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先生
知道周有光先生大约是源于两件事：
第一件，是周有光说过一句：“上帝真糊涂，他把我给忘了。”他以如此幽默通达的口吻来调侃自己的高寿，让我印象至深。直到2017年，他才以112岁的高龄溘然长逝；
第二件，就是他与沈从文成了连襟，娶了著名的 “合肥张家姐妹”张允和。
周有光与张允和
虽然是打从诸如长寿、才子佳人之类的世俗热点关注到先生的，但让我真正佩服先生的，却是另外两件事：
他说：“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只一句话，其深度与锋芒不言自明；
第二件，就是在友人为他整理回忆录时，听闻周有光先生曾与爱因斯坦热聊过很多次，特别兴奋。但先生却说：“他是因为无聊才找我去的，所以后面几次谈了什么我早已忘了。”先生绝不会因为爱因斯坦是世界名人，就会详细讲述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录入到自己的回忆录中，以求制造一些轰动效应。
先生的回忆录就是把这一生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或人物，从自己亲身经历或见闻出发来进行记录。为此，我特意阅读了这本《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读完后感觉受益匪浅。
首先是惊讶地发现，周有光先生竟然就是我祖籍地——江苏常州人，顿觉分外亲切。另外就是先生与末代皇帝溥仪在同一年出生，他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中华民国、抗战、内战、新中国、文革、改革开放……一个世纪后，同时代的风流人物早已如烟飘散，可先生竟凭着超凡的记忆，重新勾画出了这百年沧桑历史，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挖到了宝藏啊！
“宝藏”特别丰富，是短短一篇文章所无法尽述的，我想仅就回忆录中先生所记录的中国学子与学人，在那个动荡飘摇的时代中，所做的努力、所担承的社会责任和所做的思考，与今对照来谈一谈自己的感想。
周有光从小是个学霸，中学毕业后，他报考了两所大学，都被录取了，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南京大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首先考取的是圣约翰大学，学校非常好，但也非常贵，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由于家里没钱供，于是他就再到南京又考取了个可以免学费的南京东南高等师范。
周有光本名周耀
周有光有个姐姐在教书，她同事听说周有光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就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同事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个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老太太翻出了多少年也没动用过的嫁妆，就为了他这个莘莘学子，立刻就把它当了充做学费。
一个并不太熟悉的人，在自己也没有钱的情况下，为了他这样的青年学子，竟然把自己从未动用过的嫁妆都当了，可见那个年代国人的纯朴善良。同时，在那个风云激荡、被外国列强欺压的时代，国人内心都充盈着强烈的奋发向上的求知精神和对振兴祖国的热切期盼。
好不容易到上海读圣约翰大学了，这时候又发生了“五卅惨案”，一个叫顾正红的工人被日本人杀害了，引发了整个上海工厂的罢工，进而又引发了同学的罢课、游行和示威。圣约翰大学所有的学生都同情受压迫的工人，但由于圣约翰大学是当时是名气最大、威望最高的美国教会大学，学校主张学生应埋头学习，这种事应当由“政府”去管。而学校所谓的政府就是上海租界的工部局（由英国人掌控），学生们听不惯这种说辞：“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不是你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府，我们的政府是中国人的政府。”于是许多学生和老师就发起了一个“离校运动”，大家纷纷离开了学校，导致圣约翰大学宣告停办了一段时间。
当时入读圣约翰大学很不容易，而且它的毕业文凭在社会上也非常吃香，只要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学生，一进入社会必定是拿最高工资。而那些因为此事而离开学校的即将毕业的学生，他们这么做就意味着要放弃这一切重归于零，可即便如此，周有光和老师、同学们经过开会决议仍毅然离开了圣约翰大学。他们这种做法，在当今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盛行的时代，简直让人大跌眼镜。饭碗不要了吗？前途不管了吗？罢课、游行、抗议……这一切又能给你什么呢？正义感、民族自尊心、祖国的命运前途……这些在我们现在看来仿佛非常遥远的东西，对于当年的学子来说，却远远高于自己的饭碗和前程，为了此他们甘愿牺牲一切，抗争到底。这不仅仅是周有光的个人认识，这是和周有光在一起的所有同学、老师们的共同觉悟，这是在那个时代中的人所坚守和保卫的最后尊严。
光华大学
离开后怎么办？这是一个现实问题。离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共商议，最终决定大家要团结起来，再办一个新的大学，经过慎重筛选决定新大学的名字就叫“光华大学”。当时也靠不了政府资助，办学还需要得到私人的资助。当时周有光有个同学的父亲是上海的大地主，他大概捐出了一百亩地皮来做校舍。另外就是推举江苏省财政厅长兼上海一个行政公署管财政的张寿镛做校长，他跟宋子文关系不错，办学校的资金由他去想办法。
同时，由于同学中很多都是华侨，筹备光华大学这件事，得到了国外华侨大资本家们的鼎力相助。虽然筹备办学的资金数目很大，但同学们出去募集的成效却非常好，最主要的办学经费来源就是海外华侨的资助，尤其是马尼拉、菲律宾等华侨特别支持。当时大家都是抱着非常乐观的精神在工作，人们都感觉到了民族团结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觉醒。
