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去，到兵团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6月24日，从城里开往海南岛的轮船上，载着一群热血青年，为投身祖国的橡胶事业，加入了兵团战士的行列。其中，有一名是我的二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三团五连的兵团战士，时年17岁。
1952年6月22日，二弟在澄海县东湖村老屋出生。孩提时代，二弟有一张圆圆的脸，憨厚的嘴唇，天真并不活泼，有点沉默寡言的样子，邻居说，他像父亲。
童年的二弟，是一个乖孩子，不像我那样淘气，惹父母生气。1956年，我得了麻疹，想吃“水豆干”（黄豆制品），母亲没空，就拿了5分钱，让二弟到“关爷宫”（村里的小市场）买，当时才4岁的他，居然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真不可思议，多少同龄的孩子还在母亲的怀抱里撒娇、还在兄长的面前撒野，惟独他，能拿瓷盘把“水豆干”买回家，放在桌上就去玩，也不懂讨一句母亲的夸奖。
1957年，母亲带我到城里看望父亲，把二弟托付给七老婶，三天后回村，七老婶直夸二弟乖，叫他吃饭，他不喝水，叫他睡觉，他不玩耍，结论是：不烦人。那年秋天，我们一家从农村迁到城里，和父亲团聚。
1958年夏天，父亲单位发电影票，看国产电影《海魂》。父母吩咐我带二弟一起去。谁知到了新观电影院，看门人说二弟人小不让进，我就叫二弟先回家，二弟顺从地说了一句“嗯。”就回家了。我不知道那时心为什么这么狠？也不知道为什么舍不得一张几分钱的电影票？也不晓得二弟来城里才几个月，咋就认得回家的路？看完电影回家，当然是免不了一顿臭骂。这是我有生以来做错的一件最大的蠢事，时至今日，仍无法原谅自己。
1959年，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母亲找了一份彩瓷厂的临时工，早出晚归。三弟上了幼儿园，接送的任务就落到二弟身上。说来是一种缘分，三弟到了幼儿园后，拽住二弟的衣角不放，硬要二弟陪他在幼儿园玩。那时的社会风气尚好，幼儿园的老师见状，同意二弟留下，没把二弟撵出来。就这样，二弟免费在幼儿园当了编外大幼儿，直到1960年，才上小学。以至后来在缅怀二弟的时候，母亲一直后悔当时没能让二弟及时上学，才导致要到海南建设兵团。我没有反驳母亲的观点，因为我懂，这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一种说不清的思念之情。
1966年，二弟小学毕业。文革开始，一切都乱了套。1968年，学校复课，二弟被分配到一中（当时称抗大中学）二年级就读。按当时学制规定，初中二年，高中二年。所以二弟只读一年初中即可算初中毕业，而在这一年中，还安排在农场劳动一学期，文化课就剩下一个学期。
1968年11月22日我下乡插队，他还在农场劳动，没来送我。
1969年6月24日他去海南农场，我还在饶平农村，也没来送他。
海南岛，是祖国的宝岛，有五指山，万泉河，椰子，橡林，蓝天，白云，沙滩，贝壳……
二弟所在的六师三团，后来恢复原来的名称：海南屯昌县黄岭农场。漫山遍野的红土壤，富含氧化亚铁，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又是多发的雷区。
1975年4月29日下午4时许，二弟在18连的卫生室，给二位连队职工看病，远处的大山响起闷雷，沿着卫生室墙外裸露的广播线直奔而来……二弟倒在了正在看病的二位职工的怀抱里，手里还攥着听筒，时年23岁。
二弟为了祖国的橡胶事业，在工作岗位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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