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于“人类之爱”，自“五四”时期至《边城》创作的1930年代，各个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理解。周作人把它当作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冰心把 它解释为母爱、童贞和自然之美，废名把它当作是一种翁媪儿女之情等等，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把这种“人类之爱”作为人的个性解放的基础来加以宣扬。沈从文所强调的“人类之爱”同样也是建立在宏扬人性觉醒和人身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但不同的是沈从文所强调的“人类之爱”是在强调人类生命对金钱道德的束缚的突破的基础之上的精神之爱，它具体表现在“对人类智慧和美丽的永远倾心，对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憎恶的感情” 上，表现在“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 的怀疑” 上。因此，沈从文《边城》的思想意蕴，并不在于表达重建中国古代先哲们的桃源梦境的理想，而在于表达对于“人类之爱”的理想的赞颂上。这也就是沈从文所说的：“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 。而《边城》所做的就是“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这才是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现代阐述。
对于人类之爱的理想赞颂，是《边城》的内在意蕴，体现了作者对现代社会中“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的人生观”的批判意识和对超功利的人生态度的向往。沈从文认为应该通过文学创作建立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以激发年青人对于未来理想的向往并以此来重铸民族性格。沈从文说：“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方能爱国，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作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 因此，在沈从文的生命意识中，爱是人类生命的一个重要特征，爱憎的强弱充分体现了 人的生命力的强弱，他说：爱既是生的一种方式，也是生的终极目标，即“爱与死为邻”。
“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必觉得光与色，形与线，即是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治，受它的处置。人类的智慧亦即由其影响而来”。由此可见，对于“人类之爱”的理想赞颂，实质也就是对于理想生命形态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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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边城》意蕴的发掘，我们还应深入到对《边城》所展现的理想完美的生命形式探讨中去，挖掘这种生命形式所积淀的社会历史内涵和历史意义。
边城幻景的意义核心，体现在边城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形式的意义之中。在《边城》 中，由事实陈述和命题陈述所构成的类似性判断，结构成了文本的现实幻景。这一现实幻景的意义指归，在于对自然、优美、健康的边城人的生命形式的意义的透示和烛照，表现了沈从文对于人类生命意义的凝神观照，即对于人类美丽与智慧的赞颂。这是沈从文 文学创作中始终关注的中心命题。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大都展现了一种类型或多种类型的生命形式。《一个女人》相对完整地展现了三翠从做童养媳到做媳妇再到守寡的生命历程，精细地描绘了三翠“在习惯下生存”的生命形式。“在习惯下她已将一切人类美德与良心同化，只以为是这样才能生活了，她处处服从命运，凡是命运所加于她的一切不幸，她不想逃避，也不知道 如何逃避。她知道她这种生活以外还有别种生活存在，但她却不知道人可以选择那机会不许可的事来做”。《三三》则通过三三在与城里白脸男人交往中的一个时段的性情，表现了三三天真、浪漫的生命形式。还有《萧萧》《贵生》《灯》《会明》《新与旧》等，都 是以主人公的独特的生命形式为主要描绘对象的。而《大小阮》《八骏图》《边城》《长河》 等，则描绘了多种类型的生命形式。沈从文在对人类生命形式的烛照透示中，参悟到了人类生命存在的神秘和神圣，沈从文把它叫做“生存圣境”。沈从文说：“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治，受它的处置。”“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 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出那种圣境。”“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的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对这种美妙的生命形式的把握是精细而透彻的，并特别注重对那种美好的、眩目的、积极向上的生命形式的描绘和凝注，而在沈从文作品中所表现的所有生命形式中，《边城》中所展现的生命形式是沈从文心目中最理想的生命形式。概括而言，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就是在老船夫和顺顺身上所体现的老一辈人生命的顽毅与洒脱；在大老、二老身上所体现的年青一代人生命的雄强与飘逸；在翠翠身上所体现的集自然灵气与社会美德于一身的人类生命本性的自然、优美和健康等。这些生命形式作为沈从文心目中理想的生命形式，它们在人类生存的现实环境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两方面的：
首先是能吃苦耐劳，能抗拒命运所带给他们的一切不幸和灾难。经历过七十多年人生风雨的老船夫，其生命如山中的楠木一样硬扎结实。于刀光血影的营伍中滚爬的顺顺练就了处世不惊的沉稳淡定。大老、二老也在生活的锻造和人事的教育中，变得“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刚健有为而又洒脱飘逸。在他们的生命旅程中，总是充满着自然生命的活力，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能抵御命运带给他们的一切灾难与不幸。在翠翠的生命形式存在方式中，翠翠也像沈从文笔下的三三（《三三》）、三翠（《一个女人》）、萧萧（《萧萧》）等古老的湘西少女、少妇一样，能吃苦耐劳，也不懂得如何摆脱习惯的生存方式的束缚，只默默地随日月明灭而自然地生长，等到命运给自己带来不幸或灾难时也只是默默地承受，从小失去父母的隐痛总是淡淡的，当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有可能重蹈母亲的命运的覆辙时，也只有默默地等待，即使是与自己相依为命的老祖父死了，也没有摧垮她顽强、坚定的生存意志。
