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

文/墨子

一过年，就想起小时候。

为什么那时的年味儿总令我遗憾未满？那单色的风情制造出来的浓厚气氛，如今怎么也设计不来。

那时候，秋天一过，我就盼大坑冰冻三尺，因为那样就能杀年猪了。猪肉能冻住，家家都张罗杀猪，今天张家，明天李家，十四印的锅灶垒在院子里，还互相请吃猪肉。吃罢一抹嘴巴回家，开始大声褒奖谁家的猪膘肥，血肠罐得香；小声贬损谁家抠门儿，故意把肉烀得半生不熟，还都是白花花的肥肉片子。

我家里好像没养过黑猪，父亲说黑猪丑，还能吃，为此母亲还和父亲争执过多次。母亲说父亲的令儿是傻子令儿，能吃和色儿啥关系。还说不能吃咋能长膘。父亲就笑了。

其实母亲一直不满父亲总过早把猪杀掉。她总骂父亲是为省食水。父亲不喜欢黑猪倒是真的；为省食水就更是真的。父亲勤俭节约出了名的。他说，搭二百斤糠换来十斤肉倒是也划算，可多卖出十斤肉，有时候一年都要不回来钱，不犯。

父亲也的确有抠门儿的名讳，不过父亲似乎抠的光明磊落。他决不会在杀猪当天拿烀不烂的次肉招待乡里乡亲，但他不说那样做的优劣。

猪杀了之后，肉是拿冰埋在窗下的，冰盔子像座小冰山，高过窗台。父亲每天都要往上浇水，说肉不封干也安全。为此母亲又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嘛，跟你家趁多少肉似的，是啊，一头猪，卖掉后鞧前槽，也只剩头蹄下水。

我人生中的腊月一直是喜气洋洋的。

腊八一过，父亲就要隔三差五进城赶集。起初是去问两个姑父搜集报纸来糊墙。两个姑父都是单位领导，只要父亲去走一遭，弄回来的报纸糊两屋子的墙和棚绰绰有余。父亲糊墙糊的叫一个板正。我给抹浆糊递报纸，字要一顺顺，拿倒了父亲便说，人大头朝下能走路吗？

糊墙之前要买年画。

其实那会儿家里可以不满年画的。每年腊月初十一过，说不定哪天就有锣鼓响，马铃儿响。人们听到了，都会向大道看去，是大队来给家里送年画，因为父亲不仅是退役军人，还是村里唯一的党员。那时刻是我该永远引以自豪。可父亲还是要买年画，买之前还要规划该买几张横的几张竖的。家里常常除了窗户，四处贴满年画，包括奶奶住的里屋。我和哥哥长大后，买年画基本就是我和哥哥的任务了。

父亲多半喜欢哥哥买的画。哥哥买的年画总会带上军人风气，因为哥哥也喜欢做军人，后来如愿以偿了。但父亲仍隔三差五去赶集，今天去给每人买一双袜子回来；明天去买几张彩纸回来，后天去买一盒茉莉香带上一包蜡烛一包洋火回来。

母亲会裁缝，业余爱好专业水平。一到腊月，家里几乎每天都有大嫂子们夹着崭新的布来。她们一来，母亲就去掀柜子，拿出竹木尺子和长嘴剪刀。她们是来求母亲要给她们的孩子做新衣裳。

记得那会儿村上就老妗母有一台缝纫机，妗母是不大会用的，缝纫机只做为家当。每缝腊月，只要家里一锁门，我就知道，母亲一准儿在老舅家给人家缝制衣裤。

可是我和哥哥，过年能穿上新衣裳的时候屈指可数。

母亲还会剪纸。但这活母亲基本忙在掌灯时分。每逢腊八二十六左右，家里的灯泡就该由十五瓦改换四十瓦。这时炕上灯下，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纸一沓又一沓。一折再折，大大小小，接着母亲兰花指一翘，剪刀呈现的是蝴蝶飞，花谢花开，一张张挂钱或窗花儿就成了。

这是炕头。炕梢放上一张木桌，舅舅在写春联。要么大舅，要么老舅，还记得有一年是姥姥。总之那时家家的春联福字，多数都由舅舅写，无论写春联的场子设在谁家，那些事先有准备的人，就都夹着红纸来了。

记得有那么一年，家里忙这些忙的大年三十才杀鸡。

家里杀鸡从来都是母亲的事儿。母亲杀鸡麻利，只听得滋拉滋拉两下，血就哗哗淌，随后两腿一蹬蹬，闭命。我从来不敢看母亲杀鸡，可她总让我给扯腿和翅膀。吓得我啊，鸡死了眼睛也睁也睁不开，粘连了似的。可每次叫我我又不敢违抗，因为父亲总有忙不完的活，哥哥那会儿又多半总在姥姥家，所以我逃不掉。

还沉浸在腊月里，沉浸于街头大红灯笼与乌泱乌泱的赶圩人构象的悬河，可春迫不及待的来了。那风，也转了方向，由北向东，悠然自得地吹啊吹。沉默已久的鞭炮终是耐不住寂寞，叮叮当当的活跃起来。它们一闹，人心就慌，手脚也忙乱，赶紧把大红对联和福字也贴上。

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