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锅里烧水，加入生菜或者娃娃菜，盖盖子，平底锅热油，倒入蛋液或者肉末，水沸之后加面(新鲜面或者挂面），四分钟后大碗里倒入酱油，盛进面、菜、蛋或肉，看心情再加肉松或者虾皮，搅拌一下就是一顿午饭。味道不好不坏，果腹而已。
在上海隔离的绝大多数工作日中午，这就是每日例行的公事。用我妈的话说，你吃的有点“呃”，就是不讲究不太好的意思。但我要工作的嘛，时间不够。
转眼到了隔离的最后一个周末，头尾算起来，离开公司54天。这么长的时间大概都够少年派去太平洋溜一圈，然后再跑到《国土安全》里和Carrie打上一炮，对于我却没有一点奇幻之旅的意味，只不过是换了个城市过着同样的隔离生活。
楼下的孩童在水池边嬉闹，朋友在群里喊着去打球，春天的声响越来越重。枯枝败絮渐渐谢幕，樱花绿柳开大进场。但我还是习惯了白天看云朵，晚上看月亮的日子，外面世界的变化并不能打动我。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为去世的台湾诗人杨牧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这个从花莲山区出来的台湾本地人没有我们熟知的乡愁，但他身上有着和我们相似的现代人的愁，中学读书时，他有一次请假没去，写的理由就是“苦闷”。
“我已在这儿坐了四个下午了
没有人打这儿走过——别谈足音了”
我们一边为着世界的变化愁眉不展，一边又困顿于柴米油盐，人情世故，以及繁花败絮，苦闷就跟病毒一样缠了上来，撇都撇不开。
尽管我们依然辛勤地工作，认真或者刻意地去热爱生活，从清晨到日暮，在并不透风的空间里，为今天和明天的生活矫饰出应该有的样子。
接近两个月的寒假，是2017年以来我过的第三个长假。
第一次我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花了两个多月调整状态，又花了半年调整心态，然后以鸡汤大师的身份为很多有相同经历的人带去精神上的鼓舞；
第二次又是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在各处跑，看车看楼看大海，玩乐以及思考，完事之后心安理得地进入了“社畜”的状态。
第三次，我在苦闷中迎来了它的结束。甚至愈发临近这个终点，苦闷就愈发浓烈。我总是忍不住会去想，是不是很多东西都跟我有了隔阂的墙，很多人都跟我有了触不到的网。
我甚至不知道回复以往的平静需要多久，我感到孤独在吃我。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做一个“好高”（温州话里闲不住在危险的边缘试探，想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去发泄情绪，去转移注意力。
2月1日，我写了一篇《温州的成年人，不需要放寒假》，那时我想当然地以为，半个月内我一定能出现在上海，然后就在温州的家和上海的出租屋里经历了情人节，妇女节，还有莫名其妙的白色情人节，眼看着朋友的老婆出了月子，大胖儿子专心修炼起表情管理，朋友的发际线又往上推了零点二厘米，也听过下雪的声音，看过日月的交替，尝过十斤的土豆，喝过半升岁月的酒。
我找不出准确的词语和句子来形容这一阶段的生活，这段像是由擀面杖展开的面团一样的生活，不停地加料，不停地延展，等到终于可以跳到下一个环节了，你却把握不了面团的厚度和重量，不知道是否应该像往常一样赶时间迅速操作一番，甚至连吃的欲望在这一刻都需要再缓一缓。
在那篇文章里，我写到：“他们肯定都跟我一样，热切地期盼这个漫长假期的结束，梳一个漂亮的油头，画上瞬间涨到6分的妆容，穿上自己最贵最好看的衣服，去上班，去郊游，去约会，去拥抱不必担惊受怕的新的一天。”
昨天我又把头发剪回了原来的样子，准备下周一继续过早起梳油头的日子。
今天终于收到了微博中奖的Undefeated x Air Max 90，之前和朋友抱怨，一月份中的奖说两月底送结果三月了还没来，朋友说本来就是惊喜之物，你越催越没有那份快乐了，就算很着急，也把它当做是一份馈赠，去等待而不是去催促。在我不去想这件事之后，鞋子也就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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