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头孙的人
文/丁海峰 2020.01.22
（本文公开发表时有删改）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所说的人，是树头孙的人，是树头孙庄的一群人，他们的祖先从山东即墨迁居而来直至今日，六百余年。
我无法用文字清晰的表述“村”的概念标准界限，但有一定人口数量，少则十户八户，多则几百户，有固定居所，成员相对稳定，有共同的村落文化共识，这样的人群居住区才能被称之为村。显然，村必须由人构成，但仅仅有人还不行，还要有经济关系和社会人文基础，比如赶集的人群，因为场所不固定，成员不稳定，也就不能称之为村。
树头孙的人口从哪里来，为什么到此地，我们看本村村民作于2016年的一首诗：
忆明永乐迁民树头孙
作者：孙淑明、孙志海、丁海峰
燕王扫北起战端，赤地千里无人烟。
朱帝御笔挥为旨，齐人泪别即墨山。
流离跋涉民生盼，树冠之下立家园。
栉风沐雨六百载，根繁叶茂绽新颜。
对于诗词本意，在此不多解释，读者可以通过“树头孙庄村基本情况”篇章去了解相关历史背景。
一、人口数量变化——人在、家在、家业在
各个历史时期具体的人口数量，无从考证。为了有个大概印象，我们以1980年代为基准线，对建国以来的人口变化做个基本的推算。1985-1995，应该是树头孙庄人口的最高峰时期，据现任村支书孙武军说，孙庄人口峰值达到过900多人，应该就是在这个时期，也就是“80后”这代人的青少年期，也是计划生育政策最紧的时期。
作为“80后”，笔者这代人多，计划生育紧，倒不是因为户均生育数量多，我们同年上学的小伙伴们全村一共12人，多数家庭两个娃，人口增长的根源在父辈。父亲出生于1955年，那是建国后和平降临人间的婴儿潮时代，村里他们那一辈人，大多数人家兄弟姐妹好几个。到了1975-1985年间，这部分人渐次到了婚育年龄，所以我们这代人自然出生人口就多，计划生育政策也紧。电视里小品《超生游击队》可不是笑话，那是现实中经常发生的事。1980年代，经常听说，谁谁被强制流产了，谁谁偷着生了一个，谁谁家被罚款了，谁谁家被计生干部牵牛了。记得那时候，母亲他们的同龄人经常被村委会组织，定期到镇上强制接受检查。不接受定期检查的，就有问题，就会被围追堵截。
大约推算，1949-1960年间，树头孙庄人口大约为400人左右，青少年居多，就是父亲出生年份的那一代人。1960-1970年间，人口大约500多人，期间发生大跃进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听父亲说，他们小时候（大约十来岁），村里发生饥饿，不少年老体迈的老人因饥饿而免疫力低下，过早逝世。还听老人讲，饥饿严重的村子，死了人没人抬，活人吃不饱饭，抬不动。
1970-1980年间，人口有所上升，大约六七百人。1980-1996年间，人口逐年增加，最高峰达到900多人，青壮年比例较大。1996-2005年，外出打工和求学人员增多，村里常住人口大约四五百人。2005-2015年，城市化进程的巨大虹吸没能放过树头孙，村里人逐渐通过各种途径进城，村里人口越来越少。2018年，村里常驻人口200多人，街面上老人孩童居多，青壮年劳动力或者外出就业，或者迁出进入城市居住。
关于人口迁出，大概情况如下。解放前大多去东北，笔者的老爷爷（曾祖父）、老奶奶（曾祖母），曾经在大约1930-1949年间带着一家到东北谋生，青年时期的爷爷（祖父）丁玉清在东北参加解放军。另1930年代，本家叔伯爷爷丁玉堂带着儿子到黑龙江谋生，后定居于巴彦县。村里不少户在东北有移民亲属，这一时期主要是历史上闯关东的延续。
1949-1979年间，通过参军、招工等方式去东北的较多。1980-1995年间，外流人口主要以求学就业进城为主。1996年以后，人口离开村庄的方式较为多元，经商、求学就业、城镇购房、投奔子女等，地点方向则在全国范围内，以附近京津冀地区为主。笔者于2008年，因工作原因居于江西，每年都要回村上一两次探望陪伴父母。
关于人均寿命，没有确切数据，此文参考全国范围的网络公开数据，权且作逻辑推算。建国初期（1950年前）的人均寿命应该跟全国差不多，在40岁以下。那个时候国家有战乱，经济生产条件极端落伍，更没有什么医疗保障可言，树头孙庄作为普通村落，应该跟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对此，笔者小时候没少听村里老人们讲过解放前那些外出谋生人口失踪死亡的事。按照全国平均水平，到1980年，平均寿命应该是67岁左右。我三四岁开始记事，大约是1984年前后，那个时候正常去世的老人年龄大多在65-70之间，之后逐年增长。笔者的爷爷（祖父）丁玉清是2005年去世，享年77岁，同期老人年龄差不多。到2019年，孙庄人的平均寿命印象中应该可以到75岁以上。
