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十几二十年前，说起心理疾病，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神经病或精神病，视之为不详，避之恐不及。

时至今日，人们的观念总算不至于如此愚昧，但对于心理病的认识，却依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提高。对于很多人来说，心理病等同于抑郁症，而治疗心理病的方法只有三个字——想开点。

但事实上，心理病包括焦虑障碍、心境障碍、人格障碍和躯体障碍四大类别，而抑郁症只不过是心境障碍中的一个小类别而已，至于治疗方法，也绝不仅仅是想开点就可以了的。

目前为止，我的人生还算幸运，至少没有经历过严重的、长时间的抑郁症（短期的、轻度的抑郁症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只是不自觉或者自觉了不想承认而已），但是我却有幸经历过另外一种心理病。为什么说有幸呢，因为它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也让我开始自学心理学知识，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

心理病千千万，心病不仅仅要心药医

1 病起

2012年秋天，已经阔别大学校园四年的我，有幸被公司选派到香港某大学留学一年。

彼时的我，已经在公司摸排滚打数年，虽然时间不算长，但已足以让我从灵魂到肉体都深感疲惫不堪累觉不爱。这倒不是因为传说中深不见底的人际关系和办公室斗争，而是因为没完没了的paper work和日渐现实的生活压力。

所以，仅仅是能够逃离案牍劳形和油米酱醋这一点，就足够让留学对我产生莫大的吸引力。更不用说还是去喜欢的学校学习自己喜欢的知识，更更不用说还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好伙伴。

因此，在出发之前，虽然有些担心自己适应不了纯英文的授课环境，但总的来说内心还是十分喜悦的，毕竟能够专注于知识，这本身就是一件足够美好的事情。

于是我相信，我的求学时光一定会快乐而充实。

故事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一切如我所料。

每天穿梭在校园和宿舍之间，上课、看书、自习，闲时去中环的大街小巷随意溜达，和朋友们一起做饭吃火锅。课程虽有一定难度，但我们由于签订了协议所以注定是要返回原公司的，因而不需要像其他立志进入行业顶尖公司的同学一样追求门门全A，总的来说努力努力还应付的过来。所以那段时间，真是我大学毕业以来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慢慢深入，清晰感觉到自己的思考能力、记忆力、专注力都在慢慢恢复到数年前的巅峰时刻，那种感觉真的是十分美妙。

本以为我的留学生涯就会这样一直波澜不惊地流淌下去，直到12月中旬的某个午后。

在香港呆过的朋友都知道，香港的绿化和对建筑的保护都是很好的，我们住的学院宿舍都已有数十年历史，很多楼的外墙上早已满是爬山虎，所以有一些挂在墙上的空调外机就不是那么容易看见。

那天午饭后，我照常和老谈、双姐一块儿到食堂后的院子里散步，也算是缓解缓解期末考试前的压力。在走上一段紧贴宿舍楼的台阶时，一个不小心，砰的一下，脑袋重重撞在了台阶转弯处的空调外机上。

罪魁祸首大概就是这个风格

当时我就感到一阵眩晕，依稀记得还出了一点儿血。但说实话也没当太大回事，毕竟这还不算我脑袋撞得最重的一次，而且这种事情也并不少见。回宿舍后，老谈给我拿来碘伏擦了擦，扶着我脑袋看了会儿说，没事，都快看不到伤口了。我点了点头，等他走后洗了个澡，躺在床上准备午睡。睡之前还是觉得有点头晕，想着睡一觉应该就好了吧。

接下来的发展大家肯定都猜到了。

睡醒后，头晕并没有好转，反而似乎有点加重的趋势（当然，后来我知道，这些多半都是我的错觉），于是我真有点儿慌了——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从小就是一个情感偏于细腻的人，具体表现有泪点低（前段时间看《捉妖记2》都能看哭）、爱瞎想（对墨菲定律深信不疑）——然后，我做出了一个悔恨终身的决定：查百度。

无论什么症状，只要上网一查，基本都能最终导向一个相同的结论——绝症。

曾经有个朋友，舌根长了一个小痘痘，一碰就疼。上网查了下，高度怀疑是舌癌，还有一堆照片为证。吓坏了，大周末跑去看急诊，结果人家医院说耳鼻喉科没有急诊，让第二天门诊上班了再来。朋友在忐忑不安中煎熬了一天，周一请了假一大早就跑去看门诊，然后被告知口——腔——溃——疡——开了点消炎药和漱口水回来用了三天，好了。

