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在我党历史上保持着一个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的记录，他用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从一个普通的宣传干事升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样的升迁速度是做了超级火箭的。
1930年5月博古从苏联中山大学完成学习回国，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参与编辑《劳动报》。1931年4月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年9月成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者，时年24岁。这样的升迁是现在的人很难想象的，但却是那个年代铁的事实。
原因有很多，一是博古是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高足，深得米夫喜爱。而米夫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最高领导者。二是博古与王明是同学，且颇有相近之处，都是回国参加革命，自视能力了得，理论一套一套的，两人在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一致的。王明上台，也拉动博古担任要职。三是博古本人也是年少有为，在中山大学学习表现优异，只是参加的实践历练太少，不清楚理论与实践的差别，过早的担任了高级职务，害了自己也害了党和红军。四是最需要后人引以为戒的，博古在做事上用了欺上瞒下的“两面派”方法，邀功请赏，提高自己。博古和王明等人把持的中央对前三次反围剿的指示是观点是正反两面都有的，没有明确的观点，这个前线的指挥带来很大的困惑。他们一方面提出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另一方面又提出为保留有生力量，要进行战略撤退。但当前三次反围剿胜利时，博古和王明等人却将反围剿的胜利归结为共产国际和中央作出的正确指示。这也是共产国际对博古格外重视的很重要原因，似乎是实践证明了博古具有领导革命的能力，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后面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就将博古的领导能力打回了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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