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黃興 宋教仁傳》論曰：興道素而有局度，清末革命之際，每多挫銳解紛，和輯黨人；民國已建，不以大勳爲懷，嘗致書胡漢民曰“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成功而弗居”，天下莫不重之。然識見既短，謙遜又備，一旦寄以大任，乃終不免局促，故常出孫文之下矣。教仁以狷介之士，濟永濁之流，固不可以久直自存也；其終於被刺，則政黨之治從此而逝，而兵燹之禍亦由斯起矣，梟桀不免乎身名俱裂，黨人亦恨於事功盡捐，其誰之利也？然則謀人者不宜慎乎！
2、《死義傳 陸皓東 秋瑾 徐錫麟 劉道一 七十二烈士等》論曰：若皓東、覺民之倫，可謂愚矣！知死而不返，捐身如自棄。然雄邦不可無愚士，仁人不可無勇行。經綸世務輩以平和致治，權衡利弊，汲汲瑣屑，理固當然也；而順天應民者以振揚變時，焚溺身骨，矯矯壯節，義豈非直哉？故清季譚嗣同曰：「其流血者，請自嗣同始。」今世多智巧，鮮有及斯義矣。
3、《胡漢民傳》論曰：漢民起自單家，奮迅拔起，以一介文士而嘯聚萃集，是固有豪傑氣也。方辛亥年三月，民黨將發難廣州，漢民以女木蘭託人，書己名籍於女繈褓，以示置生死於不慮也，此豈但任俠而已邪？平生追隨孫文，畢力黨事，爲革命之元勳，治文所著書，黨內皆出其下；嘗自謂曰：“總理在世，漢民以總理爲黨；總理去世，漢民以黨爲總理。”顧其行跡，如元年之諷文辟位，新黨之折中約詞，皆非委曲承奉者也，故文嘗謂人曰：“余與漢民論事，往往多所爭持，而余從之者什之八九，漢民之必從我者什之一二耳。”初，文辟位，將復薦漢民爲廣東都督，稱之曰：“不獨求於廣東難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見也；不獨可勝都督之任，即位以總統，亦綽綽有餘也。”然其人詞鋒太利，不稍讓人，清季與梁啓超等筆戰，負笈諸生翕然稱之；及至民國以後，與本黨聚論，猶且秉耿介之操，賦剛直之性，意所不可，立見詞色，威棱自露，無所蘊藏，聞者如有剜心之劇，故時人有以不可共事論之矣。
4、《張自忠傳》論曰：自忠自將兵以來，雖云艱危，亦多戰克，其所以乃心國事，忘身紓難者，非惟確乎誠節，抑亦存諸耻辱。故往日之座賓，皆今昔之讎敵，自謂不計成敗，其實心懷必死，推迹行事，良有以也。
5、《陳濟棠傳》論曰：濟棠善爲一州之伯，乃成五載之治，然方牧既寄，而牛心自逞，不亦愧乎？聞其指稱，則莫非從于總理；顧其行迹，而豈乏事諸鬼神？既謂日人爲仇，轉以顧問相聘，豈有是乎？亦不過外借悍虜，以內制強敵耳。
6、《段祺瑞傳》論曰：祺瑞出身前朝，而委心共和，豈清室懼忌袁世凱，貶抑北洋諸將故邪？光復以來，其閣部之事柄一總，而共和之勳業三造，本可大用於民國也。然私德雖著，而性實褊狹，臨卒所謂“勿因我見輕啓爭”，顧其平生事，尤多以我見啓釁也。然初雖結於日本，晚終秉乎忠節，豈不幸歟！
7、《黎元洪 徐世昌傳》論曰：民國肇造，孫文、袁世凱遞相執政，總統之爭，勢如帝阼，而元洪皆位重副貳，卑順自牧，不及於搆爭，遂爲人望所歸，法統所繫。及終居大位，乃亦復有府院之事，是知時勢之運，非人情所堪進止也。南下以後，時移勢易，而猶以大位自居，不亦鄙乎？故《乾》卦戒亢龍之悔，《道經》述自知之明，元洪所不及也。世昌乃心關外，贊成陸軍，皆爲新政新制，其績固不在小。而行事猥鄙，貪利求名，其助成世凱潛移清鼎，蓋夤緣私暱，非命世英俊也。初，世昌及弟世光並中順天鄉試，讌於相國寺，世昌擊杯笑曰：“他日或大挑，或幸成進士爲即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縣、太康，必師孟嘗君廣納食客。”是知其方得意於制義也，志僅一縣令耳。及爲翰林十載，不得進階，或勸自放以徼外功，猶難捨去，是其志在京官近得勢要也。仕用汲汲，欲之所漸，亦常如是。而或卒致大用於廊廟，或寂然憂死於溝壑，則非惟性力強弱，亦抑時運逆順也。若世昌者，後遂膺舊朝之省台，而新邦之元首，又豈初所逆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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