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双龙寺

父亲于2000年5月18日以83岁的高龄去世。在去世们头一年，趁我回家的机会，他命我陪他去繁殖场转一下。繁殖场者，是景泰县专门培育良种的一个股级农业科研单位，全名是“景泰县良种繁殖场”。父亲自1962年建场就在那里主持工作，直到1979年退休，整整在那里工作了17年。——说实话当时我并不太同意去看什么繁殖场，一则既不是好玩的地方也不是好玩的季节；其次是现在的繁殖场跟父亲工作时的繁殖场，今非昔比，完全两个样子，看了不如不看；第三就是不管现在的繁殖场变成什么样子，变好变坏，都跟父亲没有多少关系了，即便想出去散心，也没有必要选择去那里的。而在内心深处，则是隐藏着一个不好说出口的理由——即便是父亲去世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觉得，也许不陪他去那一趟，至少繁殖场在他的心里还是完整的，而看到今天的繁殖场所给他的失望，大约会远远超过我竟然不陪他去的失望吧!

当然拗不过父亲的坚持，最后还是陪着他去看了一回……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这篇文字的题目是《父亲的双龙寺》，而我却在这里絮叨什么繁殖场，未免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其实在大多数景泰人的口中，双龙寺就是繁殖场，繁殖场就是双龙寺，两者之间几乎是划等号的。如果一定要说出两者的关系，那么当然是先有双龙寺，而后才有繁殖场，而之所以繁殖场又被人叫做双龙寺，因为繁殖场的场部，就是原双龙寺的所在地。——而在一度时间里，繁殖场的名字几乎完全掩盖了双龙寺。就是在现在，这个地方仍然被既叫双龙寺又叫繁殖场的，哪个称谓突出一点，就看是在什么样语境之下了。比如跟文化工作者谈论起有关文化遗产、文物、民俗节日等话题而涉及这个地方的时候，只会说双龙寺如何如何，但在涉及景泰县农业工作的时候，就大概不会被叫成双龙寺了，……

请原谅我表达的拗口，因为就是现在，连我自己竟然也恍惚了，父亲当时跟我说起去这个地方的时候，究竟说的是去“繁殖场”呢还是说的是去“双龙寺”。因为在父亲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既无涉文化亦无涉农业，只是就那么突兀地提出，要去那里看一看……

景泰县繁殖场地属景泰县芦阳镇——原景泰县城所在地。距芦阳镇5公里，而距今天的新县城13公里。其场部所在地毗邻原双龙寺，或者说是将双龙寺包在了繁殖场部的院子中间，几为一个整体。双龙寺，又称碧云寺。原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后大部被拆毁。现寺内尚留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建的大佛殿及前楼各一座。双龙背靠一道悬崖，寺院东、西各有崖洞一处，崖洞内有悬泉，泉水由崖洞顶部滴流而下，四季不竭——这应该就是双龙寺的来历吧。后来西崖洞内水源枯竭，崖洞遂被闲置、淡忘、忽略，东侧崖洞则滴水至今，且其内石壁有微型神像雕塑百余。近年来由民间筹资在原址新建子孙宫，专为无数求子孙求富贵的善男信女们提供一掬聊解念想的清流。

据说历史上双龙寺曾经是一个香火极盛的传统庙会的所在。每年在佛祖诞生之日的四月八，除上香拜佛的宗教活动外，庙会又会成为一年一度的大型民间商贸交易集市，据传，庙会也即交易集市，为期最长可延续月余。期间有兰州、皋兰、靖远、古浪、大靖诸地客商云集于此，甚至亦有宁夏、陕西等外省商户参与交易。还有各类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同期开展，这些活动极大地活跃并促进带动了本地经济、商贸、文化的发展。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长征过黄河进入景泰地界后，徐向前元帅等红军将领曾在双龙寺设立指挥部，指挥了红军北上进入河西之后最为惨烈的第一仗，即一条山、雷家峡战役。是景泰县境内红色革命文化最为浓重的一笔。1980年，双龙寺被景泰县政府公布为县级文化保护单位。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至少从我记事也即我的生活跟双龙寺发生联系的时光里，双龙寺的缭绕香火啊，车水马龙啊，喧天锣鼓啊，客商云集啊，甚至关于红军将领的运筹帷幄啊，惨烈悲壮的血战啊，都仅仅只是传说，而即便是传说，也很少出现在人们的口碑。而“双龙寺”之所以那么多年引起人们的关注，仅仅因为这里是景泰县的良种繁殖场，是处处洋溢着在那个时代少有的貌似劳动的快乐、丰收的喜悦、喧闹而祥和气氛的所在。