言归正传，当时上网的时候我还是有几分理智的，觉得不可能是太严重的问题。所以最后选择相信了种种专家意见中相对较轻的一个——轻微脑震荡，多休息休息就好了。幸好我们主要课程的考试都是在下学期，上学期只占30%的分数，而且考试内容相对简单，所以影响不大。不过除了脑部损伤外，我又好死不死看到了另外一条意见——外伤有破伤风的可能性！

然后我又接着百度破伤风，越查越心惊，越心惊越头晕。但与此同时，脑海中又有另一个声音告诉我这是小题大做、杞人忧天，再加上在香港几个月，还从来没去过医院，也搞不清楚香港各种公立、私立医院怎么看，当然也不知道校医院在哪里，所以有点怵，想着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就这样心中天人交战了半天，一看时间都快晚饭了，去校医院也来不及了，明儿再说吧，万一明天起来一切都好了呢。

就这样和之前被舌癌的朋友一样，战战兢兢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头还是晕晕乎乎，心中本有的三分担心放大到了五分。没办法，只好拿出学校地图开始研究。找了半天，终于确定了校医院所在，连早饭都没吃，就直接杀了过去。

到了地方一看，不得不说环境真是好。整洁宽敞的大厅，一水儿的木地板，满满都是英伦贵族范。拿着学生卡到接诊台一问，被告知要预约！没办法，我只好说急诊来不及。说了半天，小姐姐可能是看这会儿确实也没有别的病人，总算给我安排了一位医生。

医生相当nice，其实我都不好意思和他说我的各种担心，但他还是听得很耐心。听完看了下我的伤口，说已经结痂了，而且也没有任何肿块，应该问题不大，不过如果我坚持，也可以打一针破伤风疫苗。

来都来了当然是打一针为好。护士小姐姐问我以前有没有打过破伤风疫苗，如果打过就只用再打一针加强型。

这问题我理所当然地没法回答，果断电话打给母上。电话里没敢说太多，只说被铁器划破了皮。母上大人显然没当回事儿（正常人估计都不会当个事儿），想了想说我小时候那么调皮，应该是打过。后来我才知道，破伤风这种基础疫苗，基本上所有人都打过，否则都上不了学。

打过疫苗，再加上医生没啥大事儿的判断，心情总算放松了一些，准备回宿舍复习备考。

宿舍在主校区之外，从校门算起，沿着马路大概得走十五分钟。香港的马路都很窄，人行道就更窄，很多地方都得侧着身子才能让相向而行的两人错身而过。

路上走了没两分钟，又开始感觉到头晕，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眼睛看着路面好像都有了重影。在经过最窄的一段路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很可能会一个没看清，踏到马路上就此被撞得横尸街头。

那一刻，我的心中真是一片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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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京

从学校走回宿舍的这段路，大概算是我这辈子走过的最艰难的路......之一了吧。

时间久了，已经不记得是怎么跌跌撞撞地走回宿舍，也不记得回到宿舍后是怎样的心情。不过还记得中午吃饭时，老谈问我怎么样了，我说上午去学校打了破伤风疫苗，然后被老谈好一阵耻笑，说我也太胆小了，就这么点小伤口，还是隔着厚厚的头发，怎么可能破伤风嘛。

我勉强笑了笑，不知该如何回答。不过老谈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倒是让我略微觉得轻松了一点，因为我心里想着，老谈这人还是挺靠谱也挺有生活阅历的，他既然这么无所谓，那也算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医生的话——应该没啥大事儿。

我这种想法初看可能有点儿奇怪，实际上再正常不过。管虎导演过一部电影《杀生》，里面黄渤饰演的主角在明明没有病的情况下，却被周围所有人都怀疑他重病在身的目光硬生生杀死，其实就是这个道理。生活中绝大部分时候，我们的想法都会受到他人态度的影响，然后又进而影响到自己对自我能力、身体等等方面的感受。

黄渤饰演的主角最终死于“心理病”

当然，那时的我担忧已经很深，老谈的这点无所谓还远远无法让我释怀。所幸再过两天就是最后一门期末考，考完我就可以回北京了，回北京我就可以去医院拍CT了，至于原本计划的考完试后在港岛的各种浪，早就顾不上了。

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直接在香港拍CT，因为据我所知香港公立医院的CT至少也要排期到一个月之后，私立医院也得排个好几天，而且费用高得吓人。不过说实话，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对香港的医疗体制一点都不熟悉。而人在恐惧紧张的时候，是会本能排斥不熟悉的环境的。现在说来可笑，后来我各种病症更为明显的时候，我甚至想过就算死也得死在家人身边，甚至可以说，我当时最怕的不是死，而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陌生的地方。当然，这是后话，一会儿再说。