本文记述以下几位长寿村民，孙荣超（孙淑珠、孙淑明父亲），2012年逝世，享年93岁；孙景林（孙运璞、孙运章、孙运奇父），2008年去世，享年94岁；丁桂芬（丁书生母），2017年去世，享年90岁；李耀其（又名李耀起，张连胜母亲），2007年逝世，享年89岁；孙玉明（孙金波、孙金钟、孙金成父）， 2017年逝世，享年94岁；孙汝营（孙英祥、孙英桥、孙英勇父），2006年去世，享年88岁。总体来看，这些长寿老人大多数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物质生活上有保障；二是家庭较为和睦；三是个人性格比较平和；四是没有抽烟喝酒赌博等不良生活嗜好。他们出生在建国前，有着旧社会的破败和生活困苦、物质匮乏的记忆，对于和平社会温馨幸福安定的家庭生活内心比较珍惜。
2000年以后，随着恶性病和心脑血管病症患者的增多，65以下去世人员也有所增多。恶性病主要集中在癌症，据笔者记忆，自1980年以来，村里因恶性病而死亡病因有肝癌、肺癌、肠癌、食道癌、白血病，其中肺癌患者偏多，可能与吸烟或者厨房污染有关。
人口承载着社会关系，人口数量的变化是客观的，与人口数量变化相关就是其社会关系内容。比如说，1990年代，正好是我在村子里的青少年成长期。那个时候，村里的矛盾好像很多，比如宅基地纠纷，承包地纠纷，用电纠纷，灌溉汲水纠纷，兄弟之间家务矛盾等等，为什么，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人多地少空间小，大家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邻里矛盾。2010年至今，村里人口数量下降，老年居多，大家不再去挣村里那点有限的资源，矛盾点自然也就少多了。
二、姓氏家族——都是孙庄人
树头孙家族姓氏以男丁为准，有孙、丁、张、陈四个姓氏，据可靠地契考证，历史上有武姓居住，解放后武姓家道衰落，直至消失。
根据一些老者讲述，孙姓分为牌坊孙、西井孙、五大门（以上为名号），小康路孙家、小庄孙家（地理位置）等，张姓分为北张、东张，丁姓分为东丁、西丁，陈姓有三户。
孙姓是立村姓氏，最早定居，之后才叫树头孙庄。树头孙庄的孙姓与村西南方向约3公里的五子行孙庄是叔侄爷俩，树头孙是叔，五子行孙是侄，一直到1970年代，两村孙姓之间还有祭祀往来。上述信息内容由孙连德于2018年7月份讲述提供。
丁姓（东丁、西丁）由邻村北丁庄先后迁居而来，祖源也是山东即墨。可考文字记录是一份保存于丁玉民家的一份落款为康熙年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地契，记载了村民丁汝善（丁玉民祖上，树头孙西丁）购买武世升家宅基地，这也是目前树头孙庄发现的具历史时间长度的文书档案。文革之前，丁姓与邻村丁庄丁姓共用祭祀祖坟，轮流耕种祖坟周边土地。地点在现在村西南吴路去往大陈村的公路两侧靠北。上述信息内容由丁玉民于2018年2月份讲述提供。据其他老人讲述，东丁家到孙庄的时间要略早于西丁家。
从宅基地的地点位置来看，五大门孙家（孙连德、孙占恩、孙庆喜宅一线）位于村庄中间最高地势，应该为立村祖先直传，老丁家园子（现丁壮、丁金升宅）位于现在小康路，西丁家（丁玉民、丁惠清、丁俊亮宅）宅院位置在五大门孙家西侧。东西丁家宅院紧邻五大门孙家两侧，由此推算入村时间应该紧随孙氏祖先，大约是明代早中期时候。
张姓入村来源较多。现在明确知晓来源的是北张家（张连竞、张连胜），祖上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邻村东焦庄村迁来，再之前，是有张朝寺村迁至焦庄。上述信息内容由张立奎于2016年讲述提供。其他张姓来源不详。
陈姓为陈建国、陈建良、陈建强兄弟三人为伍，其父辈只有单门独户，迁入来源不详。
武姓最后一户主为武听说，于1950年代去世，女儿武玉珍（小名亮姑娘，张庄张松的奶奶）嫁到张庄村，此后再无此门，据笔者父亲丁书栋回忆，其宅基地为现孙金恒宅。据本村孙运枝2020年1月微信讲述，武姓历史来源为孙家外甥，即来源于范屯村，第一代武姓祖先为孙家女婿，如此算来，武姓后人也是孙门分支。
姓氏家族不但连着树头孙的血缘，也会形成文化气质，并带来治村管理，即村级政治。比如说，孙姓人多，村干部比例就会较多。
2016.02.22元宵节
三、人口教育——学习，学习，再学习