办学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有人来经营管理，这项工作也非常繁重。当时周有光正犹豫不知是该继续升学好，还是尽早参加工作为家庭分忧，这时留在上海做光华大学筹备工作的同学来信，邀请他一起来参加学校的筹备工作，虽然筹备初期没有钱，大家都是尽义务，但只要学校办起来，周有光在光华大学读书的学费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于是他又回到了上海，参与了光华大学的筹备工作，并且在这里结识了很多朋友，得到了很大的历练。
虽然新办的大学还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绝大多数同学都到光华大学来读书，大家都认为是这对办学最重要的支持，要为咱中国人争口气。在那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光华大学开学后请来的教授都是国内第一流的，以教授的声望和水平来说，甚至还胜过圣约翰大学的教授们……
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光华大学开学后的情况却这么好，这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坚定决心、社会资本家的爱心捐赠、华人华侨的鼎力资助、社会大众的拳拳爱国之心是分不开的。这让约一百年后的我读到此处时，仍禁不住感到心怀激荡，热泪盈眶。
在这样热血澎湃的时代，也必然涌现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周有光还跟随的老师孟宪承在办“民众教育院”，这个学校是由江苏教育厅出钱，但是按照老师的设计来办的。孟宪承根据农民实际情况来办教育，让农民在有空的时候充分利用时间来学习。学习的主要不是技术，而是常识，常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历史。孟宪承很赞成丹麦教育学家林隆维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有了语文知识，有了基本的文化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他就会为了社会、为了自己、为了人类来做出有益的工作，他自己就会自动去学技术并且去改进技术，这里面首先是改进农业技术。因而对成人的教育，不仅是技能和职业教育，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教育，一种使他们能在离校以后继续自修的教育。孟宪承认为要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当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群众教育，而中国最大的群众就在农村。不得不说，时至今日，孟老师的这个观点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正确的和紧要的。
孟宪承老师
周有光先生横跨经济、语言、文化三大专业，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最初学的是经济，语言学不过是他的个人爱好，但最终被世界所聚焦的是他在汉语拼音事业上的成就，被国人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的职业经历也非常丰富，当过老师，从事过银行业，抗战时还当过记者，在国家机构农本局也工作过……这些经历使他得出了“英雄到处皆天地”的结论，他认为“英雄”是被别人赶到任何地方，都能做出事情来的。其实普通人也可以这样，每个人到任何地方，只要你愿意用功夫去做，都能做出成绩来，不论这个收获是大是小。
先生的这一生特别丰富，既经历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也经历了艰难坎坷的时光；既有事业成功的高光时刻，也有肃然沉思的无言瞬间。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尽管当时的条件很差，日子过得很艰难，但他总能保持对生活积极乐观的一面。直到有一次，他接触到当地的放羊农民后，便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当地的农民每天就是拿面粉做面条吃，煮熟了放点盐，连菜也不知道吃。当周有光把他们种的产量很高的圆白菜送给农民吃时，农民却问：“这是什么东西呀？都不知道怎么吃。”农民的生活很简单，一个人每天在山上赶着一群羊，天亮赶出来，天黑赶回来，不但没有机会读到书，甚至连个讲话的人都没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思想和知识又怎么能够传播呢？
放羊人
周有光先生作为一代杰出知识分子，百年阅历既让他明察现实的荒诞，也让他更加坚信，不管历史有多少的吊诡和回转，也不论在何种际遇、何种时刻，只有先进的社会科学才可以立国，才可以为科学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还需要不断的进行思想启蒙，普及常识才可以帮助人们辨识真假，我们想要真正地了解中国，就必须从世界眼光来观察中国的现实。
以前，中国是一个贫困的国家，甚至还被说成是一个缺少资源的国家。但周有光先生认为，资源是与人的知识有关系的，你有多少知识就能开发多少资源。比如人在认识不到煤炭、石油作用的时候，它们在地下就不是资源。所以资源是跟知识、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的。知识丰富了，科学技术发展了，资源就多起来了，许多东西原来一文不值，可你有了科学技术将它开发后，它就变成了财富。
这对我们来说也莫不如此，人只有被知识照亮后，才不会仅被当成是这个星球的消耗物、破坏源和累赘品，而是一种了不得的资源，是一种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巨大能量来源。如果我们不再像放羊老农那样，每天过着深井封闭的生活，去勇敢跨越那些有形和无形的界线，去接受知识的照亮，每个人都能闪闪发光灿若星辰，那么“世界上人口最多”将不会再成为我们的劣势，反而将是成就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能量最大国家的优势。
知识就是一道光，周有光先生用尽了一生去追逐这道光，也愿我们中华民族一如周先生的名字喻意那样：一生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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