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末倒置的年代。
虽说参加了工作，但运动远远没有结束，时不时能看见举着红旗‘长征’的红卫兵小将在进行革命串联。下来的情况变了，可能嫌‘长征’走的太累，挤上了不用花钱买票的火车。于是，趟趟列车爆满，就连座椅底下行李架上面全是人，沙丁鱼般动弹不得，弄得当地的老百姓连出门回家都坐不上火车。那时候几乎没有汽运，自行车也是奢侈的交通工具，要是有辆自行车的话，不亚于现在的小轿车。
记得有一次挤上了火车，在一个停靠站正碰上身着绿军装臂带红袖箍的小将们在与车站的工作人员理论。理论的焦点是：为什么火车是绿灯行红灯停，应该改过来，红灯行绿灯停，理由是，红色才是革命的颜色，应该勇往直前。车站的工作人员忙不迭地解释，但是，解释是徒劳的。小将们开口就是：嗨，你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连起码的年龄差异工作性质的尊重都免掉了。一个‘嗨’字坦率、直白、硬朗、避嫌，是的，那时的称谓以革命为界限划分，不是革命的就是反动的，对了，中间的叫什么逍遥派。造反派与保皇派可是最明显的两大阵营，走资派、黑帮、叛徒、特务、破鞋、狗崽子都是另册的范畴，什么红五类与黑五类更是运动产生的衍生品。
上班的地方还是比较规矩的。那时候最合并同类项的称呼就是师傅。有技术无技术的都这么叫，也不分什么行业。出门问路叫师傅，买东西叫师傅，老的是老师傅，小的是小师傅，人们叫溜了口叫顺了嘴，习俗约定成自然，连老张老李都省略了，充其量在前边加个姓氏，还是张师傅李师傅。也就是到了农村才能找到叔叔大爷、大婶大娘、大哥大嫂、哥哥妹子的归真味道。最原始的同志称谓，可能属于中性，有志不同道不合之嫌，被人们淡忘了。
运动真得是涉及了人们的灵魂，以往的招牌幌子首当其冲的受到了冲击。什么张记、李记，什么百年老字号，都是封资修的黑货。于是乎，红旗、卫星、工农兵、大众、红满天、从头越、主沉浮......等包含革命意味的牌匾粉墨登场。甚至标榜最革命的人们觉得自己的名字有问题，信誓旦旦丢弃了爹娘老子祖宗排序所起的名字，什么卫东、朝阳、文革......等带着革命印记的名字隆重推出，好在姓氏没变，要不然真得找不到原装的人选了。
那时候的领导也真得难区分，省里、县里、公社、大队、企业、单位统称革命委员会，领导都叫主任，大的是大主任，小的是小主任。最大的区分就是大主任们有一辆BJ212型的吉普车座就不错了。
现在好了，师傅的称谓还在，只不过是有特定的范围；老张老李又恢复了原版；现在老师的称谓可是有泛滥之嫌。依据性别，先生女士可谓大众化，小姐嘛，可是不能随意称呼的，闹不好会挨骂。如今，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给自己起名字，俩字、仨子，四字的都行，时髦蹩字不乏其中。字号幌子更是分门别类的出奇，百年老字号还是百年老字号，改过来的张记李记又重蹈了老祖宗的覆辙。工作场合，姓氏加职称职务是通俗的尊称，张工李工，张队李队，张局李局，大领导们的称呼更是一目了然，亲昵地可以免掉姓氏，称呼xx书记，xx县长。倒是经理们有撒豆成兵之嫌，是个买卖就叫经理，还时不时的加上个总字，于是乎总经理又泛滥成灾。
岁月冉冉时过境迁，丢掉假面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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