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2012年
注：最近中美贸易战沸沸扬扬，我想起书架上一本书，拿出来翻翻。
【 书中摘抄 】
如果国家/政府权力过大，经济上可能自我封闭，或是出现保护主义。但如果市场自由过分，世界经济又可能不稳定，并且也没人来保障百姓，造福地方 —— 其实从市场自由中获益的人，本该尽一点社会责任，兼济天下。
超级全球化，民主，和国家/政府的强大，是个 “三角形” 矛盾。我们不可能三者得兼，最多三者得其二。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想更深入 “全球化” ，还想享有 “民主”，那 “国家/政府” 就不可能强势。
“国家/政府” 想强大，还想更深入 “全球化” ，那只有忘了 “民主” 。
还想要 “民主” ，还想 “国家/政府” 也强大，那只好告别 “超级全球化”。
【 引子 】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西雅图，至少四万人，在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缩写WTO ）开会的地方游行，抗议 “全球化” 。发生了冲突，商店玻璃都碎了，大火，胡椒喷雾，催泪弹，橡胶子弹，瓦斯面具 …… 警察一个个手挽手，高举警棍，脸绷得像块铁。
世贸会原打算有个开幕式，只好取消。几条街烈火熊熊，烟雾滚滚遮天蔽日，似好莱坞大片。电视切换到哪个频道，解说员都鼓着眼睛, 说这是自反越战游行以来少见的一次 “riot” ，暴乱。
那时的抗议者，看上去还是少数派。美国国内刚开始关注全球化的一些弊端，比如劳工待遇，环境污染。当时多数国家和政府，还在虔信 “去贸易壁垒”、“减低国际间贸易的成本” …… 是国家富强之 “唯一” 出路。
世态如云变。二O一五年，美国大商人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奔走承诺：上台之后，我会反全球化。
二O一六年，英国公众投票脱离欧盟。
二O一七年，法国的玛丽娜. 勒庞，一提起 “全球化” 三个字，就面罩寒霜，声音暗哑，不见了法式女政治家的优雅老滑。
这本书的作者，丹尼 . 罗德里克，指出，此众生相，皆因 “ ‘国家自我管理’ 与 ‘全球化’ 是冲突的，根深蒂固，很难调和”。
他写下：“为政临民者，比如政府、政治家，有责任教百姓放长眼光，教老幼妇孺也明白：开放和贸易是有好处的。
同时，国家也有权力捍卫自己的法制，价值观，捍卫世俗民生的需求、通过民主表决出来的东西。”
“全球化不是 ‘目的’，而是 ‘手段’ 。什么是全球化之 ‘目的’ ？是国家能繁荣，自由。”
这本书出版于特朗普之前、英国公投脱欧之前、玛丽娜 . 勒庞之前，很早就在辩证全球化怎样理性、均衡，怎样造福各方。
它提出的 “三角矛盾” 理论，如一灯高悬，照亮全球化险流湍急的暗夜。
【 全球化当初 】
书中先回溯了一下全球化的历史。
二战接近尾声，美国经济学家哈利.德克斯特. 怀特 ( Harry Dexter White)，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 约了几个兄弟国，想设计一个比较开放的体系，方便国家之间互通有无，恢复打仗破坏了的经济。
他们对这个怎么设计，先心里打了个底：这一仗打得，死了五六千万人，国情悬殊。不顾各国实际，政治和经济会继续动荡。
一九四四年夏天，新罕布什尔州，他俩和四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开了个会，搭出个框架来。
碰头的地方，在皑皑雪山脚下的一个城，叫 “布雷顿森林” （ Bretton Woods ) 。此地夏天凉快，适合开会，放眼满目青山，古松森然。所以开会的结果就叫 “布雷顿森林体系” 。
第一，各国老百姓就业问题，自己内部经济怎么增长， 社会保障、福利怎么搞。
第二， “多边、多元” 。用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 、“关税暨贸易总协定” 等，搭起一个国和国做买卖的规矩。
当时美国方兴未艾，这个新规矩，老大哥当仁不让负责推行。但新规矩本身，目的是尽量照拂体系里每一个签约国。
赤裸裸弱肉强食的，需受些个拘泥。帝国主义的，也不能总一厢情愿强买强卖。
“关税暨贸易总协定” 效果不错, 推翻了很多关税壁垒。世界贸易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九O年间，每年涨幅平均百分之七。
这个体系，给签约国留有一些自为空间 —— 每个国家量体裁衣，根据自己国情，制定税收，福利，劳工政策… …
按照罗德里克的话，就是 “资本主义以不同面目出现” （capitalism varieties) 。
法国搞自己的计划指导性经济，瑞典搞高福利经济，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日本是保护传统同时扩大出口、两条腿走路的经济。
“布雷顿森林体系” ，垫下全球化的一块基石：它允许国家经济自主不受干扰，但也不鼓励谁 “ 恶性” 自我保护，壁垒高筑。
从此，战后经济重建三十年挺顺。
【 全球化走向 “超级” 】
到了七十年代，各国各自壮硕，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莽长。旧体系无法适应巨变，一九九五年， “世界贸易组织” （ WTO ） 取代了 “关税暨贸易总协定” 。
