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第一任班主任是教数学的蒋老师，她和我住同一栋楼，我家住顶层四楼，她住一楼，回家总要经过她家门口。
这个蒋老师一直是我又怕又讨厌的，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或不敢意识到自己是讨厌她的。我数学一直不太好——主要跟语文相比，我妈在辅导我做课外习题的时候也老说我，脑子不会转弯，题目变一点就不会做了。
偏偏上数学课的时候，这个蒋老师总能在我答不出的时候点我名，让我站起来回答。有一次，她揪着我的红领巾说，都是少先队员了，还答不出来？
因为被羞辱，每次经过她家回家时，我都希望她不在家，不用对着那张可怕的脸违心地说：蒋老师好！然而，我又几次给她提供为难我的借口。
一次是我妈和同学妈——也是同事拿我做烫头试验，那个时候刚兴起自己买药水工具在家烫头，我便被我妈当了小白。当她俩对着我头顶的一窝鸡毛赞叹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待会儿想办法把它弄直，省得被蒋老师盯上。
悲剧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窝鸡毛怎么也没直过，而我每天惴惴不安地去上课放学。终于，蒋老师又逮到一个我答不出题的机会，狠狠地剋了我一顿，我并没有将同样的咒骂转给我妈和同学妈，而是纠结于头发烫过后怎么就不能立刻直回来？
另一次是喇叭裤事件。
都已经忘了是条什么样的喇叭裤，隐约的印象中它还是一条花裤子，这就更加招摇了。在家里试穿的时候觉得好美，明明知道蒋老师肯定会骂，但仍是没忍住地穿去了学校。等到数学课时，课堂提问碰巧都是我知道的，但我仍是担心蒋老师点我名。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一样，我被叫了起来，就这一下，我脑子像是当了机，明明知道的答案不翼而飞，这回训话的理由更丰富了，少先队员还带头穿嗽叭裤……彻底跟我能不能答出题没有关系了。
幸好，这位蒋老师只教了我两年，也是这两年，将我对数学的兴趣败坏得所剩无几。而我对好老师的评价标准也维持到初中——只要不像蒋老师这么“封建”的都是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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