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由茅海建先生于1995年所写,主要论述其对鸦片战争期间的人与事的再研究。
《天朝的崩溃》中的“恨”就如先生在书的前序中所言,此书既然是再研究,那便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整改。而我在读此书时,常常感到巨大的恨意和无力感。
所谓恨,有仇恨,有怨恨。有痛恨,我恨的是道光皇帝的迂腐,我恨的是天朝军事的疲惫,我恨的是那群外来的强盗,我恨的是那个时代与那样的一些人。
道光帝平生简朴,在这一点上,不知要超过他的祖父乾隆皇帝多少倍,而他所谓的治国理念则是,遵循古法四字,效祖宗之法来治当世之事,因此当他面对一些从未有面对过的事情时,比如洋人的利炮坚船,比如未曾见闻的国际惯例。他便会做出一些在她看来正确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一些举措,这就比如他对于所谓英夷所奉行的外交政策,从初始的剿策,至中期的抚策,再到最后的剿策。外交政策的飘忽不定,剿抚之间的转变,竟仅仅因为自己的个人喜好与所谓的天朝颜面,这无疑是对处于前线的官员们如琦善、奕山、林则徐来说,都是一种灾难。
当一个掌握国家所有权利的独裁者,面对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依旧遵循所谓的古法时,在他看来无论经过多久时光依然适用的古法,却是洋人耻笑的淡资。
整个鸦片战争,无论是初始的宁波还是中间的广州亦或者是后来的吴淞,英国士兵病死数量,竟是其战死士兵数量的不知多少倍,究其原因,还是“天朝”军事力量的低下,就以大炮为例,本来按照惯例来说岸炮要远比舰炮射程远威力大,但由于清朝的火器大多继承前朝的继续使用,因此双方火器之间的差距要大于200年,这也就造成了一种彼及我,我不及彼的尴尬现象。与此相似的还有基建、军制等一系列落后于英国的事物与制度,在此且不加以论述。
《天朝的崩溃》中的“恨” 《天朝的崩溃》中的“恨” 《天朝的崩溃》中的“恨”除了对君主对军事的恨意之外,我对于当时的官场也是深恶痛绝的,整个大清王朝的每一个官员,上智一品的太师,下至八九品的县丞,甚至是不入流的牢头、伍长,大抵皆不以报效国家、报效朝廷为目标,却以,迎合上意、阿谀奉承为为官之道。无论是在今日被视为汉奸的琦善,亦或者是被视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是在被罢官丢爵之后,仍以“服待君上”为根本之目标,却忘了那不知多少背负青天面朝黄土的农民百姓。
对于英国,我是仇恨;对于君主、军事,我是怨恨;而对于官场,我则是痛恨!
面对灾难,我们应该学习才对,而从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之中,不难看出,整个天朝的人,依旧活在那天朝的幻梦之中,即使已经战火纷飞,即使已经刀在脖颈,却依然不思悔改,结局只有灭亡。
反观日本,我们带了上千年的小弟,在它面对仅仅是几艘黑色船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新事物的学习,而“天朝”,却在人家真刀实枪、刀劈斧砍几年之后,仍然幻想着保持着先前的对外交往方式与地位,可笑当真可笑!
开放学习,方可延存;固步自封,必将灭亡。就如蒋先生所言:“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而这种境遇的形成,竟然是自己造成的。
最后,用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两段话为本文结语:
“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道光帝的这种态度,不能不给天朝内的大小臣工以安稳的印象。这一片静谧安宁之中,谁又会发现战争恶魔的悄临?即使有人发现,谁又敢慌乱扯晌战争的警报?”
“由此,鸦片战争的一切痕迹已经或即将消除。或将来的人们,只能从香港中环以璞鼎查另一中文译名命名的砵甸乍街的路牌上,感受到那次战争。到了那个时候,历史的诉说会否永久高昂?”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2019年2月24日写于中学教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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