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斑鸠町的法隆寺，是日本第一处世界遗产。前往法隆寺的人，首先必须一睹的就是其西院伽蓝，独特的金堂和五重塔并立的独特格局吸引着众多研究者去探索其背后的历史。始建于飞鸟时代的法隆寺五重塔，是日本境内最古老的五重塔，也是法隆寺的标志性建筑。
法隆寺金堂与五重塔
鲜为人知的是，在法隆寺中，一度还藏有十万尊小塔。这种塔和法隆寺庄严的五重塔比起来，可谓袖珍。在京都国立博物馆中，就藏有这样一尊曾供奉于法隆寺的小塔。塔高21厘米，底径仅10厘米，以木雕刻而成。塔身中有小孔，藏有一卷《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在塔身上，一般会以墨笔书写有制作的年月日和制作者的姓名。京都国立的这一尊塔，在塔基内部和相轮的最上层有墨书痕迹。
百万塔（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这一类的塔称为“百万塔”，在日本称德天皇天平宝字八年（764），日本朝廷平定朝臣惠美押胜叛乱，天皇发下弘愿，在此后建造100万座小塔，并且分置于法隆寺、东大寺、药师寺、大安寺、无兴寺、福兴寺、西大寺、弘福寺、崇福寺和四天王寺十座寺院中，每寺十万塔，历时六年完工，于神护景云四年（770）四月分配到诸寺。
曾经供奉有百万塔的奈良药师寺
百万塔的出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百万塔中所纳的四种陀罗尼经：《无垢净光陀罗尼》、《相轮陀罗尼》、《自（慈）心印陀罗尼》、《六度陀罗尼》是日本保存至今最早的印刷品，它的印刷文字全部使用汉文，因此也是日本和刻汉籍的开始，开创了日本印刷内典汉籍的历史（和刻汉籍分为“内典”和“外典”，内典即佛教的经典，外典即佛教经典以外的典籍）。
陀罗尼，梵文dhāraṇī的音译，为佛教中的一种咒文。汉文中一般翻译作“总持”、“真言”等。修行者通过反复地念诵咒语，来获得佛的加持或守护。这种咒语的形式，源自印度本土的婆罗门教，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和婆罗门教融合，特别是印度笈多王朝统治时期的四到五世纪，由于统治者笃信佛教，佛教在印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从那时起，流行的大乘佛教经典中本身就杂有一部分密咒的成分，其后进而独立成为独立的密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就藏有笈多王朝统治时期的梵文本尊胜陀罗尼经贝叶抄本。而在日本，在百万塔陀罗尼前，天平十三年（741）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中，僧正玄昉发愿，书写供养千手经一千卷，此事载于《东大寺要录》，至今留存的这一抄写经文事件的实物证据就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千手千眼陀罗尼经》残卷。这一陀罗尼和百万塔，皆出现于弘法大师空海将将汉土的密宗（唐密）带回日本前。所以，弘法大师空海本人也认为，无论是密宗还是显宗皆有陀罗尼，但是要将两者作严格的区分。在百万塔中的陀罗尼经，显然还不足以说明密宗信仰在这个时期已经进入了日本。
曾供奉有百万塔的奈良东大寺
那么，称德天皇何以要造作百万塔？此事，必须从阿育王开始说起。
阿育王（Asoka，或译阿输伽王、无忧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任帝王。阿育王的前半生是在杀戮中度过的，他依靠血腥屠杀夺得皇位，其后疯狂扩张。特别是在征服羯陵迦（Kalinga）的过程中，阿育王大肆杀戮，将这个曾经富裕的王国变成了阿鼻地狱。但是，在阿育王统治后期，他突然宣布改宗佛教，以“圣法”统治国民。佛教经典中经常将阿育王前期的残暴和后期的忏悔极力夸大，将之归功于佛教的感化。阿育王当时统治着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内部有民族矛盾、种性矛盾、信仰矛盾，亟需通过佛教来缓和。因此，阿育王在全国造八万四千塔，收藏佛陀的舍利。传说中，将这一事件描述为“一日一夜，役使鬼神造四万八千塔”，并将阿育王塑造成为护持佛教的铁轮王（转轮王）的形象。
阿育王信仰随后就随着佛教的东传进入汉地。在当时的北方，修阿育王寺和阿育王塔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官方行为。《魏书》中记载，在北魏时期，“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这些北方重要城市都有阿育王信仰的踪迹。而大规模将阿育王的行为模式付诸实施的，是隋文帝。