12月18日，结束了最后一门考试。我坐最近的一班飞机回了北京，老婆在机场接我。

走出T3，一阵干燥寒冷的空气扑面而来，居然让我这习惯了南方潮湿温暖的大脑一阵清爽，似乎眩晕也减轻了几分。

回来前已经和老婆说过头晕的事情，老婆并没有太担心，因为她知道我喜欢瞎捉摸、凡事都往坏处想的毛病。回家后，我的心情轻松了不少，至少在那个晚上是这样的。所以当老婆问我第二天需不需要陪我去医院时，我说不用。

那个瞬间，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想多了，觉得明天查完CT后就会一切大吉。

第二天起床，老婆上班，我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挂号、问诊，很快就进了CT房。这好像是我人生第一次做CT，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当时的心情，估计是忐忑和希望交织吧。

做完CT，医生让我一周后再来拿结果。我一听心说这岂不是意味着还得担惊受怕一周？那哪成啊！

医生估计也猜出我在想什么了，或者说正常人这种时候应该都和我一个心思。于是想了想又说，因为这个片子还需要几位医生看过后签字才能出正式报告，所以流程比较长。不过就我现在看的情况，应该是没什么事，不用担心。

一听这话，立刻觉得心里一颗大石头落了地，瞬间感觉好像奇经八脉都被打通了，舒畅无比！对医生感恩万谢后，怀着愉快的心情走出医院，看着满是雾霾的天空，都觉得蓝了不少。在公交站等车时，寒风呼呼地吹。但我反倒觉得在这种冷冽的空气中，头晕的感觉轻松了不少，也不知道是因为冻麻木了，还是潮湿的环境确实更容易使人昏昏沉沉。

那几天还是整日整夜地感觉到眩晕，但并不是很严重，至少对生活没有影响，所以如果我自己不说，那么在别人看来我和正常人是毫无二致的。我也对自己说，既然医生都说没事了，那肯定是有把握才这么说的，否则要是因为他说错了导致我耽误治疗，真出什么事儿了他不得负责任啊？

总之，总的来说，那几天的心情比在香港时轻松不少。该吃吃、该玩玩，中途还抽空回了趟公司，向领导汇报了一下这学期的学习情况，也顺便提到撞了头的事。领导看了看我头上早已不见的伤口，说连个包都没有，肯定没事。再说都这么多天了，要有事早有了。我深以为然。

几天后，去医院拿到正式报告，果然屁事没有。松了口气的同时，也很是疑惑不解，因为这么多天了，我仍然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一阵阵或重或轻的眩晕，虽然不影响生活，但也绝不是什么舒服的感受。我只能安慰自己，可能真是有点轻微脑震荡，再休息几天应该就好了吧。

那一年，大鹏还在搜狐视频说着嘚吧嘚，《屌丝男士》开始慢慢火了起来。我和老婆都挺喜欢大鹏，觉得他从一草根，长得还不咋地，不靠爹不靠妈，就靠着自己的打拼一路走到现在，挺不容易，所以我俩专程买了票去看12月30日大鹏的线下剧场秀《我们怎么活下去》。

那是我这些年来看的唯一一次现场脱口秀，其实那也不能算是纯粹的脱口秀，我记得好像有差不多一半时间都在唱歌。大鹏一直说他的梦想是做一名歌手，我是个不太懂音乐的人，但那晚在国话剧院，我确实觉得他的演唱很有感染力，至少不比他的脱口秀差。当然，也有可能是他这两样其实都不咋地。总之，那晚的国话剧院座无虚席，现场气氛热烈欢快，我和老婆也挺嗨，至少值回了票价。

走出国话剧院，已经快12点了，我和老婆手牵手走在寒冷的大街上，心情是一段时间以来难得的平静祥和，只觉得不管怎样，2012年的最后时光，还是美好的。

后来我才知道，美好得有些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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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烧

我的老家在长江中游，紧邻长江。

来北京前还担心北京的冬天太冷熬不过去，第一个冬天到来时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北方的冷是由外而内的，即使是零下十度，走在大街上只要不刮大风，其实并不会感觉到太冷。即使刮大风，冷也只是停留在身体表面，而且这种冷是可以躲的，只要找个避风的地方就行了。

南风的冷是由内而外的，不用说零下，只要接近零度，那么无论屋内屋外，都会让人冷得骨髓发酸，冷得无处可逃。

所以在南方的冬天，想睡一个好觉，要么你用电热毯，要么你就得有一床相当抗冻的被子，然后把两侧和底部都向里折叠进去，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余上面的出口供你钻进钻出。