而这些，又构成了我少年时代成长过程中的一段最美好的记忆。

但自从父亲退休离开繁殖场也即双龙寺后，曾经作为繁殖场场部的双龙寺，或者涵盖了双龙寺的繁殖场，就跟我没有了任何关系。

尊从父亲的意愿，我陪他去了一趟双龙寺。从县城的家里到双龙寺，驱车前往，30分钟都用不上。时在暮春三月，土地还没有泛绿，四处一片萧疏，繁殖场的近百亩土地上，也没有树木，光秃秃地格外苍凉。

进了双龙寺的院子，作为原繁殖场场部的房子看来也是近年翻修的，样子似乎格外局促草率，偌大的院子坑洼不平，且到处是浮土。作为双龙寺标志性建筑的大佛殿还在，大殿的前楼也在，只是显得格外沧桑。有很多上香拜佛的人在院子里活动，虽然多少年没来过这里，还有年岁长些的人认识父亲，更有熟悉且关系特殊的，第一句寒暄竟是：啊呀老鬼，还没有死啊！……，听着很觉刺耳，但知道都没有恶意，就当玩笑吧。还有一些来多少知道一些相关掌故的老人们，惊奇地道：哎呀，是李书记！ “这个老汉就是原先繁殖场的李书记？”“就是啊，不是他是谁！”“李书记？这么老了啊？”于是耳边都是“李书记、李老汉”的窃窃私语……，那语气那神情，都似乎很惊奇，好像父亲就是这里的一个特别久远的传说，而曾几何时，父亲几乎就等于景泰县繁殖场或说双龙寺的代名词呢……

位于大佛殿背后东北角悬崖下的滴水洞，洞口拥堵了许多烧香拜佛求子孙的人，洞口被封得很小，只可共一人侧身进入，洞门的外面，大多是中年以上的女人，各个满脸的虔诚和执着。在这里我也看见我们村上几个女人，也在这里烧香，其实我跟她们差不多一起长大的；而面对变成大人甚至变成老妇人的她们，既陌生又熟悉，几十年后居然在这里有着这样一个交会，内心是极其奇怪的感觉。好像突然对自己多少年来所走过的路变得恍惚隐约得不真实起来。……崖洞前面的坡路被人们踩踏得松软虚浮，飞扬的尘土和燃烧的香火一同弥漫，大家身上头上都是一层灰土。因为父亲的特殊身份，人们让开一条路让我们进去看了看滴水洞内的情形，一切如故，又好像一切都变了，唯一感觉滴水洞变得更加幽冥神秘了。

如果倒退回去三四十年，这里则不完全是这样的情形，在我的印象中，双龙寺的寺院基本上还是完整的，紧靠寺院西面的大院子，就是繁殖场的办公场地，场部院子靠北边悬崖边的一排平房是场部办公室，对面是仓库，里面储藏的是繁殖场的良种，满仓满屯的样子。印象中繁殖场的院子里的也永远是那么平整洁净，而不似现在这样的尘土飞扬。

当时双龙寺大佛殿的大门常年紧锁着，偶有人可以从门缝里看到神像的尊荣，威严神圣。而大殿前楼下的院子是停放马车的场地，干完活的马车，被后退着停在前楼的楼下，避免日晒雨淋。而滴水洞里面清幽阴森，水质清冽甘甜，一根管子一直通到繁殖场的伙房，用以煮饭做菜烧开水，也有干完活的人直接嘴搭在管口就饮用的。

