青花地矾红彩的器物刚好相反，采用矾红作地，突出青花纹样。这种装饰从宣德时期已经发端，成化时期亦多有烧造。2014年的考古发现表明，此类装饰在所谓的“空白期”亦未中断生产。从视觉角度讲，矾红作地绘青花的装饰要稍比青花作地填矾红彩的装饰规制且视觉性强。关于这一点，很容易从工艺的角度加以解释：二者都需要先绘青花，然矾红地青花装饰只需要在绘制好青花纹样后，再在空白处以矾红绘制纹样，釉上与釉下装饰突出的都是“绘”；而青花地矾红装饰需要以青花预先做出留白纹样，再于留白处填绘矾红，很容易造成纹样的呆滞，两种装饰好比正、反写字，难易不言自明。
4. 斗彩
斗彩鸳鸯莲池纹碗〔图三十八〕，1988年景德镇珠山东司岭出土。口径19.1厘米，足径7.8厘米，高8.2厘米。 侈口，曲腹，圈足，足墙稍内斜。通体施白釉，裹足刮釉。外壁绘四组莲荷，并以红蓼、慈姑点缀，两对鸳鸯穿插其间，下腹近足处绘变形莲瓣纹一周，碗心绘一对鸳鸯和四组莲荷。这种鸳鸯莲池纹在宋代以后多有生产，另见该类瓷器的青花半成品〔图三十九〕。
〔图三十八〕 正统斗彩鸳鸯莲池纹碗（1988年景德镇珠山东司岭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出土陶瓷》页231，香港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
〔图三十九〕 正统斗彩鸳鸯莲池纹碗半成品（1988年景德镇珠山东司岭出土）
图片采自《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页164-165，文物出版社 2009年
斗彩绣墩，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图四十〕。顶部及侧壁有镂空装饰，因仅见残片，具体构造不详。绣墩表面以青花勾勒图案，用低温绿、红、黄等彩填绘，较多使用圆点、菱形等几何纹饰。此类器物此前从未发现它为重新审视所谓“空白期”的御窑瓷器提供了新资料。
〔图四十〕 斗彩绣墩（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
图片采自《明清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陶瓷考古新成果》页134
〔图四十一〕 红绿彩带盖梅瓶（四川平武王玺家族墓出土）
图片采自《中国出土瓷器全集》页10，157，科学出版社，2007年
二 明代早期彩瓷发展的阶段性
通过对上述各阶段彩瓷品种举例，我们可以对明代早期彩瓷发展的概况稍做总结。
洪武时期的彩瓷目前仅见矾红彩和红绿彩，前者属于单色彩（仅用一种彩），后者属于简单的复合彩（有红、绿两种彩，至宣德以后则有更复杂的斗彩、五彩等）。景德镇红绿彩瓷的生产可以在元代找到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北方磁州窑等。1981年景德镇落马桥灰坑中出土过两片红绿彩瓷片，其中一件为红绿彩菊纹碗残片，矾红描线，绿彩绘叶，与磁州窑红绿彩风格一致。在讨论红绿彩的发展时，秦大树等学者指出，景德镇彩瓷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北方红绿彩瓷的衰落。1994年景德镇中渡口基建工地元代地层也出土过一块红绿彩菊纹高足杯残片。此外，在北京、上海、桂林及东南亚的菲律宾等地均出土过元代红绿彩瓷残片。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出土的红绿彩瓷器中，有不少应晚到洪武时期，仅从风格上较难将二者区分。近年来，景德镇落马桥窑址的考古工作，在明初地层也发现了少量的红绿彩，这对于认识元末明初红绿彩瓷器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南京地区发现的洪武矾红彩云龙纹盘应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单色矾红彩瓷器，是这一时期的创新作品。经永乐、宣德及空白期的进一步发展，为成化一朝所继承，直至嘉靖、万历仍有较大量的生产。且据《大明会典》记载，嘉靖时期因鲜红釉屡烧不成，“内鲜红改作深矾红”，矾红料的重要性更加突显。