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读书的主题是“通识七观”的第一个模块：历史，主题是“中国历史”，精读书是台湾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

《中国青铜时代》书封

        这周是参加“何帆的北大读书俱乐部”的第26周，时间过去了一半，在这半年来我跟随何帆老师以及读书群的小伙伴们一起完成了“通识七艺”部分的阅读，在开始新的部分之前先简单总结一下，“通识七艺”包括七个模块：了解自我、认识他人、家庭关系、思维锻炼、表达方式、行动指南、信仰加持，这七个模块又是按照两条主线设计的，“内圣”和“外王”。“内圣”，是更注重我们的人际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人生高手的知识；外王”则是更注重我们的能力训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在事业上精进的知识。这两条主线都始于“认识自我”，彼此之间并不分裂，人际关系中的很多技巧能够应用于职场，而在事业中磨练出的品质，也能更好地帮我们处理人际关系。书籍的内容用两张思维导图简单说明，这里就不过多赘述。虽然读过之后书的具体内容忘得七七八八，但庆幸的是，除了个别几本确实无感或者来不及读的书，基本上有尝试用简洁的语言把每本书中作者的写作背景、意图、逻辑体系给归纳出来（几千字当然不多啦，原书好多万字呢），并记录下读后的所思所想，初尝了通识阅读和“用输出倒逼输入”的喜悦，也收到了不少好盆友的鼓励，我会继续更新的哒~接下来的“通识七观”里，我还会围绕另外七个维度进行阅读，目的是通过阅读，能够更好地把握大趋势，建立大局观，学会用一种与众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做到“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七个维度包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国际、文化。这周先由《中国青铜时代》来开启“历史”维度阅读的序幕。

内圣之路 外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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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中国历史，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那些熟悉的时期，比如春秋战国、秦汉、三国、唐宋、明清。然而，还有一些历史时期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尤其是中国的早期历史，我们的关注常常是不够的。由于可以引用的历史古籍很少越是早期中国历史，越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必须依靠地下的史料，也就是考古挖掘，这样的研究反而更加客观。所以在读《中国青铜时代》这本书的时候，以及参考其他一些考古学家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其实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还有很多欠缺。比方说，我们了解的中国早期历史不应该仅限于历史教科书里的简化概念，简单的观念解释并不利于我们理解先人。历史的每一个朝代与朝代之间并不能简单的切割，并不只是史书上政治制度与皇帝更换的文字列表；了解何以如此，他们如何受环境的限制，如何与自然互动，如何获得自信，了解变迁与传承所体现的社会面貌、人的生活、情感，才能理解何以今日之中国。这也是张光直先生在开篇序言中提到，写这本书的目的既不是讨论青铜器本身，也不是对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综合叙述，其主要目的在于“对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和社会的若干主要特征作整体性的讨论”，以及“证明中国古代的研究不是'专业'而是'通业'”（这与我们通过阅读进行通识教育的培养的初衷也很相似）。所以即使这本书是由张先生一系列专业的研究论文组成，作为一个业余读者读起来却并不觉得枯燥乏味，它提供给我非常丰富的视角，从政治、经济到战争、祭祀，从礼仪、艺术到巫术、饮食，从这各个侧面去还原一个立体的时代。换言之，这本书满足了我初建历史大局观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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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假期去首博接受熏陶

        由于这本书所选论文主要讨论的对象包括：城市、王制、经济、贸易、饮食、神话、美术（青铜器本身及其装饰纹样）、人与自然（动物），内容比较庞杂，这里就以业余读者的角度，选取印象最深刻的两部分，讲讲我看完这本书的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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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铜器与城市都制

        我们所谓的中国青铜时代，是就青铜器在考古记录中有显著的重要性的时代而言的，指的是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这段时期，亦即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正如《左传》里写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和战争分不开的。青铜的一个主要用途，是制成用于“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锋刃而非用于农业生产的农用工具，古人大概知道这种新的金属的采用在兵器上要比在其他器物上造成的优越性有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另一个主要用途是祭器上的使用，青铜被当做贵族威权与节约规则（具有稀缺性）的象征，其意义在于在仪式上使用并为特选亲族的贵族统治之合法性的象征。青铜礼器和兵器是被国王送到自己地盘去建立他的城邑和政治领域的皇亲国戚所受赐的象征性礼物的一部分，然后等到地方上的宗族再进一步分枝之时，它们又成为沿着贵族线路传递下去的礼物的一部分。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

        对于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或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上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而没有铜锡矿，三代的朝廷就没有青铜器。因此作者认为，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古代城市的兴起存在了巨大差异。

