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自我实现

日本是一个独特的名族，当代很多中国人由于二战时期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恶而鄙视当代日本人。的确历史是需要我们去理解，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再把几十年之前的东西再拿来，加诸于现代的日本人。关于日本日本人的自我实现，笔者准备追根溯源，从明治维新开始起的各种偶然或必然性时间写起。这正如如果要了解中国必须从中国的历史说起。

明治维新开始之前，日本一直处于德川幕府的黑暗统治下，从美国打开日本的大门开始起，日本人开始他们如饥似渴的学习。而他们拼命学习的动机正是为了打败西方社会，树立他们自己的名族自尊心。日本从很早起就受到中国、朝鲜以及印度社会有着密切的往来，这其中尤其以中国社会最为重要。从这些国家传来的对日本最具形成力影响的两个方面：佛教和儒家思想。但是日本没有像朝鲜那样变成中华文明的附属，明治领导通过接二连三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尤其是修养、教育与和谐的教义），与新的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一直到今天仍为人所不齿的“武士道”精神。而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入侵的日本的时候，他们把基督教文明也加以重新吸收，他们把对上帝的崇拜转移成对天皇的崇拜。天皇作为日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与国家重叠在一起。对天皇的崇拜由来已久但是从没向明治时期那样的疯狂，天皇被认为是日照大神的儿子，是一种神道的体现。当然这种神道①其实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它是在日本处于严重的外交压力的氛围出现的，用来满足西方文明政府有关宗教自由的问题，并且处在特殊的基督教宗教观念的重压下。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屈服，他们把神道与市民职责和爱国精神组合在一起，而对被认可的宗教协会的结果就是宗教自由的实施进行严格的限制。日本在面对西方文明时，把西方文明加以吸收形成自己的新的文明体系，终于日本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入侵时形成了第一次的自我实现。

日本的第二次自我实现是从甲午中日海战开始的。日本希望免遭同他一直的老师中国和其他沦为殖民地的亚洲国家那样的命运，他们希望获得地理的地位，进而成为主要强国。在这一取向下日本走上了军事扩张主义政策，这些政策的第一个成果就是1905年打败了俄罗斯帝国。众所周知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很大，中国一直是日本名义上的老师。本艾米~希罗尼提出明治维新的一个新的解释就是，明治维新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帝国秩序来建立起日本对中国的统治霸权乃至亚洲的统治霸权。日本人的主张是反对他现在的老师——西方，不知道为什么日本总是喜欢从反对自己老师这方面来实现他们的名族自信心，来完成他们的自我实现，估计这应该是小岛国的悲哀吧。日本人强烈要求把亚洲从西方世界中拯救出来，它是亚洲文明的救世主。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的口头禅“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方面的直接体现。鲁思~本尼迪克特把日本社会指定为益而高“耻感社会”，而与西方的“罪感社会”相对。日本社会将渗透到日本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的伟大审美感与残忍的侵略性的非常极端表现非凡地结合在一起，正如所见，那种极端表现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待战争俘虏方面。日本人通过这种类似发泄一般的行为来摆脱他们落后于西方社会并学习西方社会的耻辱感，他们所设想的是先向你学习然后再用他所改变了后的知识彻底的打败你。

上面两部分是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形成的自我实现，在日本人中你可以发现一种强烈的承诺感，与这种强烈承诺干紧密结合的是日本对争取达到功成名就的强大动力。这也是学者普遍对日本文化独特性的主要兴趣所在。

日本不像亚洲其他国家的文明那样，它成功而迅速地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因此它面对现代性的文化挑战，不仅或主要来自外部，而且来自内部。来自自由明治国家发起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的结果。这一结果随同其独特的、传统取向的市民神学一道存进了新型的现代类型的知识的发展。日本人试图确立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类型。为了克服现代性的努力，日本人极力强调其精神实质的独特性，这一指向极容易发展成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日本人否定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主义，他们强调日本集体主义精神的独特性，追求他们心目中所谓的纯粹的日本精神，漠视逐渐融入新的国家体制之中。对集团、对家庭、对工作和工作单位、对天皇的强烈承诺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

在我看来日本的教育制度也是有着其独特之处，他们通过家长式的监护人体制将重视教育平等与强烈的英才教育取向结合在一起，同功成名就和普遍主义观相关的取向并不是基于原则的个人注意的观念，而是给予他们对国家社区的潜在贡献。②教育的平等使得人人的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可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方面日本做的比中国要好的多，至少在日本没有因为地域差异而导致的各个大学对不同地区的择生标准不同的问题。教育体制变成职业选择最重要的渠道，它以深受浓厚的英才优越感的英才教育取向位特点。形象的说，日本的学校教育就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在顶层的是尖子大学，每一个层次都是有名声上的差别。而教育体制中充斥的强烈的精英主义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日本精英和精英间关系的某些重要的独特之点——官僚、学术和经济精英之间高度内聚的组织网络这种组织网络对日本这个相对较封闭的社会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说到日本不能不谈其社会中的不和谐冲突以及日本应对的方法。日本的不和谐的大多数表现形成————病态人格、犯罪行为、自杀等。其中犯罪行为以及自杀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现代化的进程急剧加快，人们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这些情况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但是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病态人格，很值得我们大家去考究。