2012年的冬天，丈母娘就从老家千里迢迢给身在北京的我们寄来了这样一床神奇的被子。

被子里面不知道填充的是什么棉花或者羽毛，不厚，但极沉，记得光运费都花了小一百。这样的被子在我们老家，绝对是过冬神器，但在暖气充足的北京，就得另说了。

12月30号晚上，看完大鹏剧场秀回家，我和老婆第一次盖上了这件神奇的被子。

别说，刚睡着的时候还是蛮舒服的，感觉特温暖。但是到了后半夜，我就被热醒了，身上全是汗，特别是后背已经完全湿透，露在被子外面，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极其难受。当时也没当回事儿，或者是实在太困了，再加上还头晕，所以只是起来随便换了件衣服就又接着睡了。结果第二天醒来一看，新换的衣服又湿透了。

白天还好，除了仍然头晕，没有其他特别的感觉，心里还期盼着明天就是2013年了，新年新气象，希望头晕能快点好。

晚上，我和老婆还去参加了一次大学时学生会的同学小聚，大概十来个人。当时情绪还是蛮不错的，从地铁口出来的时候还有心情买了份臭豆腐。至于更加流行的烤冷面、烤面筋，我实在是接受不能。吃饭的时候，依稀记得还喝了几口小酒。当然，没敢多喝。

一直觉得烤冷面是种特神奇的食物

回家洗完澡，我和老婆窝在被子里准备看看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刚看没一会儿，我就觉得特别困想睡觉。老婆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老婆看我还像不太对劲，摸了摸我的额头，问我是不是发烧了。

我自己也摸了摸，感觉好像有一点，但应该不是太高，含含糊糊地说没事，睡一觉就好了。

后半夜又被热醒，这次感觉到不对劲了。把老婆叫起来翻箱倒柜换了床正常点的被子，又换了套睡衣，这才接着睡。昏昏沉沉睡到2013年1月1日早晨，老婆先醒来摸了摸我的额头，发现烧不但没退，反而更厉害了。这个时候我也开始感觉到很不舒服，身子很沉，头更沉，完全起不来的感觉。老婆拿体温计量了量，39度+，大吃一惊，赶紧起来随便披了件厚羽绒就出门给我买药。还好我们家楼下就有一家24小时药店，很快买了盒泰诺回来。

话说这好像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吃药退烧，所以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泰诺居然如此神奇。吃下去不到十分钟，开始浑身冒汗，高烧就这么神奇地退了下去。

如果是在以前，退烧之后我肯定就不会太在意了，毕竟年轻人嘛，一点发烧感冒有啥大不了的，吃点药休息几天也就好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身体的脆弱。

其实也不能说是第一次，自从上班以来对自己身体健康的信心就一直每况愈下，甚至开始畏惧每年的体检，总觉得会检出一大堆毛病。后来看到一篇帖子，才知道这种心理不是我一个人有。2013年，泡着枸杞的保温杯虽然还没有流行，但85后们确实已经开始清晰地感觉到了人近三十、百病丛生。记得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很早就醒来然后就睡不着了。我说这又什么奇怪的，说明你老了嘛。他一脸震惊地看着我，说出了一句让我觉得充满哲理的话：

卧槽！我还没来得及挥霍呢！这就老了？

总之，那个时候的我，由于头晕的关系，正处于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极度不自信当中，所以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发烧格外重视。上午退烧后，立马去了东直门中医院。为啥去这家医院呢？不为啥，只是因为我以前去过一次，算是全北京为数不多我去过一次的医院了，所以觉得比较熟悉。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家附近另外一家我一直以为只是一所普通区医院的某医院，才是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呼吸科的大拿之一。

那天是2013年的第一天，元旦。我本以为这种大喜的日子，医院应该门可罗雀。没想到小小的呼吸科，每个诊室都是人满为患。记得有对年轻情侣，女孩陪男孩去的。大夫问怎么了，女孩说好像有点发烧。大夫问，啥叫好像？男孩有点不好意思，还是女孩代答：他总觉得身上发热，但是用温度计量了几次，都是正常。我估计大夫也很无奈，给了根温度计，说你两再去边上测测再说。

轮到我时，做了几个常规的血检、尿检，大夫扫了一眼报告，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就病毒感冒，过几天就好了。然后又看了看我的舌苔，说你体内火气很大啊，给你开几瓶我们医院自行研制的中成药汤剂回去降降火吧。

开了药回家，接下来两天都是白天不烧晚上烧的状态，和大夫预料的基本一致——病毒性感冒发烧的常态。说来也怪，那两天在感受到种种感冒状况的同时，头晕的感觉倒是莫名其妙的减轻了，至少没有全天无休的头晕了。但自己总还觉得身体特别虚弱，专门弄了个泡脚盆每晚泡脚，泡出一身汗退烧再去洗澡。洗澡的时候特别小心，门窗关得死死的，生怕受一点风寒。