这一回，政府和专家的逻辑是：全球化的路，走了这么久，这么顺，大伙觉得效果不错，那么让经济 “进一步” 自由，没有约束，让金融市场没有交易成本，岂不更美哉？
新规矩，味儿变了。原来的 “协助各国自主发展” ，失控渐变为理想主义气息的 “超级全球化 ” （ hyper-globalization ) 。
在同一时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轰然坍塌。
经济学家点头：政府是妖魔，这一股青烟，最好镇在宝瓶中，永不放出。这个观点，也渐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大企业趁着新思潮，呼吁 “减税” 。工会也很难像以前那么据理力争了。松绑的松绑，解禁的解禁，什么都被标签上 “对自由贸易故意设障”。
农业和服务行业，也顺手塞进了WTO的篮子。
又过了几年，各国边走边发现，WTO远离本乡本土，很难考虑每个国家具体情况。被它挚肘，滋味尴尬。
而且，随着全球化升为 “超级”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翻了一番，问题来了：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比美国要低得多。成本低的这一头红火，另一头成本高的，不景气难免。
于是像开篇一幕那样，一九九九年，西雅图WTO会议楼下 “暴乱” 了 。憔悴中年汉，苍黄妇女抱紧惶然婴儿，标语上缀满惊叹号： “WTO是破坏环境的帮凶！” ，“WTO任凭工人生活恶化！ ”，“WTO扯着自由旗帜，欺负发展中国家，偏袒资本家！” 。
一个疑惑，渐渐露头：收入分层，贫富差距拉大，跟 “全球化” 有没有关系？
然而，在八、九十年代， “华盛顿共识” 那一套 “新自由主义” 的政策，被拉美和东欧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奉若神明。
“极端主义” 者，推崇贸易完全自由，反对一切 “偏袒”，反对 “保护” 自己国内劳动力不受冲击。
如果有人站出来问，是不是政府该干预一下？或者，要不要和传统相结合，比如，用补贴“国产” 替代 “进口” ？都会被扣上一顶 “保护主义” 的帽子。
“ ‘全球化’ 成了一只当街神牛，只许顶礼膜拜，谁也动不得。”
【 中国和亚洲四小龙 】
接下来，罗德里克特意描述道：与此形成对比，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也半开怀抱，迎接世界，但实际操作更微妙、现实主义。
一九九三年，世界银行出了一份报告：《 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策略 》，讲的是韩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这些国家，如何用国产替代进口，一步一步成功进化为 “出口国” 。
“但如果你仔细琢磨一下，这里头，除了香港，剩下的都不是 ‘完全自由’ 的市场经济”。
中国和印度，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成绩斐然，罗德里克说，正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基本是按照 “布雷顿森林体系” 走的，而没有 “超级全球化” 。
这两个国家，不曾完全打开自己，完全打开国际贸易，完全打开金融市场，而是搀了一定程度的 “保护主义” ，结合了自己的实际国情，比如：扶植国有企业， 政府干预经济。
他感叹：“中国一直到二OO一年才加入WTO。 因为到此时，它的工业基础已经相对扎实。准备好了，能受得住来自世界赛道的硬碰硬了。
到了这时候，中国对 ‘自己家’ 工业保护的政策才减少，关税才降到个位数。”
鲜明对照的是，拉丁美洲，非洲，他们的总统，国王，酋长，执政官，拥抱了超级全球化，国力却增长缓慢，甚至停滞。
【 金融也全球化，谁受益？】
一九九七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发展中国家推动 “外资自由流动” 。
IMF说，资本如果 “更自由” ，如果把全球当成一个大市场，那么没钱的人有钱用了，有钱的人多出来的钱，也可以找到 “最经济” 的地方放下去。
发展中国家有点犹豫。 “完全自由化” ，就意味着防范 “热钱” 的安全阀连根拔起。
“热钱” ，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的纸头和数字，排山倒海而来，一有风吹草动，一声口哨，就像澳洲土人的飞去来器一样，又呼啸而去，带着利润，落回资本家的口袋里去；基本不会留在海外建厂，或给当地草原上水田里光脚站着的茫然的男人以新的生机。
弱小经济体不反对外国投资，但 “热钱” 雷霆万钧，自由来去，谁都希望能留个 “安全阀” ，保护自己，不被这金灿灿海啸冲击得粉身碎骨。
在金融投机家眼里，发展中国家，只意味着巨大的金融市场，到处都是未开垦的荒原，聪明的人，要捷足先登。
二OO七年这一年，全球一天就有3.2万亿外汇在空中 “自由” 来去。这样的数字巨人，映得国际贸易中的 “实际商品” 或 “服务业” ，像阴影下营养不良的侏儒。
它也让国家不稳定，“产能” 、“物价” ，都动荡不安。