永乐时期的单色彩的品种在矾红彩、金彩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新出现绿彩、黄彩。此外，永乐一朝着重在红地绿彩、黄地绿彩等低温复合彩瓷方面创新，为宣德时期以斗彩为代表的高温与低温复合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金彩，1988年在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北侧发现了一批元代瓷器，其中有孔雀绿釉地金彩、宝石蓝釉地金彩盖盒。此外，高安元代窖藏出土卵白釉金彩龙纹玉壶春瓶。河北保定元代窖藏出土宝石蓝釉金彩折枝梅纹杯、宝相花纹匜。高安和景德镇出土物上的金彩是直接用金箔贴制，易剥落。保定窖藏出土物是以金加铅粉研成粉末，再调大蒜汁描绘在瓷器之上，经焙烧后用玛瑙打磨而成。贴金的技法在前述永乐、宣德官窑瓷器中一直使用，并为成化所继承，描金的技法流传至今。
宣德时期彩瓷方面最大的进步在于首创釉上釉下结合彩，既有相对简单的装饰如青花填红彩、青花红彩，也有复杂者如斗彩等，都是新创的品种。尤其是斗彩的创烧，直接成就了成化一朝最富盛名的彩瓷艺术。如果说宣德时期的斗彩装饰还是较为单一的鸳鸯莲池题材，到了成化时期，鸡缸杯、三秋杯等名品的烧造，则丰富了斗彩艺术的表现题材。
关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即所谓的“空白期”，其御窑瓷器烧造情况长期不为世人所知。不必说彩瓷，即便对青花瓷器，学界长久以来也不清不楚。虽然根据文献记载，东西方学者都明确指出这一时期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御窑瓷器生产，只是数量有所衰减，但苦于不见年款，很难取得认识上的突破，造成了研究的“空白”。通过1988年御窑厂发现的一批瓷器，经与文献对照，学界基本同意空白期存在无款的御窑。依据考古方面的成果，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单位的一些空白期瓷器开始得到大家的认识。自2014年以来，在御窑厂范围内关于空白期瓷器又有重要的发现，为重新审视空白期御窑瓷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出土的瓷器中，大件器物格外醒目，如大缸、大盘、绣墩等。尤为难得的是，出土的红彩、绿彩、青花加彩、斗彩等彩瓷，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彩瓷的生产在空白期也并未中断。而且器类、题材、装饰等方面较宣德时期也有进步之处。器类有碗、盘、高足碗、梨形壶等；题材除鸳鸯莲池外，还有云龙纹、海水龙纹、海水瑞兽纹等；装饰既有简单的釉上釉下结合彩，如青花加彩，也有复杂者，如斗彩。
三 对明早期御窑彩瓷的几点思考
通过上述梳理，笔者对明早期御窑彩瓷有以下几点体会：
1. 明早期御窑彩瓷生产承前启后
明朝建立伊始，朝廷即颁布了各项条令，其中对服色、器用及其他制度做出了规定。如《皇明典礼志》载洪武三年五月丁未，“凡官民所用金银磁器，不得制龙凤文及僭用金酒器爵”。又如《明史》载洪武三年礼部言：“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式皆古簠簋登豆，惟笾以竹。”“诏从之”。此外，明初还规定了各级官民所用器皿的品第，瓷器的重要性和普及性较之前代有极大的提升。
从洪武、永乐、宣德及“空白期”各朝彩瓷的发展轨迹来看，最大的特点在于创新，这为后来御窑瓷器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明早期各朝在前代基础上都有所创新，而不是抱残守旧，如永乐时期创新出了填彩装饰，宣德时期创新出了釉上釉下结合彩装饰。明清时期彩瓷的主要装饰工艺在明代早期多已建立，后代则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发展，丰富了各装饰工艺下的品种。至明代中期，彩瓷的品种已达20种以上，彩瓷在整个御窑瓷器生产中的比重大幅提升。