隋文帝笃信佛教，在仁寿年间曾三次下诏在全国兴建供养佛舍利的寺塔，第一次在仁寿元年（601），下诏于全国31个州起塔供养佛舍利，次年六月又一次下令在全国53州建塔分藏舍利，最后一次在仁寿四年（604），“前后建塔，百有余所”。隋文帝的修塔，显然也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有认为隋文帝是为报答僧尼在年幼时对他的抚养之恩而修塔。其实，隋文帝的修塔还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图，他统治的前半期，北击突厥，南平陈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为了刻意营造自己“转轮王”的形象，他通过cosplay阿育王，广造舍利塔，以为大隋的统治寻找宗教上的理论依据。他甚至编造预言，宣称他将“护持我法，供养如来，……能令大隋国内一切众生信于佛法，种诸善根”。所以，造舍利塔，是认为自己和阿育王有相似经历的隋文帝的一次政治行为。
在隋文帝后，还有一位著名的效仿阿育王的君主，他就是五代吴越国主钱弘俶。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和北宋乾德三年（965）吴越国两次开造八万四千塔，所谓“八万四千”当然是一个虚数，形容其多。钱弘俶所造塔藏《宝箧印陀罗尼经》，今天多有出土，最著名的就是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鎏金纯银阿育王塔。该塔呈方形，四面镂刻佛本生故事——萨陲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快目王舍眼、月光王施首。但是，吴越国时期的造塔并不局限于官方层面，萧山博物馆藏有一件吴越时期的夏承厚制铜阿育王塔，和吴越官方制作的阿育王塔几乎是同一形制，但制作工艺水平并不亚于吴越国官方制作的铜塔，足见这一时期，阿育王信仰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转轮王”传说，进一步向民间扩展。
钱弘俶所造的四方型的单层塔，其原型在明州，明州地界上，有一座古寺，名字就叫阿育王寺。根据现存的《大唐越州都督府鄮县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记载，该寺始建于东晋义熙元年（405），梁武帝普通三年（522）赐名阿育王寺，寺中藏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曾记载了立志东渡日本的高僧鉴真所见到的该寺舍利塔：
其（阿）育王塔者，是佛灭度后一百年，时有铁轮王，名曰阿育王，役使鬼神，建八万四千塔之一也。其塔非金、非玉、非石、非土、非铜、非铁，紫乌色，刻缕非常；一面萨陲王子变，一面舍眼变，一面出脑变，一面救鸽变。上无露盘，中有悬钟，埋没地中，无能知者。
这里记载的阿育王塔形制，和我们今天发现的吴越时期的阿育王塔同出一辙。而在后梁贞明二年（916），吴越国王钱镠曾将此塔从明州迎接到杭州供奉，由此可见，吴越的阿育王塔乃是有所本的，其蓝本就是明州阿育王寺的舍利塔。
明州和阿育王寺，和东渡日本的鉴真有着很深的渊源。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人，日本南山律宗开山祖师。唐朝开元二十一年（733），鉴真遇见了来唐学法的日本僧人荣睿、普照，两人邀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法，鉴真慨然答应，于是从天宝二年（743）开始，鉴真和他的弟子经历了六次东渡，在第六次终于成功，是时已经是天宝十二载（753），鉴真是时已经双目失明。日本天平宝字三年（759），日本朝廷为鉴真修建唐招提寺，天平宝字七年（763），鉴真圆寂于唐招提寺。他是中日交流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位有大智慧、大勇气的得道高僧，他六次渡海矢志不渝的精神受到了中日两国人民广泛的尊重。
唐朝天宝二年（743）十二月，鉴真准备第三次东渡日本，在出海以后遭遇风浪，船只破损，被迫在明州外海的下屿山避难登陆，又试图从此地出发继续东渡，再度遭遇大风浪，“水米俱尽，饥渴三日”，直到有巡逻海岸的官员前来救援，申报明州地方官，被安置到明州处分，于是，鉴真一行人被送到了明州阿育王寺。在阿育王寺挂单期间，天宝三载（744），越州龙兴寺的僧人邀请鉴真前往讲律授戒，其后有杭州、湖州、宣州的寺院相继前来邀请，鉴真就以阿育王寺为基地，一方面筹备继续东渡，一方面在江浙一带广宣佛法。
天宝九载（750），在第五次东渡中不幸遇见风浪飘到海南的鉴真派遣普照重回明州阿育王寺，做再一次东渡的筹备，到天宝十二载（753）终于搭载遣唐使的船只东渡成功，这一次，鉴真带去了明州鄮县的“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区”，从而为日本的阿育王信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物蓝本。
唐招提寺
而称德天皇的这次cosplay，也是一次战乱后的行动，在称德天皇的父母圣武天皇和藤原光明子皇后统治的天平时期（729-749），日本政局陷入不稳定，天平十二年（740），藤原广嗣在大宰府发动叛乱，他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借口讨伐深受天皇宠信的入唐僧人玄昉和吉备真备。在平定叛乱后的第二年，即天平十三年（741），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诏建国分寺和国分尼寺，以镇乱息灾，守护国家。