就这样过了两天，第三天晚上没有发烧，特开心。但郁闷的是，头晕的感觉又立刻回来了，当时我就已经有点隐隐约约觉得我这是心理作用。但即使如此，也无法克服身体上的感受。

到了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有点记不清了）晚上，又发起低烧。心情极度沮丧，感觉自己最近实在太倒霉，不但撞了头导致头晕，而且还得了有生以来最绵长的一次感冒。老婆看我情绪不对，各种安慰，但是说实话，效果不大。事实和科学都证明，对于心理病患者，绝对不是心理开导就能解决问题的。

而最令我郁闷的是，第二天老婆就要去出差了。一想到要一个人昏昏沉沉地呆在家里，我就有一种莫名的被遗弃感。但理智告诉我，这是瞎扯淡。而且我也不可能因为感冒就不让老婆出差，只是想一想，就觉得这实在是太可笑了。

第二天早上，迷迷糊糊昏睡到快中午才起床。老婆已经走了，床头是一张留给我的纸条，大意是说让我好好照顾自己、肯定会很快好起来之类的——为了怕你们说我虐狗，具体内容就不详述了——总之当时我都看哭了。

当天又发了次烧，之后就没有了。但身体仍然极度虚弱，而且头晕的感觉越来越重了。在网上查了很多很多，有各种类似病例、有各种专家分析，没一个感觉靠谱的，又感觉每一个都很有可能，总之就是感觉自己就快不行了。

而且那几天，由于之前大夫说我内火旺盛，要饮食清淡的缘故，我又懒得自己做饭，所以一日三餐基本都是叫的各种粥外卖，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最后觉得感冒应该已经痊愈了，才终于狠下心叫了份相对不那么重口味的木须肉盖饭，吃得眼泪都快下来了。

几天后，老婆回来了，我的寒假也快结束了。虽然头晕的毛病一点儿没好，心里也诸多疑神疑鬼，但既然医院说没事，我也就没和父母说，免得他们担心。要因此不回去上学就更不可能了，所以最后只好在机场和老婆依依惜别，再一次踏上了去往香港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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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看病

香港和北京，一南一北，是两座截然不同的城市。

这种不同，在冬天表现得尤为明显。香港的冬天，温润潮湿；北京的冬天，干燥酷寒。

在香港呆久了我怀念北京，在北京呆久了我怀念香港。所以当2012年12月从香港返回北京时，我期望北京的天气能让我的头晕症好起来；而当2013年1月从北京返回香港时，我又不切实际的幻想着香港的温暖可能更有利于病情的恢复。

当然，两种期盼都落空了。

回港第一天下午，就和同学到宿舍楼对面的体育馆打了两小时羽毛球。在打球的过程中，或许是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缘故，头晕的感觉减轻了很多。从球馆出来站在马路旁等红灯，在冬日的暖风中用T恤下摆擦去额头的汗水，那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身体状况还行。

回到宿舍洗了个澡，头晕的感觉再次袭来，而且更加猛烈，猛烈地让我感到绝望。

就这样在各种恐惧和猜疑中熬了差不多半个月，头晕的毛病一点没好，又多了胸闷、心悸。心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喘不过气，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的心跳就要停止了。但用手放在心口，又能很清晰地感觉到一切正常。至于心悸，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一定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没有经历过的人则很难向其描述。有的时候在图书馆自习，身后脚步声稍大了些，就会感到心脏像是被人猛地一把捏住一样，浑身泛起一阵强烈的虚弱感。晚上躺在床上，甚至会不时产生一种濒死感。

那个时候，应该是我恐惧值的巅峰。恰好学校又快春节放假了（是的，香港学校的寒假是固定的，春节并不一定被包括在内），在放假的前一天晚上，我终于忍不住给父母打了个电话。

父母当然是吓坏了。接我电话的时候估计还有点懵，没反应过来。挂了电话没多久，母亲又打了过来。电话里，母亲问我有什么感觉，我大概把刚刚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听得出来，母亲一方面很担心，另一方面又要尽量安慰我，话每每说到一半就收了回去，最后只是安慰我回家好好去医院看看，肯定没事的。

打完电话，我上网查机票。发现过年回武汉的机票贼特么贵，最后只好买了从深圳出发的高铁，其实也不比飞机慢多少。

那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甚至都不敢睡着，一直半卧在床上，担心平躺下来搞不好真会呼吸不畅，然后一梦不醒。想必那一晚父母也没有睡好。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做了个梦，梦到父亲就坐在床头，轻轻为我按摩太阳穴。心里先是觉得格外踏实，很快又是悚然而惊，就此醒了过来，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从香港坐跨境巴士到深圳北站。在皇岗口岸过关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插曲。过关后，巴士公司的人告诉我这趟只有我一个人去北站，所以没有安排巴士，而是开了辆商务面包。不得不说，这服务真的是没话说。