其次是情感单纯而质朴。老船夫“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 的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凡事求个心安理得，从不愿受人恩惠，生活中唯一的目的 就是极负责任地把晚辈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家。顺顺是一个大方洒脱的人，“走路难得其平，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在翠翠孤苦伶仃时，不仅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还答应将翠翠作为二老的媳妇接到河街去住。翠翠、大老、二老也都与其长辈一样，为人 单纯而质朴。翠翠天真、纯洁、善良，大老豪放豁达，“代表了茶峒人粗卤爽直一面，弄得好，掏出心子来给人也很慷慨作去，弄不好，亲舅舅也必一是一、二是二。”二老则具诗人性格，“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在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中，既没有照茶峒人的原始习俗，来一次你死我活的野蛮决斗，也没有照大都市中无生命力的寺宦男子一样，把女人当礼物送给他人。他们采取了极富人情味和人性美的唱情歌方式，来决定胜负。三 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在涉及到船总顺顺和老船工两家之间的人事纠葛时，也并未因大老的死、老船工的死和二老的出走而使彼此成为冤家仇雠，相反倒因人事的变故而加深了两家之间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依存关系。
二、
《边城》不仅仅只是展现了这种生命形式的特征，更重要的是《边城》还展现了对这种生命形式所能承受的生存压力的极限的检验。在《边城》中，翠翠的婚事纠葛事态的发展变化是文本中诗意表达的核心。在文本中，沈从文有意让翠翠的婚恋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意”纠葛一一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和大老的偶然被淹死，并通过对这一出自于“天意”的人事纠葛事态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的陈述，充分地展现边城人理想的生命形式在面对现实忧患时的抵御能力，这是有其深刻寓意的。出自于“天意”的人事纠葛事实，虽然消解了边城幻景中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诗意境界，使 完美的生命形式出现了难以弥合的缺陷，但又正是这种有缺陷的生存环境，才使老船工、翠翠等人所具有的完美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抵御现实忧患的重大意义。所以，尽管老船夫不得不承认翠翠母亲的自尽及大老被淹死的悲剧事实。可这些带有宿命意味的悲剧事实，却并没有摧毁老船夫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他明知道翠翠的命运有如其母亲的命运，可仍然坚信做人“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方配活到这块土地上丨”同样，顺顺也凭着洒脱的人生态度，承受住了大儿子夭折和二儿子离家出走的打击。翠翠也凭着其幼嫩的身躯，承受住了老祖父的去世和心上人远走他乡的打击。老船夫、顺顺和翠翠的这种顽强的生存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生命力，是没有任何现实忧患和命运舛误可以摧垮的。
因此，展现边城人完美的生命形式的特征，表现这种生命形式所能承受的生命压力的极限的生命境界，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深层意蕴结构线索，它象征性地揭示了边城人完美的生命形式，实质也是人类理想的生命形式。
沈从文说：《边城》是为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边城》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 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 业的人”。
《边城》所给予读者的就是一种建立在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深切了解和剖析基础上的勇气和自信。由此可见，沈从文《边城》的深层意蕴表现在对民族精神、民 族性格的深入剖析之中，表现在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深切忧思之中，体现了沈从文参与民族复兴大业的思考和探索，饱含着沈从文对民族复兴大业的高度热忱。
结语
《边城》中所描绘的生命形式之所以能具有抵御外来现实忧患浸入的特征，那是因为《边城》中所描绘的生命形式，有着深厚的现实历史根基，它是沈从文个人生命体验深厚积累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沈从文本人深切的生命体验的结晶。
首先，《边城》中所描绘的理想的生命形式，是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代 社会生活中的概括和总结。在老船夫和顺顺身上所体现的热忱质朴、仗义疏财、大公无私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儒墨精神和儒道精神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大老、二老身上所体现的刚健有为、热情正直的品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哲理熏染的结果；翠翠身上所体现的自然、健康、优美的生命形式也与中国原始的儒、道、墨哲学精神中所强调的本真意义上的人性观一脉相承；而在人事纠葛中边城人所奉行的万事“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处理原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阴抱阳，冲淡以和”的哲理思想的产物之一。因此，在《边城》所描绘的生命形式中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内核。沈从文曾在《一种态度》中说：“中国伟大，是建筑在儒、墨、道诸家思想熏陶启迪上。中国人有儒家的严肃，墨家的朴实，道家的潇洒，表现人生态度上或‘有所为’，或‘满不在乎’，所以民族永远不会灭亡”。并一再阐释儒家“刚勇有为”的态度、墨家“朴实热忱”的态度、道家“超脱潇洒”的态度对于民族新生的意义。所以，《边城》所弘扬的实质上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民族精神，而学术界曾有人将《边城》当作舒泄湘西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的论断，显然是有欠公允的。
其次，《边城》中所描绘的生命形式同样还包含有沈从文本人深切的生命体验。正如康定斯基所说：任何真正的艺术形式，都来自于创作主体“为了表达他的内在冲突和体验”的“内在需要”。《边城》就是沈从文用以填补他自己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体验的故事，是他心与梦的历史。在《边城》中，老船夫和顺顺生命中的顽毅与洒脱，大老、二老生命中的雄强与飘逸，翠翠生命中的自然、健康和优美，同样也是沈从文对自我生命体验的总结。从漂泊湘鄂川边界的行伍生涯到北京求学，再到上海、武汉、青岛等地求职，在沈从文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曲折和坎坷，特别是 1930年代以来，沈从文所接触到的几个挚友一一雄强顽硬的胡也频、洒脱飘逸的徐志摩和优美、健康、顽强的丁玲的相继去世和传言失踪，不仅使沈从文感悟到了生命面对死亡时雄强、顽毅和美丽的价值和意义，也使沈从文切身体验到了民族责任感的沉重和人品、人格中应当具有刚毅、顽强、洒脱的品格的可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边城》 意蕴实质上就是沈从文本人生命体验和文化感悟的艺术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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