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儒学简介
“乡村儒学”是山东在全省实施的儒学推进计划，把乡村儒学建设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例如：济宁泗水县积极探索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路径，依托尼山圣源书院，从2012年底在圣水峪镇试点开设“乡村儒学讲堂”，用通俗的语言向当地百姓讲授敬老爱亲、修身齐家等儒学思想，帮助干部群众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努力打造“儒风孝道之乡”。讲堂探索建立了专业性的乡村儒学推广组织，每月中与月末定期开设两次乡村儒学课堂，即使农忙时节也不间断。截止目前，儒学讲堂已举办22期，听课群众超过6000人次，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发起“乡村儒学”运动的原因
“乡村儒学”运动是有中国科学院教授赵法生和一批学者2012年在山东省曲阜市发起的，旨在复兴儒家文化，改善农村的文化生态的儒学复兴实验。这一“乡村儒学”运动的发起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一）“乡村儒学”的历史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清末以来儒学复兴是儒家学者的历史人物，康有为、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儒者都在做这样的工作。“乡村儒学”借鉴的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梁漱溟在抗战前期指出，中国乡村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破坏和伦理失调，所以他意图通过文化重建来振兴乡村。乡村建设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山东做的乡村建设运动。
山东的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社会改造运动肇始于1931年，由梁漱溟先生发动并指导。由邹平一个实验县继而扩大到菏泽、济宁等鲁西南二十多个县，成为全国三大乡村建设中心之一。该运动是从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1931年3月，山东省政府拨款10万元设立筹备处，任命梁仲华、孙则让为山东乡村建设院正、副院长，“直隶于山东省政府”。经省政务会议研究，通过研究院组织大纲及学则课程。根据大纲要求，邹平县因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基本为中等偏下的农业经济、人口数量为16万的三等县份等原因，遂被划为乡建实验区。经过3个月的筹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1年6月16日在邹平县正式开办。研究院的主要职责，一是“研究乡村自治及乡村建设问题”，二是“培养乡村自治和乡村服务人才”，三是“指导本省乡村建设工作”。
邹平实验县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县政改革。内容包括县政机构改革、连署办公、会议制度，其核心是建立“政教合一”的乡学和村学，以此作为构建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第二，乡村教育。主要是实施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由乡农学校发展而来的乡学、村学完成。第三，发展合作组织。1932年9月30日，邹平组织成立了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1933年7月后，乡村建设进入高潮后，梁漱溟仍把组织合作社作为邹平实验的主要任务，为此成立了以自己为委员长的“邹平实验县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宏伟的“五年计划”。该计划虽未全面实现，却有力地推动了邹平合作事业的发展，成为乡村建设最有成绩的活动之一。到1936年底，邹平合作社有棉花运销、蚕业、林业、信用、庄仓、购买等6类，社数有307所，社员共有8828户。第四，农业改良。邹平乡建运动中农业改良主要包括棉业、蚕业、畜牧业、林业和兴办水利，主要通过农产品展览会、农场实验推广，以及通过乡学、村学组织各种合作社推广。第五，开展乡村自卫。“寓兵于农”的自卫体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地方治安多有保障，盗匪及贩毒者基本肃清。第六，文化卫生建设。乡村礼俗的改良一直为梁漱溟所看重，因而邹平实验县通过乡学村学宣传，并运用自治及行政手段提倡新风俗、新习惯，对恶习加以取缔禁止。主要是取缔早婚和买卖婚姻，禁止女子缠足，同时成立戒烟所，肃清烟毒，并设立成人教育特别班、农民自新习艺所，拘收小偷、赌棍、地痞、毒品犯等，施以特种教育。此外，研究院还通过排演文明戏，送戏下乡，组织放映队，举办农民运动会等形式，丰富农民业余生活。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受到极大的关注，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被迫终止。但梁漱溟先生通过乡村建设来实现文化复兴的途径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可。赵法生教授借鉴了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发起“乡村儒学”实验。他认为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儒学这棵历史巨树的复活也应该从其根部的复活入手。从历史角度来看，乡村儒学有一定的可行性。
（二）乡村儒学的现实原因
从现实的角度看，乡村儒学建设有现实的比较性。目前的中国农村文化现状极其堪忧，原来我们所认为的仁孝忠信礼义廉耻在农村几乎已经消失。在打工热潮出现后，大量村民抛弃乡土涌入城市，加剧了乡村的空心化，农村成为一个老弱病残的留守世界。更令人堪忧的是，乡村社会居民文化水平低，又受到城相结合部的打工人员的不良风气影响。乡村社会风气下滑，刑事案件发生率上升，环境污染也有后来居上超过城市的趋势，不孝之风在乡村的现象越来越多。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乡村成了野蛮之地。
总体来看中国农村是文化破坏和伦理凋零，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来振兴农村，改善农村的文化生态。赵法生教授和一批学者认为乡村精神文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乡村社会所依赖的儒家教化已被打倒，但现代化的乡村组织体系尚未实现。道德困境与治理困境俱来，促使我们重新反思儒家文化对于乡土文明的意义。儒家道德中有一些基本的人伦规范，如孝悌诚信、礼义廉耻，不但不与现代化冲突，反而是现代化的必要基础。所以，“乡村儒学”实验是农村文化生态改善必要方式。
赵教授认为乡土文明重建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文化重建，一个是向法治文明转型，即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单一方面都不能竟其全功。所以乡村儒学建设不仅仅是振兴儒家文化，同时是使农村与现代的法治文明相融合。
三、“乡村儒学”教育机制的现实性
至今，“乡村儒学”实验已经实施了两年之久，取得的效果莫衷一是。根据专家学者的说法，乡村儒学讲堂使很多村民受到的感染教化，农村的风气的到很大的改善，尤其是不孝之风在农村的现象越来越少了。而且，很多学者将“乡村儒学”实验看做是儒学历史上的第三次复兴。由此可知，部分儒学学者对“乡村儒学”实验寄予了厚望。
但是相对于专家学者的观点，当地的村民对此表示反对。当地村民认为儒学的思想就是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吃人”。他们把儒家文化看作是封建文化，它在现代的社会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乡村儒学”并不能改变当地人们的思想。他们认为自己需要的不是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是多挣钱改变自己的生活。
从专家和当地村民之间观点可以看出，两者存在很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对于“乡村儒学”运动是致命的，因为这是教授者与受众之间的分歧，如果受众不接受这些儒家学者的观点，那么“乡村儒学”注定就是失败的尝试。所以合理有效的“乡村儒学”教育方式是非常必要的。
从另外一方面看，合理有效的“乡村儒学”教育方式更具有现实的急迫性。2014年在孔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山东省曲阜市开展了乡村儒学的“儒学下乡”的活动，这一活动受到学者和相关文化部门的高度关注。但是“乡村儒学”存在的教育问题并没有解决。此外，根据山东省2015年的文化政策，计划将“乡村儒学”推广到整个山东地区。如果这一计划实施，就要求有合理有效的“乡村儒学”教育机制。
从现在来看，乡村儒学并没有形成合理有效的“乡村儒学”教育机制。如何建设适合在山东省农村进行推广的“乡村儒学教育机制”是“乡村儒学”推广急需要调查研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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