深圳皇岗口岸

下午抵达武汉站，父亲来接的我，等回到我所在的县城时，天已经快黑了。见到最熟悉的亲人，回到最熟悉的环境，心情真是放松了不少，晚上睡得也格外安稳。

第二天是除夕，没有去武汉看病，只是在县城医院做了个核磁共振。初一一早，一个叔叔开车带我和父亲去了武汉协和医院，据说是华中地区心脏科的权威。排队、挂号，大概十点多见到了大夫，记得是一位主任医生，长得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人也确实很好。很耐心地听我说完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毛病，笑着问我最近是不是很紧张。我说是，她说你这种情况其实很多年轻人都有，应该没什么器质性问题，先去做些检查吧。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关于医患关系的文章，说医生的态度本身其实对病人的治疗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即使是器质性疾病，病人的心态也能直接影响到治疗效果，而病人的心态又无疑会受到医生很大影响。所以医生除了高超医术外，医者仁心同样重要。对此，我深以为然。比如协和医院的这位大夫，她的耐心问诊和慈善态度，就让我自觉好了不少。

拿着大夫开的单子，赶在中午下班前查完心电图、颈动脉血流彩超、胸片。大夫知道我是外地来的，所以还特意打电话给做检查的科室安排了一个加急服务，确保我当天能拿到检查结果。

中午随便找了家附近的馆子解决午饭问题，下午大概3点钟拿到所有的检查结果。心电图上写着早期复极综合征，度娘了一下，是一种良性病变，很多正常人都有，暂时没发现会对健康造成任何影响。大夫看过后也说没事，让我放心，就是心理因素，心脏神经官能症的一种。最后只是开了几瓶十分常见的复方丹参片就让我回家了。

两天后，核磁共振的结果也出来了，一切正常。

老实说，那个时候我基本已经放心了，但病症一点儿没好。亲戚来看我，基本都是一样的流程：先是关心一遍病情，然后就是劝我想开些、不要压力大太大云云，有的还要举几个其他人的例子，说某某就是这样的，查来查去什么事儿都没查出来，但就是浑身难受。

说实话，我们家亲戚间关系很好，对这些姑姑、叔叔我也都十分亲近，也知道他们真心是希望我好，但对这种“想开点儿”的探病方式，我实在是不胜其烦，但也无可奈何。

总之，年就这么过去了。过完年，我又回到了学校，继续我的学生生涯。在外人看来，我一切正常，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忍受着怎样的痛苦。

有一次中午在食堂吃饭，吃了几口突然感觉一阵强烈的心悸，就好像心脏位置出现了一个黑洞般极其空虚难受。我放下饭碗，在同学们惊讶的眼神中，飞快地逃回了宿舍。一进门就直接瘫坐在地板上，剧烈喘息了好久才稍微平缓了一些——恢复到“正常”的胸闷感觉。

那段时间，我的神经变得极为虚弱，特别是晚上入睡时，总是忐忑不安。所以，我每晚睡前都会把IPad放在床头和老婆打开视频。直到我睡着后，老婆才在那头关掉视频。留学结束后回到北京，有一次无意中看到老婆那段时间写的日记，才知道她承受的心理压力一点儿不比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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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诊

生病的时候，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会发生改变。

那段时间我的心态极为矛盾，一方面理智告诉我身体没有实质性的问题，只是心理病罢了，该好好学习还是得好好学习，毕竟机会难得；但另一方面，身体的实际感受又尝尝让我产生一种生无可恋的感受，不知道自己还这么拼命学习考试有什么意义。

最终前者还是略占上风。

就这样到了3月底，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突然感到耳鸣，心想坏菜了，又多了种症状。

果不其然，从那以后两个耳朵里整天嗡嗡作响，就好像有两只苍蝇永远环绕左右。死不悔改的再次度娘，发现有种说法是耳朵里面的前庭是管人们的平衡感的，所以如果前庭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头晕。

那个时候正好下学期课程近半，学校迎来了为期一周的reading week。同学们有的老老实实呆在学校自习，有的干脆出国旅游，我则选择了回京看耳朵。

这一次，我去了全国耳科的权威——同仁医院。

权威就是权威，早晨5点出门，6点抵达医院，耳科的挂号窗口前已经排起了长龙。这种场合当然少不了黄牛的身影，刚在队尾站定，就有两人过来搭茬，300块钱一个普通号，专家号另算。说真的，可能是当时看病心切的缘故，真心觉得这价钱还算“良心价”了。不过最后还是没买，因为默默算了下前面的人数觉得差不多能排到。