        “城市”定义多源自英国学者戈登•柴尔德的《城市革命》，柴尔德提出了十大标准，简单地说，是立足于社会演进过程中从事生产活动人口的分化，是源自于剩余价值的产生，即“城市的兴起时经济腾飞的产物”。张先生将其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变更，这是适合于西方的理论。而将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认为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简称为人与人关系的变更（虽然直觉告诉我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并不是分科学，政、经都应该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但还是感谢作者给我开启了一个新的分析维度）。通过对三代都城迁徙现象进行研究，作者发现一个规律，即“三代国号皆本于地名。三代虽都在立国之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祀的崇高地位。如果把那最早的都城比喻作恒星太阳，则后来迁徙往来的都城便好像是行星或卫星那样绕着恒星运行。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祀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经、军的领导中心。圣都不变，缘故容易推断；而俗都屡变，则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要的因素。”

三代都城分布与铜锡矿分布之间的地理关系

        在解释完圣俗分都，俗都围着圣都团团转的这种都制之后，再结合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三代文化在物质上表现的基本一致，包括衣食住行、墓葬信仰、随葬器物，作者提出应该从三代关系上看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经过，必须对以往“对三代的直的继承关系的强调”和“将三代一脉相承的发展看成中国古代野蛮社会里的一个文化孤岛独立发展”这两个观点进行修正。作者认为：“夏、商、周三代横的关系，才是了解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三代在文化上是一系的，亦即都是中国文化，但彼此之间有地域性的差异。从年代上看，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就地域上讲，周人在西，夏人在中，商人在东，夏商周三国是列国并立的关系，其间在地理上的重叠很少，可能代表朝代持续期间控制范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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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制的二分现象

        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历史的进展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自秦汉以后，中国皇帝传位的方式一直是以男系家族制为主，即所谓的“家天下”。因此我们回过头去看三代的王制，常常会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觉得三代应该也是这样才正常，我们须知道秦汉的帝制是由商周的王制演化过去出来的，而非商周的王制由秦汉演化回去。对于殷商的继承制度历史教科书上只有简单的八个字“兄终弟及，父死子传”，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下兄终弟及，何时应该父死子传呢？张光直先生在《商王庙号新考》这一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讲到了殷商的“乙丁制”和周的“昭穆制”，告诉我们商王世系中的“父子”，全不是亲的父子，在实际血亲关系上，是舅甥关系，商王世系中只有亲祖孙的关系。

横线表世系，左为父右为子；竖线表兄弟，上为兄下为弟

        商代的政权为一个子姓的王族所掌控。王族里与王位有关的成员以十日分群，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即天干群。天干群是祭祀群，是政治单位，也是王族之内的外婚单位。这十群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政治力量较大、人口较多、或宗教地位较高。甲、乙、丁便是地位最高的三群。故而十群又彼此结合分成两大组，两组轮流隔世执政，这里且称为A和B。

A：甲、乙

B：丁

仅与A结合：戊、己

仅与B结合：丙、壬、癸

能与A、B自由结合：庚、辛

商王父子祖孙关系

        所以商王庙号中甲、乙等天干群所出现的规律对应殷王世系的配偶表得到，商王的继承并非局限一家一姓中，而是在甲、乙等这十日代表的同一部族有领导地位不同氏族的家庭中连续轮流进行，是一种亲族政治。国王掌权会由正式或非正式的大臣会议协助，大臣中的首相，或称次级领袖，常由王的异组（王A则B，王B则A）的长老或首领担任（保证其在继承人选择上拥有很大力量，对于首相来说，传下世利于传同世，说不定其子有成王的可能）。

王族内的男子如果符合下述的条件便有资格做继承人：

健康和心智胜任王位（因做王要做政治、军事、宗教的首领，不是单讲享受的事）；

属于合适的世次（与同组的王同辈或比异组的王低一辈）；

不在现王的天干群内；

其母来自王族。

        如果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人相竞争，则各人的军事实力、政治势力、体智能力及其母系的地位，都是决定成败的因素。周代的昭穆制也是亲族之间政治势力决定继承的体现。宗族之人分为昭穆两大群，祖孙属同群，父子属异群，如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成王为穆。这样的理解也符合三代社会只不过是正由部落社会转向国家的实际，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想象中的一家之内、兄终弟及或父死子传，只不过是被后世“家天下”的观点所桎梏而上套三代。

        总的来说，《中国青铜时代》虽最早出版于1983年，有些论文甚至已经发表50多年了，到了2013年再版，可以看出其结论还是非常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者张光直先生从考古学、人类学角度切入，横向地比较研究，其推断兼具大胆和严谨，又有西方文化的类似范例做旁证；书中常引据其他学者各家之言，并加以甄别选择。这样的历史著作，不仅对于专业历史研究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且对于历史学科的门外汉和业余爱好者也能有所补益，这是尤为难得的一点。

        历史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一个人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呢。从历史之中，我们可以学到认识必然性，但在必要的时候要敢于突破必然性，因为如果选择范围广了，原来的必然性未必意味着最优；与此同时也要学会注意偶然性，发现和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偶然性。我想，这可能是学习历史的意义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