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304—439),约135年,大体上与东晋(317—420)相当。
就其形势而论,历史上所谓的南北朝时期,东晋已属于南朝,十六国可以算作北朝。东晋与西晋在政治、思想乃至文化上一脉相承,故于书法艺术不宜分开来谈。
而十六国时期,可视为北朝前期的一个阶段,但在以往的书法史著作中,十六国时期的书法大多被忽略了。
(前秦)《邓太尉祠碑》
一 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碑刻文字
前秦《邓太尉祠碑》,又名《魏故邓太尉祠碑》,全称《冯翊护军郑能进修邓大尉祠铭》。
碑原立于蒲城县东邓艾祠内,1972年入藏西安碑林。此碑为尖首,有穿。
正文共九行,满行十九字,文后题名分作两截,上截又分两列,上列九行,下列七行,下截十一行,每行字数不等,正文及题名均为隶书。
时代久远,字迹漫漶,但仍能看得出起笔的棱角,收笔则多“燕尾”,起笔与收笔都颇为夸张,充满动势。因其前半部分结体用笔均有法度,后半则略显草率。
故清人赵绍祖《金石文钞》评:“碑隶书,前半颇有法度,后半‘自军参事’题名以下极丑恶,似由两人所书。”
就其字体而言,结体用笔虽是隶书,也已经带有向楷书过渡的倾向。
(西凉)《妙法莲华经》
二 文书墨迹及写经文字
十六国时期,佛教在西北流行,抄写佛经已成为必要,也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以抄写经书为职业的笔墨书生。
两汉时期,从朝廷到民间,都崇尚文化,所以,文字学才会成为显学。
朝廷以此铨选人才,考课文吏,大量经生胥吏抄写经书,为简牍隶书字体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后,纸张的出现逐渐替代了简牍,利用纸本抄书写经,字体随之发生变化。
比如抄写佛经,由于信仰或尊崇佛教,书写自然应庄敬严肃,所以,写经文字虽然也有行书甚至草书,但基本上都是使用楷书。
(西凉)写经《十诵比丘戒本》
西凉写本《十诵比丘戒本》,出自敦煌藏经洞,卷首有残缺,现存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此卷全长近10米,高21厘米,共21纸。经文正反两面书写,书写者署名比丘德佑。此经写于后秦建初元年(405),是专家认定的现存敦煌遗存经卷中最早的写经真迹。
因年代久远,纸质已脆,色变为棕黄,然墨色沉着,字迹清晰,纤毫可见。推算书写者比丘德佑书写此经的时代,应与东晋二王同时,但此卷书法水平与二王乃至东晋同时代书家的水平却相去甚远。
德佑所书此经,字体明显带有汉简笔意,因为是僧人抄写经卷,显然对书写之美的追求意趣不多。
或因像德佑这样的抄经手,以前是在简牍上练就了抄经写字的功夫,书写习惯已经形成;现在有了纸张,而书写积习已经难改,还照着老路子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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