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有一次跟宿舍的人谈各自对历史的看法，连我自己共有三个人。

我说，你们相信史书上记载的那些东西吗。那两人给出了我言之凿凿的肯定回答。我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以前我也抱着类似的观念。自己是学文科的，不敢说读过多少史书，除了高中时候当作教科书的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史，课外读了点稗官野史，《史记》是草草浏览过一遍，文言功底本就潦倒所以基本是看完就忘掉了，还有就是现在正在啃的《资治通鉴》，也不过是刚刚读到汉末。

按过去的观念，“白纸黑字”就铁一般的明证，所以人们在接受启蒙教育的时候对书本上的东西或多或少都有点迷信。我了解这同样是由于历史造成的。

古代治世时，文化是掌握在少数精英的手中，只要经过一两年的训练就可以写文言了，会写文言就意味着你不再是文盲，便可以“学而优则仕”。相比少数精英，占国家多数人口的自然是平民老百姓了。那时候中国才多少人，按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时的生产力跟现在比当然是不高了，在老百姓眼中只有两件顶重要的事，那就是养家糊口和传宗接代，至于动笔杆子的事倒处在次要的位置，尽管他们都是受动笔杆子的人治理的。

于是，斗大字不识的老百姓们对文字多是怀有一种敬畏的，而当人们看到捧着书念叨本之乎者也的半耷小子也总亲切地拍拍其脑袋夸奖一声长大以后肯定有出息什么的。当由文字记载的历史一代代传承下来，历史在人们心理上首先带来的就是它的权威性，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注重历史的国家，其历史观念是源远流长的。

但问题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在我接受启蒙教育时是经常听人这样讲的（虽然这句话浅显易懂，但我也只是直到现在才能身体力行地做到这一点）。书都是人写的编的，是人写的编的就要受到人的主观性质的影响，另外还受到写书编书人时代局限性的影响。

所以古人就讲到“《书》之失，诬。”这里的《书》指的是《尚书》，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历史文献，在这里可以理解成对历史的代称。不论写书编书的人出于何种目的，载道、扬名、博闻、记述，当然还有官方编制的史料作为“以古鉴今”的工具和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书里面写的东西不好不信，毕竟是前人智慧，而这些智慧很可能是经过多年的生活经验的积淀而得到或者发生了某一重大历史事件而得出因此都是难能可贵的宝藏；但也不能全信，我也不是讲要用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书里面的内容，有用的拿来主义，没用通通摒弃，我想说的是在客观看待事物正反两方面的前提下，书中记载的内容，特别是历史，应该在事实的真相和历史的演化中间寻求一种真理的平衡，当然这个平衡很难掌握，因为它要求你有相当丰厚的资源和知微见著的能力以及一颗思维敏捷的头脑和平和而公正的心态。

试问，世间有几人能够同时拥有如许优良品质？至少我不能，但并不妨碍，我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历史。要知道，元代的历史是由推翻它的明代人编纂的，明代的历史是由推翻它的清代人编纂的。我不是怀疑作为改朝换代以后的史官是否能够保持其应有的客观公正态度，相反，对历史上多数史官我是怀有好感的，像司马迁就是对汉武大帝的某些做法很反感但又不敢明言，于是自己写了本《史记》以求真实记录自己的思想，想到司马迁的遭遇和他所处的时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

即便是把眼光聚焦在当下，一个小地方的橘子肉里出现了白虫子，结果其恶劣后果波及到了周围的几个省，一方面我感叹于人言可畏，另一方面我想到，处在同一个时代都已然如此了，遑论中间隔着千年百年的前朝往事。当然不排除有些人别有用心的可能，但是事实如此且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断地被重演，以后还会出现，使得我不得不去怀疑这个历史到底能够多大程度保留其“纯真”的一面。就像是一个人，在其成长生活当中，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调整，不断地改变，人到中年的他还能保有多少童趣呢。人生不过百年，穿古越今的历史是不是比人经历的更多，懂得的更多呢？

人们常说，历史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来，在人们一般的观念里，历史就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有太多的血泪，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也有太多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物换星移，沧海桑田。每每读史总会沉思良久，那份由历史带来的厚重是怎么也摆脱不掉的。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梁启超的声音至今听来依旧振聋发聩。历史教诲给了我很多东西，而我要用这些从教诲中得来的东西何用呢？“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吾之夙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