而作为繁殖场的种植基地，是寺院前的一片开阔的田地，阡陌纵横，每道水渠两边都栽有高大的白杨树。夏日树木成行浓荫蔽日，秋季庄稼成熟，瓜菜丰收，或许可以这么说，在景泰县全境内，繁殖场几乎有点世外桃源的样子了。

在我的心目中，那才是父亲的双龙寺！我想，那才是父亲想要看的双龙寺。

而这一切，大概在将近30多年前，也就是父亲退休离开那里之后的不久，就不复存在了。

我说，双龙寺曾经是我少年时的乐园，因为自打我记事，父亲就在那里担任场长兼书记。寒暑假里，我常常得到在那里住一阵子的机会，可以跟在食堂里吃饭，食堂的饭当然比家里的好得多，也当然父亲一样交饭票。而经常允许我去场里呆着，也许是父亲担任繁殖场的书记后享受得最多的特权吧。因此我跟那里的职工混的纯熟。感觉里我自己也深得大家的喜欢，现在想来，首先是因为父亲的关系，再就是我小的时候也确实很是乖觉。那时候，印象最深的是，除了偶尔去县城开会，除了出差或回家，父亲总是会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他喜欢大声吆喝，好像哪里都是他的声音，但他又从来不呵斥工人，还会时不时地跟大家开开玩笑。跟他在一起劳动的人们，都好像很快乐的样子。那时候的人们生活比现在差得多，但快乐又好像比现在多得多。而且那个时候的领导，好像更容易跟大家打成一片，没有什么架子。就说父亲，怎么说也是繁殖场的场长兼书记，但在劳动的队伍里，你根本就看不出他跟大伙的区别。

说起繁殖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场里的工人，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可以清楚地记起好多工人的模样和神态。比如干活认真但似乎有点斤斤计较的芦阳人李老汉；性格开朗也很能吃苦但喜欢传点闲话的五佛人沈老汉。最有个性和特点的是席滩人王华国——席滩在繁殖场的西边，是靠繁殖场最近的一个生产队。那个时候他也就五十来岁的样子，脑袋有点歪，走起路来身子也有点歪斜，说话做事的样子都很滑稽，绰号“难看”，大家都叫他“难看”，场里的人和场外的人都这么叫他，我们当然不敢当面也这样叫他，但背后提起他也都是“难看”如何如何。我相信，除了繁殖场老一点的职工，场内场外没有几个人记得他的大名。人们称呼他就直呼“难看”，他也就那么答应着，初认识的人如果也是这么叫，他当然不乐意，会在嘴里会咕噜一句“狗日的”并作势要扇巴掌以表抗议，但从来就没有谁会在乎他的抗议，仍然“难看”、“难看”地叫他。还有一个老工人是我的亲戚，我叫做“姑舅爸”的，是父亲的表哥，印象中总是旱烟伏茶，黑衣黑裤，干干净净的，说话慢慢悠悠……这几位都是老工人。——现在他们都早已作古了，愿他们在天国安好！中年人有说话做事慢条斯理的中泉人陈作贤，他是繁殖场的厨师，记得他的特点是你说什么他都会做出认真倾听带思考的表情。再就是稍微年轻一些的工人，如和我同村的张宝贵，小名“尕宝娃”，高度近视，但没有戴眼镜，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走路也跟“难看”一样，有点歪着身子行走不稳似的，年纪不算大，但真算不上干活有眼色或者干活利索的人。但还有不如他的人，那就是五佛人——应该姓万吧，绰号“秃子”，不是指他没有头发，而是指他说话秃噜，含混不清，俗话称作“秃舌子”的——因而得名。没有上过学，放羊盯不住羊的数字。几乎干什么活都得人跟在后面指点，不然你休想指望他会干好什么的。比他稍微强一些的是另一个五佛小伙子小周，人看起来也算清爽的，但干活做事非耳提面命就有点不得要领。要说干活说话利利索索的是席滩的小伙子王学东，还有一个印象中长得特别帅气也比较能干是的五佛人王朝东——他们两人好像都是吆马车拉运东西的车把式。这些人里面，其中几个人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我姑舅爸和“难看”，一直都是单身，从未婚娶。在原生产队属于“五保户”，都几乎是在繁殖场终老的。而“尕宝娃”张宝贵和“秃子”则属于孤儿，小周的情况好像也差不多，至少是属于生产队生活最困难的那一类人。出身情况接近的还有一个是兴泉的小朱，好像也是孤儿，身材五短却精干利落，是在繁殖场参军走了的，据说转业后留在了北京……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在基层文化战线工作多年的朋友，聊起自己单位的情况，说工作量大而人手不足，严重阻碍了事业的发展。但虽有编制，但不敢轻易提出要人，你若要人，推荐来的基本上都是各种关系而根本不能工作甚至专会捣乱的人。而在繁殖场，上述几个人却是父亲负责招工时特殊招来的，除了我姑舅爸是亲戚外，其他都跟我家没有任何瓜葛，但也不是领导推荐的，招收他们的原因只有一个：包括我的姑舅爸，非鳏即孤，又都生活在底层，甚至生活都难以自理。只因这一层原因，父亲就坚持招收他们做繁殖场的工人了。