习文识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追求。
树头孙，华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庄，在生产力条件极端落伍的皇权社会，文化普及率不会太高。清代以前的村民，能识字读书者应该是极少数人。清末秀才孙焯、进士孙培元都是家境条件不错，能够读的起书。回看更早历史，树头孙的契约文书档案书写应该是由当时村里的文化人执笔。进入民国，教育比清代有所发展，读书识字率有所提高，孙景林、孙荣超等均是在家南的小庙中跟老师学习读书。真正的文化教育向村民群众普及是解放后，严格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具体学校教育，在“树头孙的学校”篇章有专门讲述，本章从人口角度来看下总体的文化普及程度。
父辈这一代人，出生于建国后，受益于和平红利，他们开始接受正式的国民教育。他们中的90%以上都接受过小学教育，识字读书没有问题。其中大约70%以上接受初中教育，40%接受过高中教育，一直到文革前，树头孙的青少年都有稳定的上学经历。这主要要感谢新中国，感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这些人中有不少通过中考、高考被国家选中，进入城市工作岗位，人生轨迹从此发生转变。这些在今天看来受到的初级水平教育的人群，在他们成年之后，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重要的探索者，他们的奋斗打拼，无论是在村里还是在外，都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因素，并深深的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
改革开放以后，1980-1990年代村里孩童80%以上可以完成初中教育，其中大约15%左右有机会进入高中或者中专继续接受教育；到1990年以后，接受高中中专教育比例逐年增加；2000年左右，基本可以达到30%上下，到2010年可以达到40%以上；2019年，初中毕业人口进入更高教育阶段的人口达到70%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的不断提升，改变了树头孙庄人的精神面貌，也抽走了村里的青年劳动力。以上为根据印象取例估算数据。
据统计，1949至2019年，树头孙庄接受完整的大专以上学历教育者为84人，其中男性50人，女性34人；最高专科学历53人，本科学历26人，硕士学历4人，博士学历1人；职称中级以上4人，副高以上2人。
2016.06.26 孙庄的孩子们
四、名人典故——他们永远向前
孙焯，字琴甫，生卒年份不详，光绪版《吴桥县志》记录为“生”，通过县级考试考上为“生员”，即“秀才”，推测出身于五大门孙家。
孙培元，生卒年份不详，按族谱字辈推理，应该出于五大门孙家，与孙如林、孙如森、孙如斌近门。青年孙培元，家境良好，自小习文，考中进士，再进翰林院，是光绪年间在戊戌变法中被维新派选拔的青年才俊，戊戌变法失败被捕，经南皮张之洞营救回乡。之后从事中医，为村民医病，直至终老。孙培元外甥孙女张知（生于边西村，北京中石油勘探设计院退休，2020年健在）是候庄候振强的姑姑，候景乐姑奶奶。孙培元的信息和墨迹资料由其外甥后人候庄候景乐提供。
孙振海，生卒年份不详，建国后曾为生产队养马，孙武军爷爷。曾在抗日名将吉鸿昌部参军，后任宋哲元部二十九路军骑兵连连长长，熟练使用枪械，英勇善战。于1940年前后在孙庄带领村民设计打死2个进村催粮的日本鬼子，1个逃走。具体故事见树头孙故事篇章。
丁财学，1890？-1960？，丁海峰、丁勇老爷爷（曾祖父），1946年树头孙庄解放后，任第一任农会主席，负责村务工作，解放战争期间组织民工支援前线，为孙庄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丁玉璞，1924-2001，中共党员，丁财学长子，丁勇、丁明明爷爷（祖父），吴桥县供销社首任主任，1965-1966任树头孙庄村支部书记。本段信息由丁金玉、孙连德提供。
孙占惠，1942？-200？，孙耀武叔，五大门孙家，海军通信学校（锦州）毕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教授，正师级。本段信息由孙占意口述提供。
孙学刚，？-1995？，孙武奎叔伯爷爷，解放军机枪手，作战勇敢，有句名言让笔者从小记忆犹新：“子弹打不到我身上”，据村里其他人讲：小（学）刚作战，端着机枪第一个冲出战壕打冲锋。