罗德里克同意说，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金融的 “更自由” ，资本的 “更大” 流动，经济的确增长着。但他分析，“仍然比不上” 二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涨幅。那时候，国家可以对 “外来资本的投机” 有所限制，坚持自己家的经济自己有最终发言权。
他画了一个问号： “主张超级全球化的人总说，市场自由，资本无拘无束，‘自然而然’ 会让各国市场发展达到良性平衡。‘因为从理论上来讲’ ，一个自由的竞技场，自然会奖勤罚懒，优胜劣汰。
可是，我要问，老百姓需要的，整体国家追求的，和资本家、市场所追逐的，是同一个目标吗？三者的目光，在一个焦点上吗？”
【 三角形矛盾：民主，国家，全球化 】
二OO七年到二OO八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为震中，海啸全世界。美国普通民众对全球化的热情温度一低再低，资本家和经济学者也在反思。
罗德里克提出了一个理论：民主，国家政府权力，和经济全球化，三者本质上是冲突的，是一个 “三角矛盾”。
如果我们偏执于超级全球化，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是：老百姓自己国家里的事儿，很难说了算，比如劳动待遇，环境保护，社会保障。这些都是民主的一部分，所谓 “民有，民治，民享”。
如果 “民有，民治，民享”，是我们一直最在乎的，那么，剩下的，只能在 “国家政府权力” 和 “全球化” 之间二选一。
经济全球化，跟地球公共资源管理又不一样。
比如，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都有影响，但各国都变成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互相指责。这是个典型例子：面对公共资源，国和国之间，要合作，要共赢。
相比之下，单单是 “经济” 的全球化里，其实是没有所谓 “共赢的、公共的经济资源” 的。贸易，一买一卖。这个过程里，买卖双方，自然先考虑得失。
优先考虑自己经济内部，不能简单说是自私，也不能说是 “闭关锁国”。其实，优先考虑 “人” ，考虑民生，这是一种民主。
这种对 “人” ，对 “民主” 的考虑，不靠自己内部维护，单靠国际仲裁，是会落空的。
国际贸易，带来好处的确大。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也确实该宣传，让坊间百姓理解做买卖的好处。但世界不是个简单乡下集市，它更像一匹锦缎：各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习俗，信仰，立法，价值观 … … 经纬综合，纵横捭阖，才织成一片波谲云诡的锦绣。
所以 “全球化” 的手，不能伸得太长，不该干涉一个国家政府的自主权，也不该有碍一个社会的民主。
单个儿国家既不能闭关锁国，但也不可能所有国家一起搞出个 “全球政府”，管所有的人，那怎么办？
只有一条其实是回归常识的路：给各国更宽松余地，更多民主，尊重他们以自己力之所及，参与全球化。
“有的人，对自由资本主义抱有一些教条和理想，如今可能有点儿焦虑，他们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 ‘国际市场越大，本国政府就越大’ 。因为毕竟市场不在真空里，它是要靠行政来维护的。开放，必然带来冲击，政府要有相应的力量，才能保护在市场里的 ‘人’ 。”
“所以，全球化的讨论，重点不在 ‘该不该参加’，而是 ‘如何参加’ 。应从各个国家现实出发，而不是从 ‘意识形态 、教条、理想’ 出发。”
“规矩要少，不能僵化，只能是薄薄的一层。要给各国政府足够空间，在里头转身自如。这样，既避免全球化的短处，又保留了它带来的经济好处。全球化要动脑筋，通情理，而不是一味把口袋撑到最大，极尽全球化之能事。”
“我课堂上一个中国学生说 ‘我们中国人讲，国家是要开放的，但是窗子开了，必然有苍蝇飞进来。你要上一层薄薄的纱窗，这样，新鲜空气也有了， 飞虫也挡住了 …… ’。 我常在人前举这个例子，觉得这话特别有中国的智慧。”
【 删节与版本 】
台湾版本翻译为《 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 》。
内地版本翻译为《 全球化的悖论 》。
有时候，翻译过来的文字，有股 “翻译腔” ，反而有点 “绕” 。 这本书的英文明白晓畅，不 “绕” ，没有晦涩大词儿大叙述，而且没有任何图表。适合对经济好奇，却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爱书人。
书里有两处专讲中国走过的路。我不知中文版有没有删节。如果没有删节，读者可以听到隔着大洋的一个声音，如何分析中国体制的 “特殊”，如何剖省美国自身做得落后的地方，并如何赞美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不寻常。
像费孝通说的那样， 一个好的社会学家，不会被庸俗化，也不是 “做好事” 的传教士。他应该有对人情世事的理解洞察，但不被情感和政治左右，用 “赛先生” 逻辑实证的方法，做历史的主人。
【 作者简介 】
丹尼.罗德里克 ( Dani Rodrik ) , 一九五七年生人。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也在普林斯顿教过书。