就如“尕宝娃”张宝贵，他和我是一个生产大队的，但不在一个生产小队。在村子里的时候，一直和他的父亲“张古董”生活在一起，他们原来好像不是本村的人，因此我一直不知道他父亲的名讳，也不知“张古董”是什么来历。他有一个姐姐早已出嫁，家里只有父子两人住在两件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子里，真正是家徒四壁，生活困苦非常。后来张古董患了水肿病，去世后停在那里肚子鼓得吓人，却连一口棺材都置办不起，还是生产队用一块门板给帮助下葬的。张古董一死，尕宝娃也就十几二十岁吧，生活情形的短绌艰难不言而喻，就在这种情况下，被父亲招到繁殖场的。——后因找对象非常困难，父亲竟动议将我的二姐嫁给他，虽然也是那么一说，但被二姐大哭大闹了一场，兹事遂再未被提起。后来还是通过父亲，介绍将王学东的妹妹王学爱嫁给了张宝贵，并在场里给安了家。嗣后生有一子一女，现在应该都已长大成人。据说他们的儿女小时候都长得好，学习也不错，村里人都说“真正是‘刺蓬下面开莲花’呢，谁能想到尕宝娃和王学爱能养下这么聪明伶俐的儿女呢！”张宝贵现已经退休在家，有人评价他的生活现状道：“尕宝娃现在退休工资拿着，啥心不操，算是把日子过囊（舒适富足之意）了，……”

也是在父亲的张罗下，秃子也得以娶妻。但在父亲退休离开那里很久以后，据说秃子发生婚变，其间也有一些只会发生在穷人身上的七七八八的故事，此处不表。也不知道最后结局如何。

有职工队伍构成如此，父亲就凡事格外操心，这种操心几乎超过了对我们做子女的操心，除了职工的工作、生活上的关心，有些细节至今想起来都难免令人有些莞尔。比如有一年包括小周在内的几个年轻工人要去县城报名参军，出发之前，小周的鞋带开了都不知道自己系上，父亲嘴里骂着，却居然会蹲下去为他系鞋带，……有时候，工人们扫院子，打扫的不干净的地方，父亲就会亲自操帚打扫。再就是过春节的时候，好多次都是父亲让大家回家过年，他自己却留在场里在春节这几天到外面放羊，这样的时候就是我就陪他住在繁殖场，一直等到初三以后放羊的人来了，我们才回去过年。

记得有人跟父亲开过这样一个玩笑，说他参加过繁殖场工人晚上聚在煤油灯下的会议——那时很多会议都是在吃完晚饭后才开的，为的是不影响白天的工作。昏暗的灯光下，放眼看去，“你的这些部下的样子，绝对比威虎山上的土匪的样子还要凶险些……”父亲忍俊不禁，嘴里骂着，但就是没有反驳，看样子他自己也承认这种比喻要多形象有多形象吧。

