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这代人，计划经济伴随了大半辈子，从统购统销开始一直到票证制度的终结，黏黏糊糊四十余载。在物质供应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生活必须品按人头计算，充其量保证的也就是最基本的生活底线。当然，这种保证是指居民而言，农民只能向土地索取，不足部分，那叫吃返销粮。
现在想起来，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的人很难理解最低的生活保证意味着什么，那时的现状说白了就是，你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因为票证与钱是捆绑着用的。那时人们家里都有一个保存票证的隐秘处，这也是一个家庭聊以生存的依赖。票证的种类很多，粗略的说一下:有粮本、副食本、煤本、有粮票、布票、肉票、线票、棉花票，副食本本身涵盖的面广些，什么碱面、苏打、茶叶、红白糖、还有临时性供应的紧缺物资。
根据年龄、工种、职业，供应的粮食定量分成好多等次，最低的是家庭妇女，每人每月25斤，号称每天‘八大两’；孩子们根据年龄递增；最多的要算体力劳动者，装卸的、养路工每月45斤；上班的人差不多都是30斤左右的定量。人们怕粮食吃不到月底，家家备一杆小秤，没秤的用碗做标记量用。人们盼着时令的粮食下来，诸如红薯、土豆、大豆类，一斤粮食指标可以顶五斤，好赖可以混个肚圆，还有什么黑白面【加工白面剩下的麸皮】也属此类。每月人均供应一两油，白面除了一年到头每人供应二斤平常没有，大米基本上见不着面。稍微好转一些，白面的供应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二三十。那时候要是亲戚朋友能补贴几斤粮票，真是感恩戴德的大好事。粮票还区分地方与全国粮票，区域限制很严，人们出门办事还得开证明到粮食局换取，没有全国粮票到外地连饭也吃不出来。
副食供应，也还是渡过了六几年的困难时期才有，在困难时期根本谈不上，奶、蛋、糖那是名称上的东西，人们几乎都生疏了。一年下来基本是土豆、萝卜、白菜；时令菜蔬下来以后，人们尽可量的晒些萝卜干，豆角干，菜干，葫芦干；冬天人们全凭腌酸菜、雪里红、咸菜度日。平时做菜的时候，出锅点几滴明油，菜汤上漂着的几点油花至今也记忆犹新。逢年过节也就是这些干菜做主；碰巧要是能买上个猪头下水那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副食的匮乏，食不饱腹的长期性，人们个个都成了大肚汉。饿的实在不行，就拿咸菜泡水喝，闹得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腿一摁一个坑，脸上发光，眯缝着眼睛，走路打晃。
其它的票证按字面使用。几两棉花几匝线，过年孩子买个新衣服都舍不得用布票，因为本身就不足，谁们家要是新缝了一床被子那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供应的不足，本身就造就了条子的泛滥，当然这也是权力的象征。记得火车上按区间远近供应两个烧饼，谁要是认识车上的列车员，那真是烧高香了，买两个烧饼回家给孩子比什么都荣光。那时谁家的小孩要是没奶吃，能到粮库批几斤小米也是极不容易的事。回来后把小米炒熟了，然后用擀面杖碾成面打成糊糊，这也是好吃食了。随着形势的好转，各方面的供应大有改善。但吓怕了的人们尽可能积攒着本本票票上的“好东西”，有一阵子，五斤玉米面可兑换一斤大米或白面，有的还可以换鸡蛋，粗粮换细粮也真的改变了不少人家的生活。
再后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得提高。饭是能吃饱了，副食品也不愁了，供应的数量质量范畴都扩大了。人们的视线又转向了一些当时的“奢侈品”，譬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再后来扩大到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彩电、名酒名烟。这些紧俏商品，基本上是伴着条子走的，谁家先行买到了，是时髦也是人际关系的炫耀。随着粮票在九十年代初期的终结，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随着供应的日益充裕，一切都过去了，一个人民币主打的商品结算，抛弃了所有的依附沉疴，钱，最终走上了正常的买卖关系。
那些票票、本本、条条，在一些有心人的收藏里还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已经是历史和年轻的古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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