最后确实也排到了，虽然已经是上午的倒数第几个。大夫简单问了问情况，然后让我到马路对面的耳科研究所做检查。那个研究所的检查室位于地下，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减少外界声音的影响，整个环境十分封闭幽深，再加上检查的时候要拿个东西在耳朵里动来动去，说实话我还真是有点发憷。

检查完又是一切正常，时间已经到了下午1点。心想大老远跑一趟，干脆再去查查头晕的问题，正好马上就要放下午的号了。

那天运气确实不错，再次顺利挂到了神经内科的号。等了差不多三个小时终于轮到了我，这次的大夫基本算是我这次生病过程中接触的态度最差的一位了。进去之后我刚想从头介绍病情，他就直接打断了我，说等我问你再说。然后他就飞快地扫了下我之前的病历和各种检查报告，看完简单问了两个问题，说你这就是心因性疾病，心理因素引起的，回家慢慢调养，注意锻炼身体就行。说完就要哄我出去。

那一刻，我真是极为生气，心说你这不光是态度不好，而且也太不负责任了吧，这就算看完病了？太草率了吧？

不过等到出了医院大门，冷静下来之后又觉得大夫的做法也可以理解。毕竟他要看那么多病人，怎么可能一个个的看上很长时间呢。

其实这也是中国医生和外国医生，甚至是内地医生和香港医生的一个很大不同。我之前说过，在香港查个CT可能都得排队到一两个月以后。为什么呢？因为香港医生对病人太好了，每个病人都要看上很长时间。作为病人来说，这样确实觉得医生态度好了，但代价就是每天能看的病例少了，整体的排队时间长了。所以，态度和效率，其实是不可兼得的。

至于我觉得医生诊断过于草率，其实也只是外行看内行的缘故。在我看来，这病很大很严重也很是疑难，但在他看来，可能不知道已经看过多少类似病例了，所以很快就能做出判断，更何况还有之前的病历记录作为参考。

最关键的是，这个医生算是真正对我的疾病做出了明确的诊断，病历上白纸黑字写着——躯体化障碍。而之前的医生都只说是心因性疾病，却没有明确疾病的名称。

躯体化障碍（somatization disorder），又称Briquet综合征，是一种慢性精神疾病，其主要特征是存在一种或多种经常反复变化的、可涉及身体任何系统和器官的躯体症状，其中许多无法用医学来解释，经各种医学检查不能证实有任何器质性病变足以解释其躯体症状，常导致患者长期反复就医和显著的社会功能障碍。

在网上搜索一下，发现和这个类似的疾病还有几个，比如植物神经紊乱、疑病症等等。其实在我看来，这都是一回事，最大的特点就是具体病因说不清道不明，只能一概归为心因性疾病。

对于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疾病，西医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作为科学的一个类别，西医只能对可以检测的疾病做出反应，这也正是科学的局限之处。所以，我选择了中医。

听朋友介绍，我去了同仁堂中医院，一家私人医院。私人医院最大的特点就是贵，挂号费100起步，稍微好点的就得200。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进行医院收费体制改革，一般公立医院的挂号费也就2、3块钱。这一比较，这个挂号费就可以说是相当贵了。

不过相应的好处就是看病人数相对较少，大夫可以和你慢慢聊上半个小时。大夫用中医理论解释了一下我的病症，具体我也不太记得，反正最后开了一幅方子让我去抓药。这里必须感谢一下中药配方颗粒这种东西，使我免去了煎药的苦恼。

药效肯定没有煎得好，但胜在方便

在北京那几天，父亲不知在哪听了个偏方，专门跑到北京弄给我吃。其实就是每晚睡前用红枣、枸杞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炖肉吃。纯粹的炖肉啊，不放任何调料，就是水煮，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这方子，治病有没有效很难说，反正短短一个星期我胖了好几斤。这倒也是好事，因为在我朴素的认知里，既然能够长胖，那说明身体确实没有什么严重问题，毕竟没听过哪个大病患者还能长胖的。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香港，一直呆到期末考试结束，成绩虽然不算很好，但也绝对不差，至少算是良吧。期间为了治病，开始每天早起跑步，甚至还对着视频自学了24式简易太极拳。最搞笑的是有一次晚上在中环码头附近等朋友，闲着无事就在海边长廊对着维港打太极。不用说，我这水平肯定是相当不咋地的。但就这样，居然有一个老外跑过来对我表示了一番惊叹，弄得我很是愧疚，觉得玷污了我中华武术。

记得离港那天恰好碰到了难得一见的黑雨警报。那雨下得，真是铺天盖地。很担心飞机会被取消，但幸好，香港机场的管理水平远不是首都机场能比的，稍微延误一会儿后，飞机还是顽强地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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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救护车