当然也有很体面的人。比如印象里白白胖胖的女会计王玉兰，她是白银水川或者武川一带的人，说话方言很重，把“水”说成“非”，把“树”说成“伏”，把 “他说”说成“罢佛”……工作认真严谨，能力很强，就是有时候嘴上说话不饶人。再就是技术员王根农，老家江苏，个子不高，人瘦瘦的，说话时就结结巴巴，脖子里的青筋暴起，令听者备感吃力；人们私下说，他原先并不这样说话，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听不懂他说的“下边人”（泛指南方）的话，他就努力学说我们这里人的语言，结果就学成了这样，有点邯郸学步的味道吧——现在想来，这当然是某些人很少接触南方人的随意臆想，他应该是疑似口吃吧。但他农业技术方面的水平非常高，我们上中学时听过他讲的“农基”课，虽然讲课时声嘶力竭，面红耳赤，但道理却讲得浅显易懂，令人获益匪浅。他是在白银市农牧局局长的位置退休的，据说是回老家定居了。

那时大家相处的都非常不错。可谓亲如一家。记得当时王玉兰的儿子还很小，起名叫“炳林”（音），两三岁吧，长得特别好玩，假期无事，我就帮着看这个孩子，领着他到处玩。后来王玉兰将自己的母亲接来带孩子，她母亲是个非常可爱的老太太，不知道为什么我跟老太太处得非常好，老跟她粘在一起，笑声不断，大家都奇怪这一老一小为什么会这样投缘。有一次我吃杏子，她怕酸不敢吃，但看我吃的时候，她自己一脸的表情七扭八歪，比自己吃杏子还要奇酸难耐的样子，她越这样我越对着她大啖特啖，咧嘴吸气地恶作剧，逗得她几乎晕倒，到后来倒是我自己的牙被酸得风吹在上面都奇痒难捱了好几天。

后来技术员王根农将自己的家属也带到繁殖场，他的夫人特别腼腆，话很少，再说她说话我也听不懂，因此我几乎记不起她说话的神态和语气；当时他们有两个孩子，都比我小一点。第一次看见他家的两个小孩子，还都穿着开裆裤，屁股后面都挂着个帘子，模样怪异，说话也是滴里嘟噜，咿呀难懂，就益发觉得南方人果然有很多不同于我们这边人的生活习惯。

再后来发生“文革”，其间很有一阵子，繁殖场被改名“十四干校”，工作性质未变，但多了很多政治任务，其中就有接受各学校的学生在这里学习农业知识的任务，还有就是将县上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打发到这里劳动锻炼或说劳动改造的任务。父亲遂成为管理这些级别都比他高但政治上有问题的的“走资派”的 “长官”。在整个管理这些人的过程中，父亲除了安排他们跟工人一样参加劳动外，平时却跟他们关系都非常近，没有丝毫的歧视和格外管束。一起劳动一起吃饭，食堂里有了这些干部身份的人，好像整个吃饭的氛围都正规文明了许多，又好像他们吃饭的样子比工人强不了多少，都在相互影响吧。一直到“文革”结束，这些人大多被平反，官复原职，跟父亲仍然常来常往。父亲一直行政级别很低，到退休连大概就是个副科吧，但在这些县级干部的面前，却是说话非常随便，什么玩笑都可以开，在嗣后的时日里，就经常有那些曾经的“走资派”来场里转转看看，像走亲戚一样，其实主要是繁殖场的伙食好，他们来了只是打牙祭解馋，大家喝酒吃肉开玩笑，一片祥和。

