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词是2017年初发明出来的，又跟特朗普有关。2017年1月20号，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第二天，白宫的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在发布消息的时候说：这一次来华盛顿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人数是历史上最多的。他可能就是为了突出特朗普的号召力，随口一说，但是较真的人不干了。他们对比了2009年奥巴马就职典礼现场的照片，也统计了2009年当天卖出去的地铁票，结果都显示，参加奥巴马那次就职典礼的人数明显更多。白宫的新闻秘书都这么满嘴跑火车，这个政府的公信力怎么保证呢？结果这个斯派塞就成了众矢之的。又过了一天，特朗普的顾问凯丽安·康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帮斯派塞打圆场，说当天参加就职典礼的人数没法统计，斯派塞仅仅是给出了“另外的事实”而已。当时记者立刻就反驳她说：另外的事实根本不是事实，它们是假话！
这个采访之后，康威说的这个“另外的事实”，或者“另类事实”就火了，成了英语里的一个固定用法，就是不顾真相、信口雌黄的代名词。当然，说这种“另类事实”最多的人，绝对不是斯派塞或者康威，而是特朗普本人。他在日常讲话和发推特的时候，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很多错误，低级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还说他的就职典礼，那天明明是下着雨的，但是特朗普居然就大言不惭地说那天是晴天！再比如，碳排放正在导致气候变暖，极大地影响人类生活，在科学上这么确凿的事情，特朗普也敢矢口否认，还说这是中国搞出来的骗局！我看了一下《华盛顿邮报》的最新统计，特朗普在任4年里，在各种公开场合里说过的错误的和带有误导性的话，超过了3万句，而且明显是逐年递增。我有好几个朋友，在过去这几年每天最大的娱乐消遣，就是看特朗普今天又说了什么胡话。
像这样混淆视听的事情，当然不仅仅出现在特朗普身上。就像我在开头提到的，现在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假消息、半真半假的消息、阴谋论的消息，让判断什么是真相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可以随便再举几个例子：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可以篡改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让日本的年轻人无从认识那段历史的真相；英国的政治家可以歪曲事实，让民众相信脱欧会给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德国和瑞典的右翼政治家会利用政治宣传，让人们相信接收移民导致犯罪率提高。
面对如此海量的鱼龙混杂的信息，我们经常不知道如何筛选。要是放在以前，我们还会去问问专家的意见，但是如今，看到了大量学术造假的消息、教授道德败坏的消息，所谓的“专家”跟各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捆绑的消息。过去拥有权威的那些“专家”好像也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蓝色谎言”指的是一个群体对外部敌人说的谎言。对群体内部的人来说，这种谎言即便被揭穿，也往往不会影响群体内部的团结，甚至还会提高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因为有了一种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感觉。这种“蓝色谎言”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部落思维的产物，可以更好地保护一个部落群体的安全。这种心理机制，解释了支持特朗普的人为什么看起来完全不在乎他说谎，因为他们认为，特朗普是跟他们站在一边，对抗那些知识精英的，就算是特朗普说了谎，那也是为了帮助自己这个阵营获胜。特朗普就很好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机制。
虚假信息在人性之中根深蒂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利益，卖假货能直接赚钱；传播假消息背后可能有政治的、经济的目的。美国的烟草公司或者石油公司，会买通政客和学者，为他们的利益说话。
人们选边站队的部落化、政治和经济立场的极端化、网络带来的信息传播的碎片化、算法带来的信息筛选的个人化，再加上教育中的建构主义，所有这些都加剧着人们的认知偏见和对专家知识的普遍质疑，也加剧着后真相时代的认知危机。
批判性思维的基本功能，就是帮助我们判断一个信念的理据是不是充分，鉴别虚假消息里简单的逻辑错误，比如说偷换概念、以偏概全、错误类比、把相关性当成因果性，等等。在看到一个比较惊人的或者明显有悖常识的消息时，我们需要去查看消息的源头，是负责任的机构或个人发布的，还是带着明显的政治信息、广告内容，或者是仅仅为了骗取点击量。对于重要的问题，我们还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去和别人讨论甚至辩论，从而防止自己陷入故步自封的“信息茧房”。
这本书给我们描绘了在一个 “后真相时代”，事实和知识的客观性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有人性的、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教育的，等等。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非常困难，需要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是值得的，因为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每个人生存的现实问题。
尼采经常被人当作是反对事实和真相的旗手，因为尼采说过“没有真相，只有阐释”。但是如果根据这句话就认为尼采完全否认真相存在，那就误解了尼采。尼采非常强调人拥有“求真的意志”，把这看作人最基本的生存本能。在《快乐的科学》这本书里，尼采就说过：“没有比真相更重要了，与真相相比，其余一切都只有次等的价值。人有追求真相的绝对意志……追求真相的意志，意味着我不愿欺骗别人，也不愿欺骗自己，这是人类道德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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