孙玉田，？-2009，中共党员，孙彦彬父，曾任于集镇总校长，文革期间回村任树头孙庄革委会主任，1966-1978主持村务工作，兼任于集公社党委委员，文革期间带领树头孙庄成为于集公社“学大寨先进村”，河北省第四届、第五届人大代表。本段信息由孙连德、孙彦彬提供。
孙连德，1950年5月-，中共党员，1998年9月-2003年6月由乡镇职务返乡任职村支部书记，五大门孙家，团结和带领村民修整拓宽家前大街（现民心路），开辟村中心小康路（南段，老丁家园子），完成树头孙主干道“E”字型基本框架。
2014.08.20 看电影
五、信仰与宗教——孙庄人的生存哲学
树头孙庄人祖源山东即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继承人群，单从文化现象上来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但祖宗崇拜、神灵崇拜一直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清末，国门洞开，西方文化风气吹进古老的东方民族，其中最容易被老百姓接受的就是宗教文化。基督教或者天主教那种博爱、平等的价值观体系对于当时处于底层，被压迫的、苦难的老百姓来说，很有吸引力。据村内老者回忆，老年前（清末至民国期间），树头孙有家庭信仰基督教，并且按照某些教礼行事，建国后也有偷偷的进行。
解放前，旧中国战乱不堪，大多数村民生活苦难，食不果腹，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更谈不上什么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带有神秘色彩的各种宗教文化在一定范围传播，甚至形成风气也不足为怪。据张立奎奶奶李耀其生前回忆，解放前树头孙庄有些年份不少村民信仰“一贯道”，作为马奇村一贯道的分舵，信众去马奇村朝拜。
1949年，新中国成立，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旧的宗教文化几乎被一扫而光，一干信众也作猢狲散。村民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开展新文化教育，组建村级小学。
1966年5月，文革开始，村里将各家家谱收上去统一销毁，平坟运动开始，各家祖坟被平为耕地，但各家对于家谱的祭祀从未中断。当然，祭拜祖先家谱不属于宗教信仰范畴，顶多是祖先崇拜，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承，毕竟光宗耀祖、传宗接代是中国人的重要追求。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之后，也有少数非法宗教甚至是邪教披着合法的外衣（基督、天主、圣主等）活动，但大多受到其家庭成员的抵制或者司法机关的矫正提醒，难以形成气候。
树头孙庄人对佛教和道教的信仰一直都有，民间揖拜的神仙有泰山奶奶（碧霞元君）、老天爷、宅神、灶王爷、观音菩萨、佛祖、弥勒佛、财神等，村民评价神仙的标准则是“杠灵了”，基本上是以有用为原则，很讲实惠。
祭神祭祖是彰显春节气氛的重要活动，除夕晚上接财神，据村里有些年岁的妇女们讲，各路神仙在除夕比较活跃，接财神讲究方向，财神每年来的方向也不一样，要是接丧门星进来可坏事了。至今我也没弄清楚如何判断财神来的方向，到底用什么仪式迎接。1980年代，笔者父亲在春节期间也有一两次去登泰山，那时候我小，母亲的说法是“登山还愿”。时至今日，每到除夕和初一，母亲还会严肃的摆上贡品，对各路神仙进行揖拜，祈求风调雨顺、家人平安，村里其他各家也基本上是这个程序。年三十晚上，附近村里仍然还有组织包车去登泰山。1993年，吴桥县县城杂技大世界建成之初，就建设了小泰山奶奶庙，供人们上香，人们节省了不少路途费用。当在奶奶庙上香时，大家重视的是抢头注香，据说很灵。2000年以后，随着从事运输车辆的增多，很多从业者还会对着自家大卡车进行贡品揖拜，至于是哪路神仙，不得而知，按照“杠灵了”的评价标准，应该是车神或者路神。
1980年代，家南湾里有尊白玉石材的无头石佛坐像，我是亲眼见过的，据老人们说是解放前小庙的佛像，后来被人收整，不见了踪迹。现在看应该属于文物级别，有很大的文化价值。
2016.08.09
六、婚姻——家和万事兴