“走资派”以及那些有问题而来这里劳动的人也是性格各异，良莠不齐，形象气质千差万别。记得有一位个子不高的干部，不知道因为什么问题也来这里劳动，说胖不胖，但两个脸蛋下垂着，平时撇着嘴什么都不屑的样子，很少跟人说话，一说就文绉绉拿腔捏调。他的形象用今天的话说，可谓极具喜感。有一次看到他在搬运一辆自行车，他将大梁扛在肩上，两手尽力举过头顶把着车手把，嘟着脸蛋，斜着身子，貌似力不能胜，翘着屁股尽力地够着托起自行车的后半部分，一歪一歪地前行，要多滑稽有多滑稽。他居然给一个比他高出半个头、年龄比他小很多的女职工写了一封肉麻的求爱信，女职工跑来父亲这里哭诉并上缴的那封“情书”，——这样的事情在现在来说根本就不是事，但在那个时代，却可能会被定为“调戏妇女”的“流氓行为”而受到处理，况且他又是本身有问题的人。父亲只是简单看了看，就说你先不要声张，也不要跟任何其他人说，我会找他严肃批评的。不知道父亲跟那个人谈了没有或者怎么谈了，但最终并没有追究那位“情圣”，也没有在任何场合提起过这个事情。兹事遂如烟消云散而了无痕迹。

还记得有一个镶着满嘴金牙的席滩人，忘了他的名字叫什么，应该是念过一些书的，因此说话的时候就会有意板脸撇嘴，发表一些自以为是的见解，跟地道的农民很不一样。他跟父亲以及整个繁殖场的人都非常熟——有一次在繁殖场的宿舍里跟几个工人聊天，聊天的过程中突然说道：“你们为什么不揪斗李××？”李××是父亲的名字。工人说，李书记又没犯错误，为什么揪斗。金牙说，那是你们不敢斗他，哪有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正好我从窗口走过，听到他这样说我吓坏了，赶紧离开窗户不敢继续听下去；我曾经看到过批判“走资派”以及揪斗各种“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场面，无不为那种完全泯灭人性的残酷场面而恐慌不已，不敢想象父亲被揪斗的样子，也不知道父亲究竟有没有犯过我所不知道或我所认识不到的错误，但又不敢给父亲说。自此惶惑惊恐，惴惴不安，深怕这一天真的到来。好在这样的事情最终并没有发生。

而繁殖场，不管是来多少走资派，又走了多少走资派，不管各色人等利用这个场合如何表演，但即便是在文革那样的时候，除了比平时多了一些政治学习之类的活动，最大的特点仍然像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天宿舍、地头、食堂，天天劳作如常，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波澜。

因此，虽然说繁殖场就在双龙寺的原址，但几乎跟寺不寺的没有任何关系。很长时间内，即便是有人提到双龙寺，也只是繁殖场的另一个叫法而已，并不涉作为宗教场所的双龙寺本身。没有宗教活动，没有香火磕头，谁还知道这里有一个双龙寺呢？作为曾经香火旺盛的一个宗教场所，也就很少有人想起或者关注了。而那时的滴水洞，安静又神秘，站在洞外，滴水之声叮咚可闻，有如叩玉击磬，清脆悦耳。我有时候会禁不住这种声音的诱惑，放大胆子进去看看，悬壁上塑的佛像神情落寞，寂然无声，默默地看守者这个滴水洞，洞内阴森，凉意袭人，看得自己浑身发紧，就赶快逃出了事。偶尔会发现洞里洞外有焚香烧纸的痕迹，但你永远见不到烧香磕头的人，倒好像是神像自己走下佛龛给自己燃香烧纸一样。

文革中大佛殿也发生过一次有惊无险的小风波。当时，全景泰县境内几乎所有的庙宇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某日就有一伙红卫兵突然来到双龙寺，声称要破“四旧”，捣毁大佛殿的塑像；父亲以里面已经做了库房、存有战备粮谁也不能随便打开库房门、打开就是破坏“深挖洞广积粮不逞霸”“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部署以及一大堆道理，阻止了红卫兵的举动。不过最后用炒菜馒头茶水犒劳了这些红卫兵一顿，就把这些造反派高高兴兴地打发走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针对双龙寺的骚扰行为。