他长在土耳其。父亲的生意是做笔，靠着土耳其的高关税壁垒，得以经营下去，供儿子从伊斯坦布尔的高中毕业，去美国上哈佛的本科。
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西南边不远就是非洲。一个小岛，却信仰与政治盘根错节，几千年推翻来推翻去，大地浸饱毒酒和热血。跟中国人似的，土耳其人自古见事儿极多。
也许因为来自这样一个地方，又去国离乡到了北美洲，所以他看问题比较开阔，能从古今看，东西看，南北看，欧亚美非看。
他所著甚丰。跟全球化问题有关、且有中文版的，除了我们正在谈的这一本，还有一九九七年，《 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 》。二OO七年，《 一个经济，多种配方 》。
呼吁 “理智看待全球化” ，他的声音在华盛顿颇有分量。先前 “超级全球化” 还是主流思潮，他没有怕国内 “主流” 经济学者圈排挤，是极少数最早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在 Youtube 上看，二O一一年五月，在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这本《 全球化的矛盾 》新书发布，所长弗莱德.伯格斯滕（ C.Fred Bergsten ）主持现场。这个所，是美国可算排在前两位的民间智库。
掌声过后，罗德里克走上台，扶正麦克风，说：“我的前一本《 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 》，当年，九七年，就是咱们彼得森研究所给出版的。
一开始我给起的书名，叫《 国际金融的整合，究竟什么时候能到头儿 》。弗莱德把样书拿在手里，一看书皮，摇头，嗯 … … 后来他给改成了《 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 》。（ 观众笑。）
靠我原来那个书名，估计上不了《 纽约时报 》畅销榜。（ 观众笑。）
当时的舆论下，我这反全球化的声音，跟周遭的信仰对比，好比是当年尼克松在中国（ 观众笑 ）。走到今天，现在这本新书出版时，华盛顿的情形，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
近年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的确有变。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反映的是全豹一斑。
有个说法，说在美国，“经济学家” 是政治生活的 “大祭司”（ high priest ) ，意思是这一群体的意见挺受重视，向上，参与 “国计” ，对下，代表 “民生” 。
民生，是经济基础，国家和居民切身利益。国计，是上层建筑，政治、军事决策， —— 大祭司们能坦言进谏，国家政策就有可能改变。
也有美国国内文章称罗德里克是 “美国政治经济圈的蝙蝠侠” 。
他在 Youtube 上的访谈很多。目光炙热而严冷，态度中肯端肃，没有学究气，幕僚腔。谈及竞争国，比如中国，也富于理性，同情公允。讲起话来，条理严密，顿挫有致，让人感到一种美。一种逻辑的美，思想的美，豁然贯通的美。
中国人和外国人在 “学而优则仕” 这一点上，没有不同。有社会责任感的思想者，终究想把 “政治” 与自己的学术结合起来，学术理论用于治国，想把 “学人话语” 转化为 “经世致用 ” 。
如果位置再高级点，进到官宦阶层，古代称这种人 “士大夫”， 区别于普通官宦。
中国近现代里这种人，我了解的不多，只知道几个特别有名的，比如费孝通。费老常说自己自乡土中国来，带着泥土的气息，一辈子不过是追求 “富民” 的理想。
西方也有士大夫，叫 “政治型学者”。像罗德里克这样的算一个。但严格地说，他虽然在华盛顿有影响，但工资只由哈佛大学出，身份只在民间智库，所以他还只是一个 “士”，没有上 “大夫”。
罗德里克的一些访谈，我反复地看。台上的人，谈自己的新书，谈政治、经济、坦言心中所想。台下的人，举手大声提问，关于自己国家，关于欧洲，关于中国。一群成年人，有笔挺黑西装、皮鞋锃亮的，有旧衬衫灰球鞋、不扎领带的，兴致勃勃，理直气壮，元气饱满。
不由得让我想起，宋朝，有个韩城人，叫田益，敢直言进谏，言辞锋利。黄庭坚就要给他改个字号，说，你该叫 “田友直” 。 “夫直者，刚者之长也。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其实这个典故，来自更早，史记，《 商君列传第八 》：赵良曰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
司马迁在竹简上一笔一划写下这两行话时，不知是受宫刑之前还是之后。
武王过去了，殷纣也过去了。落日西飞，大江东去，两千多年也过去了。一九九四年，有个写书的 “老人儿” ，曾经的右派，汪曾祺，在《七载云烟》里，闲聊到西南联大：
“ …… 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使他们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比较新鲜活泼。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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