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经济制度下的繁荣与汲取性制度下被阻碍繁荣的选择。

19世纪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阿根廷现在仅为“发展中国家”。韩国和朝鲜在二战之后三八线设置之前，经济、社会与文化差别不大，如今韩国与朝鲜的人均GDP比超过20，期间不过是半个世纪的时间。

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客观的地理、气候甚至历史战争，但有意思的是，有些国家之间，客观的因素是接近的，但仍然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如上所提：有些国家后发赶超、先发滞后；有些国家几近相同起点后来却繁荣和落后两极背向。其中哪些主观因素在发挥影响？

“现象即规律”，现象是最接近理解规律的要素之一。将基本的事实发生厘清，可以帮助深一层理解、归纳一类事件发生的可能原因。

因此在解答上述疑问前，不妨先了解一些基本现象/历史发生过的事件。再进一步寻找规律和原因。将这些规律应用到“小型王国”——企业，也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对比。

备注：本文指的失败，是指国家经济的相对落后。

一、国家的失败与繁荣

失败的实例

先发而滞后

阿根廷

阿根廷19世纪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跟英国一样富，甚至比英国还富，因为它是世界上资源需求迅速增加的受益者。其人口受教育程度也是拉丁美洲地区最高。但是，民主和多元主义在阿根廷没能成功，而且还不如拉丁美洲其他多数国家，政变接连不断，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成为贪婪的独裁者。

20世纪的军人当政和21世纪仍然无序的阿根廷政府专权能够肆意剥夺人民的财富。

接近同起点的两国：后来的繁荣与失败

1948年李承晚当选总统，承认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1961年开始重点放在经济增长。在朝鲜，1947年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实行“命令经济”，没有私有财产意味着没有人有动力投资或者努力提高与维持生产率。

前者包容性经济制度，鼓励大多数人参与经济活动和自由发挥才能、自由选择。70年代之后，两国发展逆转形势越加明显。

14世纪的东欧和西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几乎没有差别。但到16世纪他们被划分成两个世界。“在西欧，工人们免交封建税费，不受管制，并成为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关键部分。在东欧，却被迫种植西欧所需的食物和农产品。东欧农民话语权和自治权远低于西欧。”

成功的实例

后发而起

南非博茨瓦纳

1966年，博茨瓦纳独立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在接下来的四十几年，博茨瓦纳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如今博茨瓦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拥有最高的人均收入，与爱沙尼亚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处在同一水平。

它是如何打破僵局的呢？独立后，没有发生内战或军事干预。政府建立经济制度，保护私有产权，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并鼓励包容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且博茨瓦纳的人口普查不在询问有关种族的问题，因为在博茨瓦纳人人都是茨瓦纳人。关于人口普查与种族的非区别对待，和东南亚新马等共同发展经济、建设新民族国家类似。

中国

中国大陆的复兴，从农业经济的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被普遍推行开始。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吸引外资，国有企业之外的私营企业允许发展起来。总体摆脱高度集中的经济制度转型更包容的经济制度。

英国

光荣革命以前，“议会阻碍国家更有效率、占有更多资源，因为它控制不了那样一个国家。那时候许多被任命者都有政治背景，而不是其才能和品行。国家对提高税收仍只有非常有限的能力。1688年后，国家开始更多依赖人才而不是政府人员，发展出一套管理国家的强有力基础设施。”通过可靠的制度保障国民经济与国家经济的获得。

二、一个主线逻辑的解释：汲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

汲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

书中构建了一个制度层面的两个概念：汲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解释在客观因素几近相同的前提下，为什么有些国家失败、有些繁荣：

少数人建立，从多数人那里攫取资源却无法保护或刺激经济活动的汲取性制度，制造了贫穷。

比如阿根廷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无法保护人民的财产与资源。专权可以凭借势力直接汲取平民利益。16世纪的东欧低自主权与西欧鼓励活跃经济发展之间，前者最终形成总体的落后。

实施产权、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鼓励新技术和新技能投资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

比如16世纪的西欧横向与东欧对比；17世纪的英国、20世纪下半场的博茨瓦纳与中国分别纵向与所在国的历史对比。

安全保证的前提

制度的实行，尤其是是包容性制度的实行，需要有足够的集权（需要在多个主体之上。涵盖无论主体是精英党派/平民党派；新经济党派/传统大财主党派等等）和多元化（多种利益、意志允许表达与运行）的政治制度保障。

假设没有至上的相对集权意志/权威，则难以提供一个最基本安全的环境：

在索马里政治势力长期以来广泛分布，几乎是多元化的，但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权威可以控制或者允许人们干什么。社会被分成几个深深敌对的族群，没有哪个族群比其他族群更强势。一个族群的权力只受制于另一个族群的枪炮武器。这种权力分配不会带来包容性制度，而只会带来混乱，结果是索马里国家缺乏任何类型的政治集权、国家集权，没有一点能力推行哪怕是最低法律秩序来支持经济活动、贸易甚至是人民的基本安全。