皇权时代的婚配，从其社会结构，按照易中天教授的说法，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当然在树头孙这个最基层的小村庄，能够有“多妾”待遇的男性应该没几个。在清代之前，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自由恋爱，大约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那个时代的夫妻关系也稳定，女子一方基本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以步行和马匹为基本交通方式的年代，人们的婚配范围不可能太大。民国时期，虽有新风吹来，但相比之前，变化不大。笔者老爷爷（曾祖父）于此间结婚，老奶奶（曾祖母）丁梅氏是东北方向梅庄人。从各家家谱来看，女子结婚后，普遍没有自己独立的姓名，一般从夫姓。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明代一直到建国前500多年来，人群基因相当稳定。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的实施，保障了家庭成员各方的权利，规定了义务，旧社会对人性的禁锢和压榨一去不返，树头孙庄家庭组织和婚配方式为之一新。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元，经济活动的微观细胞从此充满活力。
2000年以前，树头孙的通婚圈以方圆5公里为主，密度以近远而逐次降低。2000年后，随着人员流动范围增加，婚圈因就业安居而扩大至国内其他省市。树头孙庄，给男孩子介绍对象叫说媳妇、找媳妇，给女孩子介绍对象叫找婆家、找主儿。1990年之前，树头孙庄一直是农业生产方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人口流动性小，所以本村通婚也非常常见。粗略统计，自1949至2019年，本村成对夫妻有30对以上。
1980年代以来40年间，村里失偶老人再婚也有若干例，但大多婚姻不稳定，男娶女的多，女再嫁较少，主要是因为家庭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桎梏。子女对于老年人再婚绝大多数持开放态度，但到很多具体事务上，协调起来还需要多方包容和努力。鉴于影响，本文不作个案举例。
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离婚自由，有结婚的，当然就有离婚的。相比结婚，话题虽然稍微沉重，但婚姻制度的进步，尤其是法律层面的保障，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于社会来讲则是一大进步。谁说离婚就一定是悲剧呢，对于双方来说，一别两宽，不吝是一种资源优化。当然，一个婚姻的解体也必然伴随着成本，尤其是孩童，父母离散，孩童受伤，这也是婚姻制度自带的负效能。鉴于影响，本文不作个案记述。大概来说，农村离婚无外乎以下原因。一是性格不和、感情不和；二是生活方式冲突且不可调和；三是家务矛盾推波助澜；四是外因介入。但是作为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家和万事兴”一直是树头孙庄人对于婚姻家庭建设的主导观念，也是村里小社会的绝对主流价值导向。
自古以来，单身剩男多于单身剩女，这是生物界的自然规律。19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进步，青年人通过求学就业外出人员逐年增加，婚姻的地域范围也逐年扩张。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外嫁的女孩相比嫁入的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女性资源向城镇集中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村的剩男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天然的出生比率外，最根本的还是城镇化导致的人口抽取。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子，面对全国范围内的婚配市场，男性的压力可想而知。
关于婚俗，另篇再述。
2016.11.06 迎接婚车
七、性格特点——定格于农耕的身影