回到北京，已是入夏。

没休息几天我就回到公司上班，逢人便说起我的得病经历。一开始大家都不太听得懂啥是心因性疾病，后来我干脆直接说抑郁症，这下大家就都懂了，但没人信，都说就你小子整天一副贱笑的，怎么可能抑郁。

我没有反驳，因为我知道大家其实只是在善意地开玩笑，而这种轻松融洽的氛围，恰恰是我最需要的。

其实无论是何种心因性疾病，最怕的就是自己不敢承认甚至羞于言说。之前有位同事跳楼自杀，人走了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之前就患有抑郁症，但他从来没和人说过。我猜他肯定害怕大家知道，这很正常，毕竟在很多人的眼中抑郁症患者身上都贴着一个“内心脆弱”的标签，而且即使没有这样的偏见，也没有任何上司会对一个抑郁症患者予以重任。但是，健康难道不是更加重要吗？更何况，抑郁症并不是不治之症。

由于之前的多次就诊，我对于自己的病症已经没有最初那么担心，每次难受的厉害了，我都会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告诉自己这只是自己的错觉，身体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也不再奢望这些病症短时间内能好起来，于是也就不再焦躁难安。再加上没有了学业压力，整个人轻松了不少，日子好像又回到了最平常的模式，只是中间出了点小问题。

那天晚上，我和平常一样垫着高高的枕头入睡——自从头晕以来，我就习惯把枕头垫得很高，否则就会感到更加眩晕——睡到半夜，居然硬生生地晕醒了过来。

这种感觉无法形容，在一般人的认知了，晕了就是失去意识了，怎么会晕醒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感受。勉强做个类比，大概就像是睡梦中突然被人360度疯狂旋转吧。

总之，睁开眼的刹那，天旋地转。

那是真正的天旋地转，感觉房间里的一切都在飞速旋转，而我则仿佛置身于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正在不断下坠。

我大喊一声，惊醒了老婆。

“快叫救护车！”

老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显然被我的样子吓坏了，忙不迭地找出手机疯狂拨打120。

天旋地转的时间其实很短。稍微好了点之后，我在老婆的搀扶下去厕所狂吐了一通，浑身肌肉一阵阵的痉挛，感觉整个身体都不属于我自己了。

救护车来得很快，印象中应该不到十分钟。老婆随便换了身衣服就扶着我出了门，而我则还穿着睡衣。

其实我家离最近的三甲医院，走路快些的话也就5分钟，但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也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救护车里长啥样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或者说我当时根本就没注意。只记得好像有人塞给我一个面罩，估计是吸氧用的吧。

坐着救护车一路开到急诊大厅，当医护人员把担架以及担架上的我从车上抬下来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下沉的幅度比较大，我晕得差点又吐了出来，感觉像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脑子里往外猛推，撑得脑子都要炸了。

那一晚，我整个人基本都是处于半清醒半模糊的状态，只记得老婆焦急的神情和不断跑来跑去的身影，以及大半夜里却人满为患的急诊大厅。我也不太记得医生给我做了什么检查，只记得检查的结果还是一切正常，只有某个指标超标，但医生说这应该是因为我过于紧张的缘故。总之最后只是挂了瓶盐水，挂着挂着就昏昏睡去。

醒来的时候已是两个小时以后，头晕的感觉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医生过来看了看，大概觉得没啥事儿，就让我坐着救护车回家了。第二天请了一天病假，第三天又接着去上班，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那晚的症状。

生活仿佛又回到了留学前的样子，只是身上多了各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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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是结束的结束

心病还需心药医。

但这种心药并不是简单的想开一点，而是正视自己的疾病并且坚信自己能够战胜它。

自从知道是心因性疾病以后，我就开始健身和跑步，从最开始的跑一公里都呼哧带喘，到半年后的半马。

大概2014年年初的样子，头晕的感觉慢慢彻底消失了，心悸、耳鸣在那之前就已经没有了。只有胸闷，至今还能时不时感到。但我已经不太当回事了，因为我知道这类心因性疾病很多人都是伴随终生的，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好了，更何况这些症状实际上并不影响身体健康。比如达尔文，据说一辈子受到疑病症的困扰，整体头疼头晕的，但却检查不出任何问题，最后活到了70多岁，在那个年代绝对算是长寿了。

从科学角度出发，无法证实跑步对于治病有没有作用、有多大作用。但无可置疑的是，随着跑步距离的不断增长，不仅是身体越来越好，最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有自信了，这种自信，我相信对于心因性疾病是大有裨益的。

谢谢父母和老婆，如果没有他们，我想我很难熬过那段不短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