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
没有现代性，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现代性不仅为城市规划提供了思想武器，同时也是现代城市规划能够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整体性基础，只有有了现代性，城市规划才有形成的可能。所谓现代性的最集中特征和表现，或者说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现代化社会的许多特点，如专业化、标准化、同步化、集中化、规模化、系统化、控制化等都是社会生活全面理性化的不同表现。
邦格概括的合理性的七个方面大致分为：
使模糊最小化、力求连贯一致、质疑和证明、避免和科学技术知识不一致的臆断、采纳与时代相同的世界观、力求可能达到并值得达到的目标、采取有助于达到预期目标的手段
空想社会主义有空想的成分，但其并不是胡思乱想的结果，恰恰相反的是几乎所有的乌托邦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的，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针对性，非常符合现代理性思维的问题意识。
现代乌托邦思想是现代城市规划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它不仅为现代城市规划奠定了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造的思想基础，建立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价值观念，而且在知识体系上也建构了基本的思想框架，其所蕴含的理性的思想方法同样为现代城市规划继承。
仅从宏观的角度指出几个我国城市规划中缺乏理性的表现：
缺少理性化地研究问题的精神，在我国城市规划领域一直缺少对城市问题以及城市规划所涉及问题的深入研究，城市规划的编制被看成是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任务，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因此在规划是即使会提到城市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规划的成果和对策与这些问题并无关系。不用调查也可以拿出方案，甚至以图纸的优劣来抉择，另一方面城市规划领域中的研究大多表现为随感型的阐述，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偏向于宏大叙事的感想，“常常违反逻辑，仅以气势逼人”。
在制度层面，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并没有从城市规划能做什么和该做什么的角度进行必要的研究，凭借着传统的做法、专业人员的臆想或者当权者的感触，想当然的随意的设定规划的内容，从城市规划自身的角度设定与外界的相互关系。规划部门为突出自己的特殊性强调技术内容而忽视城市规划具有的社会意义，使得城市规划游离于政府的其他部门，甚至出现对抗的状况，混淆城市规划的作用对象与作用机制。
在知识层面城市规划学科把形态设计和终极状态作为基础的规划观，一直限于描摹未来状况，依据则来源于规划师自己的灵感和经验，强调创造性和令人震惊的效果，肆无忌惮的不顾理性的规则。专家评审实际上也成为了设计师与专家之间的“聋子的对话”，此外城市规划内的各类知识缺乏连贯性和逻辑的一致性，未能建立融贯的互动关系，造成了拼凑的格局。
在城市规划的操作层面，各类规划各行其是， 对于同一框架下的规划类型，下层次规划违背上层次规划，实施脱离程序审批，后续规划整体性改变前期规划，缺乏连续性，规划师偏爱个人意志的阐发，缺乏客观研究城市的兴趣，对城市不了解的情况下对城市的未来指手画脚，城市规划标榜的综合性实际上是在没有分析的基础上的虚假的综合。
不能仅从规划中的种种不理性现象出发，也不能把一切都归于城市规划从业者本身或相关人员思维中存在的缺省，否则就会成为掺入大量意气用事的大批判式的揭发，重点应放在我国城市规划引入阶段的分析中，这样可以清楚的看大哦，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缺少了理性的基础，中国的城市规划尽管已经具有了西方式的外套，但本质上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的进程。
城市规划或者都市计划这个名称时候来引进的，我们说古代中国的匠人营国或把其他对城市相关活动的安排称作城市规划也仅仅是套用了这一词语而已，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知识系统，中国传统的所谓的城市规划属于一种匠艺，起延续的过程基本是保存了一些手法成为定式、制度和风格，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与现代城市规划背道而驰的。
从整体上讲，城市规划的引入是站在中国本土的思想认识基础上，从外在性方面学习了国外的现有形态，硬生生的插入到中国既有的学科体系和社会实践之中的，其相互之间的相容性却未被很好的考察和协调，从而导致了规划编制成果的内容看上去差不多，规划的组织制度也非常类似，但许多本质上的内容没有得到很好的移植，也没有很好的动力去进行移植。
将城市规划看作建筑学中的一部分，土木工程中的一部分的传统被延续了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实际上城市规划处于一种在不冲击既有框架的基础上接受外来的知识，以为这样的修补可以使旧知识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整体上处于满足能用就行的心态，至于为什么要用或者如何好用之类的问题就被完全的遮蔽了，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实用理性。
1946年大上海都市计划是最符合同时期西方城市规划典范的，不论是规划编制成果的形式还是分析的框架思路，这或许得益于编织着接受过西方城市规划的专业训练并且有外国学者参与，但是由于整个学科体系和社会制度本身的问题，只能说他在学术系统内部是完善的，与其社会运作机制的衔接仍然存在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市规划转型是基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这里有意识形态本身的需要，但就社会而言其整体仍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一种选择，在50年代后期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也不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决裂，而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对城市规划不同认识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对前现代规划方式的运用导致了接受了欧美思想的城市规划师和学者的反思。
80年代以后，西方城市规划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中国的城市规划基本处于恢复时期，但是对西方的理论引入是以实用主义为指针并且零星局部的引入，这种百衲衣式的织补方式使得城市规划勉为其难，既缺乏对理想内容的追求，又放弃了整体的逻辑关联，不仅在城市规划在对于城市进行安排时对城市运作本身的理性认识与组织，也缺乏对城市规划本身架构的理性认识，这就是当今城市规划所直面的结构性问题。
城市规划的社会需要成都如何，城市规划所承担的职责是什么，城市规划如何与其他制度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城市规划这个知识门类的核心及相关体系的关系等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考量，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很好理解城市规划并不是以其自身来面对社会，而是按照其被赋予的职责来完成相应的结构需要，在制度层面上城市规划并不是问题取向而是为了符合结构体系的需要，在追求行政效率的要求下，城市规划被格式化，为每一种类型建立规则，与西方国家在表面上保持相似性， 但是缺乏对其本质性的揭露和融会贯通，更不会根据其本身的特质来改变相应的思想方法和内容。
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理性的特征在于构建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知道行动，这特色是既不是思想走向远离实际的抽象玄思，也不使人轻易排斥思想，轻易陷入非理性的情感迷狂，而是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以实事程实功，关注实际效用，重视世间关系，不依凭超验或先验的理性，而是要求从经验中概括出合理性。
但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来看，仅有这样的理性是不够的，这种理性具有明显的个性性和不可重复性（不论是个体间的还是代际的），而不是基于群体共同的理智判断，所以需要有一套社会机制来弱化个性特征并强调人际关系，迫使个体必须在群体的上下左右关系中受到牵制与约束，从而架构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进程更多是仅仅停留在物质的、外显的部分，就是可以用一些指标进行考核的部分，在更为深层次的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几乎没有得到改变，而这在许多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也流下了深刻的痕迹，这些学科都是以西方的知识体系为参照，甚至是直接引入，但在不断的发展中都只保留了外壳而对内核进行了偷换，其后果就是中式的经脉无法贯通西式的外形，中国的传统思维无法走通西方学科的各个方面，更无法整合为一个整体，城市规划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现代知识的基础上要破解这样的困境，在内在机制上除了理性化别无他途，而且我国城市规划的理性化并不仅仅是从现代知识体系的角度上才有这样的需要，这至少是城市规划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基础，现代城市社会的发展也同样有此需求。这里并不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思想，而是说在引进国外技术思想时应当充分认识差异，现代城市规划在我国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现在面临的困境也恰恰是水土不服造成的，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的前提是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理性化已经到达了极致，我国知识界和社会应当清醒的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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