16世纪的埃塞俄比亚是专制主义的“范本”，没有任何多元制度、皇帝权力毫无约束。“所有土地都是国王的，收取予夺都由国王决定。没有人会用心管理土地，因为种植的人一般都收不到果实。”

三、为什么不选择繁荣：发展的障碍

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与公平竞争的环境的包容性制度推动国家繁荣的获得，为什么有些国家不选择？其中的答案，并不是因为其无知：

“恰恰相反。对于创造破坏的担心通常会成为反对包容型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根源。”

宗教与政治稳定被破坏的担忧

奥斯曼帝国

15世纪西欧传开并快速流行基于创新技术的印刷机使用，在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印刷术遭到了禁令，苏丹王明确规定穆斯林在阿拉伯地区禁止印刷。直到18世纪奥斯曼帝国才有第一台印刷机。

“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国民识字率仅为2%-3%，远低于欧洲40-60%甚至更高的比例。”奥斯曼帝国意识到图书的创造性可能给地王和宗教带来毁灭性结果，他们采用了禁止印刷来避开“风险”。

清朝的禁令

17世纪的中国，康熙命令将整个南部海岸实施海禁，扼杀了中国海外贸易的萌芽。对于制度的担忧——皇帝可能随时改变想法禁止贸易，使得几乎没有人愿意投资贸易，商船、设备与贸易关系变得毫无价值。统治阶级愿意为了保守政治稳定牺牲商业发展，对创新支持力度小。

对比现今，在提及一些国家的保护政策时，也会与“经济安全、产业保护、国民就业保护”等等相关，而在创新引入方面做了关联的折中乃至封闭的处理。

被威胁政治与经济权力的贵族

“城市化以及社会上日益觉醒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出现，对土地贵族政治上的垄断权形成了挑战。贵族们不仅仅是经济上在失去，还面临政治上失控的风险。这是精英们抵制工业化的担忧来源。”

害怕被取代的落后技术和工人

“那些手工技能被机器化取代的工匠们好像也反对工业的传播。作为对他们可能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的反应，许多人组织起来寻衅滋事、破坏机器。这些人被称为勒德派。”

无论是纺纱机还是珍妮机的重大贡献者，都遭遇过勒德派的反对与挑衅——焚烧房屋。

这里提及一下，勒德动乱后来被用作因害怕新技术等导致其失业的反对派行为。它反映的是一种人们害怕新事物导致对其安稳现状的改变。

四、如何打破恶性循环：不可持续的汲取制度

“关于国家如何如何采取措施走向繁荣：通过把他们的制度从汲取性转向包容性。”

为什么不能使用汲取性制度，除了上文提到直接无法支撑一个国家经济体的创新、公平和经济发展。即便汲取性制度可能存在阶段性胜利，但它是不可持续：

“汲取性制度的增长不可持续，有两个关键原因：

1.持续的经济增长要求创新，而创新必然伴随创造性破坏，在经济领域内就是新的取代旧的，在政治领域内就是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由于控制汲取性制度的精英阶层担心创造性破坏，他们会抵制它，汲取性制度下猛涨的任何增长都是短命的。

这使得创新、新旧技术等新生产力更迭的可能性被压制。

2.控制汲取性制度的那些人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获得大量收益的能力，意味着汲取性制度下的政治权利是非常令人渴求的，这使集团的认为获得它而斗争。因此，汲取性制度下，许多强大的力量推动社会走向政治动荡”。

这使得安全的环境保障受到威胁。

最后：与企业相关的一个思考

国家任何制度的运营，可以模糊对比单个企业的运行，前者经验与逻辑可为后者借鉴。上述相关可以展开若干，但在此就一点稍微展开：企业内部的创新与包容制度。

大公司引入创新人才，为相对稳固但可以/需要添加活力的内部提供新因子——可能是新模式、新技术。但假设内部已形成强力外斥、抵制变化，维护既有地位者——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所有行为是人为，所以这种抵制根源来自：职业经理人与稳定型员工，为自有利益（而非企业经济总体）不受影响发出抵制。这种人为行为，对应的是上文提及的：发展的障碍中，比如地位受新阶层威胁的贵族与工作受新技术威胁的平民劳工。这个维度的抵制，是相对可控的，假设仍有一个强力的主导者。但一旦企业负责人陷入平庸、不支持创新，维护现有产品与组织，那么便是不可控的汲取性状态——这样的企业大多输给自己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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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粗糙的读书笔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书中涉及大量历史关联描述，文中仅取数个片段，以帮助理解书中尝试构建的逻辑。定性描述的历史案例自然有不少可以进一步追究/有待考证的细节，但是对于本次的复盘目的更多在：模糊的准确中理解其中的一些逻辑主线，对细节关联暂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