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非主流如何成为焦虑患者的救命稻草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焦虑之中，自以为得其所欲即是幸福，反而比一无所有更加不幸。
某甲月薪三万五而自己领了五千块还要转给房东一千五，某乙开着新款宝马而自己在地铁上被挤到窒息，某丙据说新房装修花了五十万而自己廉租房里自来水管又爆了。
公众场合微笑得体面对的凡此种种，足以让人背地里咬牙切齿，继而一整夜一整夜的失眠。
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人类形成社群以来，为了克服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低效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自然而然地，组织——领导、干部、群众——应运而生。
有组织便有等级（或谓之阶层），有等级便有落差，有落差便有因落差而产生的忿忿不平。
这种忿忿不平，一般被称作“焦虑”。
阿兰·德波顿将焦虑起因归结为渴求身份、势利倾向、过度期望、精英崇拜、制约因素五大原因。
渴望身份是对爱的希冀，是对获得他人注意的渴望，一如孩童对母亲的情感。
没有人乐于被忽视，也没有人不希望被尊崇。
借用一句网络上流传的段子来表达这种畸形的渴望：今天的努力赚钱就是为了往后在夹菜的时候没有人敢转桌子。
很多时候获得爱的满足感与凌驾他人的快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几乎一母同胞的相似性。
势利倾向源于我们内心深藏的害怕，害怕在人群中的失宠。
“势利者”一词的本意是指一个没有显耀身份的人，后来演变成指看不起没有显耀身份的人的人，从中性的描述词变成了贬义的形容词。
究其原因：
势利者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并非是简单的社会歧视，而是在社会地位和人的价值之间完全画上等号。
对个人价值的追求，通过势利倾向的调和发酵，最后就变成了对社会地位的追求。
过度期望是我们对自身能力以及对自身能力所能带来的收益的盲目放大。
在“自尊＝实际的成就／对自己的期待”这条公式里，不断地加大分母的数值。
换言之，是肆意膨胀的欲望，在不断稀释已经取得的成就，故此叫人越发地不安于现状。
精英崇拜是因为人们相信智力、勇气、勤劳能带来财富，而财富显示并支撑着精英地位。
到底是穷人还是富人对社会贡献更大，到底贫富是否与德行挂钩，到底贫、富何为原罪。观点对立的双方针尖麦芒般地互不相让。
理论层面的讨论大可你来我往，热闹非凡，但是社会在运行过程中会很自然地用脚投票。反正看不到有人为了贫穷而奋斗的。
制约因素包括了才能的变幻不定、运气的时好时坏、雇主及其盈利原则的排斥，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可抗变化。
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理想满怀期望，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
然而当主观能动性撞上了客观事实这面铜墙铁壁，结局总是要头破血流收场的。
与生俱来的控制欲注定了所能掌控的东西越少的时候，不安全感也就越强。
德波顿所述五大焦虑起因，概而言之，描绘的是一个渴望认同的人在主流价值体系中挣扎着激流勇进的图景。
而认同这价值体系的唯一原因：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对拥有数量优势的特定群体可以有很多称呼，客气友善的谓之“大众”、“公众”，敌视不屑的谓之“庸众”甚至“乌合之众”。
人多便势众，势众便掌握着下定义的权力。
何为大，何为小；何为轻，何为重；何为鹿，何为马。以及——何为尊贵，何为卑贱。
叔本华说一个人要么孤独，要么庸俗。或许庸俗并不带给人痛苦，但是焦虑却实打实地叫人无所适从。
既然所谓主流价值体系有其缺陷与扭曲之处，跳脱此间，另觅栖身之处便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对策。
德波顿给出的五条解脱之道：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波希米亚。
哲学通过理性对大千世界的大千观点抽丝剥茧，拨乱反正。
苏格拉底对他人的辱骂充耳不闻，不跟不必与之较真的人较真；叔本华称不愿将自己的幸福寄存于他人的头脑之中；犬儒主义者对功名利禄毫不心动，却只在意那束被国王挡住的阳光。