病态人格的存在表明在日本普遍存在对现存社会秩序常常产生深深的不满。病态人格似乎与不谙熟社会关系的沉重感觉密切相关；与不辜负许多社会关系网络中所期望的表现与成就的水平密切相关；与这种期望和团体和谐要求之间的张力密切相关；与通过社会分化逐渐灌输的对祭祀的祖先觉到不足和羞耻的情感密切相关。但是当我进行深层思考的时候，我发现这种病态人格应该和日本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有着密切关系。集体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使日本人民具有一种高度的内聚力，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它僵化了日本社会。集体主义意味着任何组织团体均按照等级制度的原则，由其指定的领导作为代表，在一系列早已拟定好的规章制度下完成各项事务。确实，这种组织义务往往强调组织内部的和谐与仁爱，任何与这种精神冲突的行为都会被其他人所蔑视。然而严重的分歧就是在这里产生，着力强调和谐只会加剧冲突的局面，因为冲突是不允许存在的，所以几乎没有应付和包容它的制度机制，这个时候日本人找不到相应的合理途径去缓解心中的巨大压力，一种病态心理应运而生。AV文化、恋物癖、SM暴力情节这些位普通人所不齿的行为，在日本就变成了一种大众文化，变成了一种深深根植于日本社会的解压方式。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日本这种到处充斥着病态心理的地方，犯罪率竟然会很低，这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思考。由于我们寝室的冯川同志是一个超级日本迷，他研究日本文化已经到了一种痴迷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一种病态心理，这使我不觉深深感到害怕，研究日本社会会不会导致研究的人也产生一种类似的病态心理？这些都是题外话，但是又不得不提，因为下面的观点都是冯川这个日本迷的观点。在他看来，日本社会犯罪率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犯罪都是有组织的犯罪。虽然有组织的犯罪并不是日本社会所特有的（三联帮、黑手党等等）但是日本的组织形成显示出某些颇为特殊之点。流氓组织是按照普遍盛行的日本集团关系模式精心架构的，具有强烈的内部控制倾向，具有与日本社会的其他领域差不多相似的伦理道德。通过与警察的各种商定，这些组织与同日本社会的整个网络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们作为日本社会的一部分其存在得到了半公认，半合法化及公开的活动。记得有句话政府就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日本最为出名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即有高度的内聚性（从这方面来说它很像是一个企业组织），又有日本正面美德（忠诚、坚韧等）的体现。所以日本不是没有犯罪，而是被有组织的犯罪给控制了起来。

日本人的自我实现的确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它好像拥有所有西方国家的良好品德。它拥有英国（另一个岛国）的开拓精神③，也拥有德国人对任何事情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日本学习别人却从来没有被外人所同化，他们彻底的学习西方文明，却从来没有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文明

注释：

① 我所说的这种神道教不是日本传统意义上的神道教。神道教简称神道，原本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神道教起初没有正式的名称，一直到公元5至8世纪，佛教经中国传入日本，渐渐被日本人接受，为了与“佛法”一词分庭抗礼，创造了“神道”一词来区分日本固有的神道与外国传入的佛法。是以在《日本书纪》〈用明天皇纪〉中的“天皇信佛法，尊神道。”句中，首次出现了“神道”这个呼称。其后，自然神之外，人物神的历任天皇、幕府将军、功臣等也渐渐被作为膜拜对象，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而我所说的神道教是日本在被西方打开国民被西方要求宗教自由的同时，在被压迫情况下形成的。它由传统的泛灵崇拜转变成为对日照大神的单一崇拜，虽然这还不能说明神道教变成了一神教，但是它的本质和内核已变成和马克思·韦伯所说类同于基督教中的新教派。对家族式最高族长天皇的崇拜，形成了日本最重要的集体主要精神。

② 日本的这种教育体制是由于他们在接受西方文明过程中，为了不抛弃自己的集体主义精神而形成的。

③ 在这里我没有说美国，不是因为美国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很小。实际上在美国占领日本后，对日本战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我看来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可以等同于明治维新时期英国对日本的影响。因为美国文化主要就是英国文化的继承，所以说在这里我只是列举了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