而圣武天皇于天平胜宝元年（749）将皇位让给了女儿孝谦天皇（即后来的称德天皇）。作为日本历史上少有的女天皇，孝谦天皇的第一段统治时期笼罩在她的母后——光明皇太后的阴影下。藤原家的藤原仲麻吕（即惠美押胜）以外戚身份深得皇太后宠信，一度总揽朝政。但在孝谦天皇退位让位淳仁天皇后，僧侣弓削道镜夺取了女上皇的信任。深感危机的藤原仲麻吕孤注一掷，发起了军事政变，藤原仲麻吕之子藤原真从早逝，其遗孀再嫁淳仁天皇，这也使淳仁天皇站到了藤原仲麻吕一方。不过孝谦上皇有更多的政治实力，她立刻收回了淳仁天皇的权力，并命令吉备真备等宿旧重臣讨伐藤原仲麻吕。天平宝字八年（764）九月，藤原仲麻吕之乱被迅速镇压，淳仁天皇被废位流放，孝谦上皇重登皇位，是为称德天皇。在血腥政变以后，女皇开始了对阿育王和隋文帝的一次模仿。
但是，称德天皇的这次行动显然还不仅仅是模仿阿育王和隋文帝。更多的是对另一位海这边的女皇——武则天的一次效仿。女皇的母亲光明太后，其实就是武则天的一位忠实粉丝。比如天平十三年（741）国分寺和国分尼寺的设置，仿效的是唐朝武则天时期的一起著名的推广佛教事件。《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传》记载：“（载初元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这起事件为武则天登上帝王位制造了充分的舆论，在随后九月九日，武则天就“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正式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大云寺的设立虽然是建立在伪造的所谓《大云经》的基础上，却为日本的国分寺提供了一个模板。圣武天皇依据《金光明最胜王经》下诏在诸国修建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国分寺称“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国分尼寺称为“法华灭罪之寺”，以大和国的东大寺和法华寺为全国的总国分寺和总国分尼寺，构筑起了一个遍布全国的佛寺系统。
光明太后和武则天有着类似的经历——都是臣下之女成为皇后，成为皇后的时候都经历激烈的政治斗争，此后都曾遭遇叛乱。在此后，光明太后还做过一次非常“武则天”的事。天平胜宝元年（749），已经退位的光明皇太后设立了一个皇太后的家政机关，称呼为“紫微中台”，“紫微”出自唐玄宗开元元年改尚书省为紫微省，而“中台”即出自唐高宗龙朔二年（662）改尚书省为中台。这个机关在此后获得了和太政官同样的权力，圣武天皇去世以后的天平宝字二年（758），紫微中台改为“坤宫官”，能直接奉诏敕向太政官下属的各省下达指令。而在这一机构的主导下，紫微内相（紫微中台最高长官）藤原仲麻吕在光明皇太后的支持下推动“官职唐风化”，将原来的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内大臣分别改为大师、大傅、大保、内府，太政官改为乾政官，各省的名字也一一被改。这一举动，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武则天在光宅元年（684）主导的那次大改名：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
因此，称德天皇的“百万塔”行动，其实也是对武则天崇佛的一次cosplay，具有深远的政治意图和目的。
再说回百万塔中的陀罗尼经。该经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雕版印刷的制品，在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的一座建于702年的塔中发现了陀罗尼经卷，经文中有武则天创造的字，该经卷的历史早于百万塔。在这一经卷被发现前，百万塔陀罗尼经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但是，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比如日本学者井上清一郎研究认为，该经卷的是采用“钤印”的方式，而不是纸张覆盖在雕版上的印刷方式。如果百万塔陀罗尼真的是雕版而成，它的雕版是金属还是木制，也值得探究。
有趣的是，日本的版刻印刷的起源之一，就和传播阿育王信仰的鉴真有关。在后花园天皇永享三年（1431）撰成的《三国传记》卷七中写道：天平胜宝六年（754）大和尚鉴真雕镌律三大部。有学者认为此为日本版刻印刷之始。如果可证实，可为鉴真对天平佛教影响的另一例证。
唐大和上鉴真庙（墓地）
百万塔，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是一个奇迹。在短短六年时间内，完成了一百万尊小塔的制作，虽然这是对来自印度、中国的佛教崇拜的一种“符合日本国情”的模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阿育王造“窣堵波”到百万塔牵起了一条从印度经过中国到日本的文化传播之路，文化在这一条道路上，并不是一成不变地传输，而是不断地被不同地方的人改变其表达方式，而这条道路上活跃的无数人，为这种传播和改变，付出了心血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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