并非这些哲学家不再关注友好与讥讽、成功与失败的区分。世上有一种公式认为别人对我们的想法决定我们对自己的想法，而任何侮辱，无论正确与否，都会使我们蒙羞。而上述哲学家只是采取了一种方式，来应对这个公式中与传统尊严原则毫无关系的不良因素。
理性的遁世态度且不孤芳自赏，是公众舆论与他人的观点不再直接地冲击我们，而是在经过我们的思考与推敲后才作用于我们身上。
艺术通过批判对生活中既有的混乱、错谬进行尝试性的矫正。不管是悲剧、小说、漫画、绘画，都在为一个更合理，更健康，更宜居的世界而卖力着。
简·奥斯丁通过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细致刻画出势利是何其丑陋的一种姿态；福楼拜通过悲剧《包法利夫人》解释为何主流价值尺度下的可恨之人往往有其可怜之处；吉尔雷通过漫画《法国第一个皇帝拿破仑宏大的加冕典礼队伍》讽刺拿破仑所穿的皇帝新衣；夏尔丹通过绘画《病人的膳食》证明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可以有怎样叫人痴迷的美好。
他们都在努力用艺术剥去披在真善美外面的那件破烂无光的功利外衣。
在被人趋之若鹜的地方戳破假象，在被人唾弃的地方寻找一种认同，在被人忽视的地方寻找一种意外之美。
政治通过身份观念的历史的演变揭开所谓主流价值尺度的羸弱不堪的真实面目。
整个的历史，人们从以骑士为尊，到以教士为尊。从以穷人为尊，到以富人为尊，循环往复。站在漫长的历史的角度去看，那些以决定性作用左右着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价值尺度，无非是历史这条长河中的一片浪花。
奴隶可以为自己赢得自由，妇女可以为自己赢得权利；昨夜的你众星拱月，今晨的你衣不蔽体——说变就变。
“理想人型”如同一个橡皮泥小人，在政治和历史的揉捏下，顽皮地变幻着。
基督教以对上帝的坚信和对死亡的斗争，宣传着此世的乏善可陈。
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在面对死亡时才猛然发现他花一辈子为自己赚取的身份、地位、名誉，无法丝毫地为他减轻痛苦。死亡如同一把粗暴的剪刀，毫不留情地剪碎了花上一辈子换回的华服。
死亡向我们揭示出我们妄图通过身份获得的各种意图都是极为脆弱、或毫无价值的。
而对上帝的坚信，和对上帝之城的坚信，更是让信徒认定主流所叙述的成功励志故事，实乃一派胡言。就人生价值而言，是最没营养最没意义的徒劳。
波希米亚以更反叛，更不屑的态度嘲笑资产阶级奉为圭臬的金科玉律。
资产阶级对世俗成就极端重视，而波西米亚对体悟感知极端重视。当双方的价值根基背道而驰的时候，具体行动上会变得异常简单——对着干就行。
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富有原创精神的艺术家，就是要让资产阶级吃惊，或更好一点，就是要让资产阶级生气。
梭罗独自一人居住于瓦尔登湖旁的木屋；奈瓦尔执意要养龙虾为宠物，还带着出门散步；食谱是例如草莓乳房、太空食品、立体主义蔬菜拼盘等叫人大跌眼镜的“菜品”。
借着一系列特立独行甚至离经叛道的行为，向主流群体唱反调，竖中指。波希米亚以此完成对自己理想世界的建造和经营。
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特征相适应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而这一切配合以社会等级，就变成了一台不断生产“焦虑”的高效机器。存乎其间之人，则避无可避。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承认在成功生活和不成功生活之间存在公共差异的时候，必须付出的代价。
理性的哲学，批判的艺术，力图改变的政治，向往彼岸的基督教，以及反叛乖张的波希米亚，都在努力地用非主流的方式，或内敛或嚣张地反抗着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
这一切看似致力于消化财富，贬抑地位，解构身份，实际无非是竭力在不尽合理的游戏规则中尝试杀出一条血路。
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和波希米亚的目的并非废除身份等级，他们只是在尝试创立一些新的身份等级，而这些等级建立在那些为大众所忽略或批判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之上。
拿起“非主流”的武器，对付身份的焦虑，让压抑、无力且饱受折磨的生活多一种相对而言更自在的可能性。
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