以2014年御窑遗址的发掘为例，在TN33W15/W16⑩a代表的正德后期地层中，在总计2920件（片）的器物中，白釉瓷占21.78%，彩瓷半成品占18.25%，白釉彩瓷半成品占13.97%，青花瓷占12.23%，黄釉瓷占11.54%，青白釉瓷占6.34%，低温蓝釉瓷占3.42%，低温绿釉瓷占3.18%，黄地绿彩瓷占2.19%，红釉瓷占2.16%，白釉绿彩瓷占1.58%，其他各色器物比例均不及1%。综合统计，彩瓷及其半成品占到了全部瓷器品种的35%以上。明中期彩瓷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和地位离不开明早期所做的良好铺垫。
2. 明早期御窑彩瓷的用途单一，服务于宫廷，未见用于赏赐，祭器主要为白瓷
从文献看，明代早期官窑彩瓷主要是作为日用器被宫廷使用的。《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江西烧造全黄并青碌（绿）双龙凤等瓷器，送尚膳监供应。其龙凤花素圆扁瓶、罐、爵、盏等器，送内承运库交收，光禄寺领用。”由此可见，明代初年部分彩瓷已经作为膳食用器被宫廷使用了。另一方面，也说明景德镇在明代初期已经能够生产一些品种的彩瓷了，这与考古发现的情况是一致的。除宫廷使用之外，我们从后世文献中也不乏见将御窑彩瓷作为赏赐品的例子，如雍正时期，权臣年羹尧就因珐琅彩瓷制之精巧，颜色娇丽，上折向雍正皇帝索要，而最终也获得了数件的恩赐。然而在明代早期，不论是赏给朝贡国的礼品瓷，还是赏给大臣的瓷器中，我们都找不到赏赐彩瓷的例子，大量作为赏赐用途的是白瓷和青花瓷，如宣德三年，（“ 朝鲜）使臣昌盛、尹凤、李相至。勑赐白素磁器十卓，白磁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皇帝赏给大臣的器物，如宣德皇帝赏赐给号称“东杨”的首辅大臣杨荣的瓷器，虽然明确是御用器物，且有酒器、茶钟、瓶罐、香炉之类，但都是白瓷。在祭器方面，主要使用的是白瓷。如洪熙元年，“命行在工部，于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也出土有作为祭器的白瓷爵。至于作为祭祀用器的各式颜色釉瓷等，至嘉靖时期才完全确定。此时随着四郊分祀制度的确立，明确使用作为代表天、地、日、月四郊的青、黄、红、白四色祭器，并命景德镇烧造这些郊祀用瓷由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白瓷在明代早期具有较重要的地位。通过梳理明代早期与陶瓷相关的官方文献可知，这一时期至少有10条记载明确提及了白瓷，包括下达烧造白瓷的命令、赏赐白瓷的旨意等，从性质上又可将这些瓷器分为祭器、日用器、赏赐用器等。永乐皇帝在拒绝回回进贡的玉器时也提到对“洁素莹然”的中国瓷器的喜爱。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加上多种实际用途的需要，促使永、宣时期以甜白为代表的“洁素莹然”瓷器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及至明代中期，随着彩瓷、颜色釉瓷等烧造愈发成熟，其在宫廷、礼制等方面的重要性也愈发提升，这在考古学及传世品上都有着深刻的体现。
四 小结
通过上文对御窑遗址出土或传世明代早期彩瓷的梳理，我们了解了彩瓷发展的基本脉络，也了解了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各朝彩瓷的品种和创新程度。洪武继承了元代金彩、红绿彩的生产技艺，并有矾红彩瓷生产。永乐时期在此基础上，创烧了红地绿彩、黄地绿釉等低温复合彩瓷装饰。宣德时期则进一步将釉下高温与釉上低温彩相结合，生产出了青花加彩、斗彩等产品，成就了明清两代斗彩、五彩瓷器的大发展，对于粉彩、珐琅彩瓷的烧制也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而“空白期”彩瓷的新发现，颠覆了学界以往的认识。作为连接宣德与成化的桥梁，对促进器类、装饰题材等方面的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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