一直到我上完中学，毕业后，承蒙当年在繁殖场劳动锻炼后来任景电工程水管处办公室主任的张学印先生关照，我到水管处第一泵站做合同工整三年，到一九七七年考入大学，其间父亲一直在繁殖场工作。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因为参加的是水利工程系统的考区，在当时的工程处所在地，而没有去当时的县城考试，因此考试期间并没有去繁殖场父亲那里打尖蹭饭。直到考完结束，父亲回家问母亲，这次老四（我在兄弟中行四）怎么好像没有参加考试？——在任何时候，他关心单位的工作关心单位的职工，都远远超过关心子女的工作和“前程”，儿子参加高考，这是多大的事情，父亲居然并不知道我有没有参加考试以及在哪里参加考试。

我考入大学的第二年，父亲退休，离开了他工作了整整十七年的景泰县良种繁殖场也即双龙寺……

在父亲退休后的几年后，我有机会路过繁殖场，惊异地发现，繁殖场渠边地头的树木，竟被砍伐一尽。当时还暗忖，或许是盛传的美国天牛为害吧，要不了多久，自然会有更好的树种被栽种起来的。结果并没有，一直到现在……

现在因为工作关系，有关双龙寺的话题会时不时地被提起，被议论，每当此时，已经过去的那些画面总会一幅幅在在脑海里展开，虽然不敢奢望期能有机会重现双龙寺香火缭绕、熙来攘往的盛况，但至少是双龙寺的到应有的管理和保护，以及繁殖场的绿树成荫，流水潺潺。但现实是，不管是恢复双龙寺的往昔，还是还原繁殖场的过去，都很难，也很遥远。在过去的时光里，流失了太多的不该流失的，恢复起来岂非易事！有感于此，就觉得也许当初就不该答应父亲陪他去什么双龙寺，去什么繁殖场的要求，看到繁殖场眼前的样子，繁盛不再，一派破败，他怎么会不是带着如许的遗憾和怅惘离开这个世界的呢！

但也一直奇怪，从繁殖场回来，父亲的生命就剩短短的一年左右了，我并没有听到他对看到的情形有过半句话的抱怨或者不满。——而就在快要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想起父亲当时要求我陪他去看繁殖场而且不容拒绝的态度时，我的心突然一凛：父亲那次执意要我陪他去一趟繁殖场，其实是要最后看一眼他工作了17年的故地。不管繁殖场或说是双龙寺变成什么样子，那都是他寄情用心出力最多的地方，他去看它，只是要看最后一眼。

也许对父亲而言，曾经全力以赴、呕心沥血，整整工作了十七年，倾注了全部的感情和心血，他之于双龙寺，之于繁殖场，之于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那又该是怎样难以割舍的情怀？——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褒贬臧否，了无一言。我相信对于发生的一切他都了然于心，但或许充满了失望和伤感，或许早已默默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彻底明了自己能改变、能左右的事情太少太少，尤其当他自己预感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管多不如意的尘世，唯有无尽留恋，无限回望，而遑论其他哉！那么，父亲要我陪他去双龙寺也即繁殖场，何尝不是告别呢？而要是那一次我竟不陪他去，或者尽力阻止他去，那对他，该是多么大的一个遗憾。不仅仅如此，换个角度，那对我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个更大的遗憾呢，我们常说子欲孝而亲不待，是为人生最大憾事之一，我们时常会自责于为已经故去的父母做的太少太少，但如果当时我竟然拒绝掉父亲要求我陪他去一趟繁殖场的愿望，那岂止只是遗憾，简直就是一种罪愆了。

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尽量兑现对父母的承诺，尽量不要以任何理由，不要以任何借口，推辞或否定父母本来就少之又少的希望和要求，因此给他们，是也给自己少留遗憾，又该是多么的重要。

而当我们反观自照，扪心自问，有多少有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竟在我们的手中遭逢破坏，亵渎，或者在我们的手中继续破败，继续湮灭，虽祖先无言，神灵无言，他们固然无法诘问我们，而当我们面对身处的时代潮流以及自己的良知发现时，怎能不面对来自心灵的严厉拷问？

如果我们对于祖先及其创造的文明充满敬畏，如果我们对将来来自子孙辈的诘问心存惶恐，那么我们才会对自己的行为时时高度警觉，时时扪心自问：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我们做得够吗，我们做得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