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故事大多数都是从“哭”开始的，这个也不例外。
中午上班，还没走到学校门口，就看到一个小男孩哭得歇斯底里，一位老人在旁边劝导着，但，无济于事。
等我走近了，我才发现，这个小男孩我周五刚哄劝过。当时，他的母亲领着他，他不愿意进教室，哭得那叫一个肝肠寸断。边哭边诉说着，哀求妈妈相信他，安静的楼道因为这哭声而不安起来。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上课，我邀请他们来我办公室，但是母亲拒绝了，坚决地带着他离开了学校。
他们离开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总有个疑问绕在心头：“一年级从来没有哭闹过的孩子，为什么二年级突然不愿上学了呢？是家庭的原因还是学校的原因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去找了他的班主任，但遗憾的是，陈老师培训去了，周五恰巧不在，我只好作罢。
陪伴的老人是小男孩的姥爷，他很有耐心，不管孩子怎么哭，他都慢慢劝说着。我走上前去，企图和老人一起劝说，但我一靠近，小男孩哭得更厉害了，嘴里一直在叫着：“我怕，我怕，我真的怕！”
我蹲下身子，伸手摸了摸他的头，轻声问道：“你怕什么呢？”小男孩不回答，死死抱着姥爷的腿，继续哭着叫着。
毫无办法的我觉得这么耗着解决不了问题，一方面我并不了解情况，另一方面孩子很显然不信任我。于是，我就站起身来往学校走，想搬陈老师做救兵。
当我提到这个孩子，都没等我说完，陈老师立即站起来，着急地说道：“我知道是谁，我到门口去带他！”
边走边聊中，陈老师告诉我，孩子是单亲家庭，因为这学期妈妈准备将他放在托管班，他以为妈妈不要他了，所以就开始闹腾。
原来是这样，我庆幸自己没有武断地将他划分为“来自地狱的孩子”，而是寻求了帮助。我庆幸我们的老师没有因为觉得是“麻烦”而消极应对。我庆幸我没有放弃追踪，而是想办法解决。
在我教学生涯的17年中，这样的孩子我遇到过，但因为学段的问题，我之前遇到的都是中学生。他们已经学会了包裹自己，隐藏自己，有的甚至还学会了表演自己。没有一个像这位小男孩般如此酣畅淋漓地将自己的恐惧泼洒出来，以至于我都没有认出这个潜伏着的“恐惧”。
出了校门，远远就看到了爷孙俩。孩子依然紧紧抱着姥爷的腿，姥爷边劝说着边接着电话，表情显得很无奈。
陈老师快步走过去，蹲下身子仰头看着小男孩，伸出手拉了拉孩子的手，小男孩没有抗拒。果然，他是信任陈老师的。
“怎么啦，我的宝贝？”陈老师“苦”着脸问道。
“我怕，叔叔说要剁手跺脚呢！”小男孩哭喊着，情绪激动起来了。
“叔叔在哪里呢？他和你开玩笑吧？”陈老师边给小男孩擦眼泪边问。
“他在龙湖，上周五他真的拿刀了，他不是开玩笑！”小男孩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哭得更厉害了。
陈老师心疼地抱了抱小男孩之后，一只手摸着小男孩的头，另一只手指着校门口的保安，给孩子说道：“宝贝，你听老师说，我们现在进去，门口有保安，他们都会保护我们的。叔叔就是来了，保安也会拦住他的，学校是安全的。你觉得呢？”
这次，小男孩没有立马反驳，虽然眼泪没有停止，但眼睛已经不断地在几位保安身上徘徊纠结着。
“走吧，相信老师！”陈老师趁热打铁，并拉起了小男孩的手。
小男孩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眼里依然有纠结。
“这样吧，姥爷跟着一起去。进去了，保安叔叔会守好大门，下课的时候姥爷直接把你接走，这样叔叔就没有机会了。可以吗？”我赶紧插了一句，唯恐前功尽弃。
“姥爷保证第一时间接你！”姥爷也再次助攻。
小男孩终于点点头，被陈老师拉着走进了校园，并且没有任何停顿地随着老师进了教室。
送完孩子，陈老师回过身，我伸开双臂抱了抱她，并在她耳边说：“谢谢你，美女老师！”
感谢这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姑娘，在这个家校关系有时候并不和谐的时期，她并没有考虑孩子没进校门，还不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就想都不想的跟随我去接孩子。没有想过会耽搁自己的时间，没有想过孩子进了校园也许会继续闹腾，没有想过后续会不会有更多的麻烦，这种师者仁心真的让我欣慰。
感谢这个小男孩，他让我看到了我的孩子。自从七年前我们背后那座靠山轰然倒塌后，我和孩子都陷入了恐惧。可惜，我只看到了自己的，并未觉察到孩子的。今天小男孩和老师的对话，让我客观地看到了孩子的思维世界，也知道了，只有让自己变成小孩子，才能真正的理解他。简单粗暴地呵斥他们“哪里有鬼呢？”“叔叔怎么会剁手跺脚呢？”“怕什么呢，都多大了？”……这只会加剧他们的恐惧，甚至关闭他们的心门，把他们变成“来自地狱的孩子”。
帕尔默先生在《教学勇气》一书中提到：“在任何受困扰的职业中，责备当事人是惯有的防卫手段，而且这些陈词滥调方便地减轻了我们对学生问题应负的一切责任——或者说减轻了解决学生问题的责任。”有时候，为了逃避这种责任，家长将孩子推给学校，老师将孩子推给家长，最后，家校联手一起将孩子推向了“地狱”。
教师也好，家长也罢，面对的对象都是孩子，距离感的产生总会让自己和孩子无法对话。只有俯下身子，触摸到孩子的恐惧，才能真正的感同身受，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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