很难用文字描述人群性格特点，客观来说历史阶段不同、角度不同，都会导致结论不同。笔者还是希望能够以一个“局中人”的角度和理解，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下我们村的人群性格特点。如果用一张图片来形象的说明，我想应该是农田耕作的身影比较贴切，因为在农田里劳作的时候，三五成群，拿着工具，牵着牛畜，耕耘、灌溉、或者收获。性格这东西随生而来，随死而去，就像祖祖辈辈生于黄土地，耕作黄土地，逝后融于黄土地，生生不息。以下表述不求全面准确，只求管中窥豹，仅供参阅思考。
1.乐观。三五成群的街聊，总能听到欢声笑语，把生活中痛苦的事表述的充满幽默感，虽然有时候更多的是调侃。冬闲时候，大家聚在街上玩耍游戏。可以说，几百年的劳苦生活，锤炼了孙庄人的乐观作风。苦中作乐，甚至是所谓“穷欢乐儿”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重要心理源泉。谁说穷就不能欢乐呢，穷就不应该欢乐吗。
2.勇敢。有效命疆场、英勇善战的骑兵连连长，有参加解放战争牺牲的烈士，有参加维新变法活动的青年文人，有积极参加土改运动、组织农民活动的农会先锋，也有在不同历史时期外出闯荡谋生的开拓者，从北上到南下。勇于尝试，开拓进取，不断向前。
3.钻机（树头孙土语）。这不是个贬义词，抓住机会，改变命运，是人性。经商、从业无一不在考验着人们的智商，发现机会便去试试，这也可以作为勇敢的另一种解释。逮蛐蛐、换带子、种卖红薯、种卖蔬菜、种卖水果、灌香肠、做烧肉、卖农资、出生意（杂技）、跑大车（运输），能干啥就干啥。出路，就在“钻机”上。
4.自强，要强。庄户人家的日子，各家有各家的好，各家有各家的难。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无论采取几代人的努力，村里人通过自己的智慧、汗水实现自己好日子的想法，嘴上不说，但行动上一直没落下，自强不争强，要强不认输，一代代的树头孙庄人奋斗不息。
5.嫉妒。大家本来都是种地的，日子都差不多，“你突然从某一方面超出我一大截，确实让我心里不舒服”。在嫉妒这个方面，不发孬、不搞破坏、不说闲话、不拆台的就是好人。
6.向善。记得80年代村里还会来讨饭或者要小钱儿的，各家还是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来村里做买卖的，村民也都持欢迎态度，基本上没有故意刁难事情发生。即便有少数恶意刁难，大多数村民都有个是非判断。
7.好学，开放。除了体现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上，也体现在对外来事物、外来文化、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学习和接纳上。
8.勤劳。耕种，养殖是村里人的看家本事，无论在什么历史阶段，树头孙庄人对于下地干活从未懒惰，村里人的价值观中从来都是鄙视懒惰的，不到两千亩地，耕种或者养殖的产出都实现了时代生产力条件下的最大化。
9.狡黠。无论做什么事，农民式的狡黠还是有的，不吃亏、不能吃亏，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的小心思也是一直有的。
10.要面子，有耻感。面子是中国人的第二生命，这一点全国都一样，算不上特点，但依然很重要。房要盖大的，车要开好的，孩子要上好大学，工作要挣钱多，当官位置要高，言语行为间喜欢被高看，这一切，都是人之常情，人皆欲往。
11.倔强。水平高低先不说，倔强的脾气还是有点的，凭什么听你的，你说的怎么就对,还是要经常问问的。往深层次说，这也是自信和智慧的表现，是潜在的民主意识。
12.盲从。无论是建国前的“一贯道”，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种骗术，诸如眼睛里找虫子、鸟儿叼签算卦、保健品传销、红袜子红腰带辟邪、谁给谁送什么礼物保平安，都体现出一定的群盲性。一句“人家谁谁谁都怎么样”或者“人家都这么周，咱就随周呗”，随大流，是解释各种盲从行为的万能药。
2016.08.05妇女们在购买商贩鸡蛋
八、方言口音
语言属冀鲁官话片区，口音与济南话高度接近。具体词汇及其语句表述，此文不作一一表述，将以专篇数据表格形式进行列举和阐释。
(本章写作，得到树头孙庄微信群成员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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