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卢安克是在柴静的《看见》一书中有一章题为《告别卢安克》的内容,里面详细介绍了柴静所看见的卢安克,他是个不善言辞的德国人,没有系统的教育学知识,他所带的学生如果用成绩来衡量的话都是不合格的,甚至从传统的为人处世来衡量,也是不合格的。
那些大山里的孩子,过着贫瘠的生活,他们的祖祖辈辈都在那儿苦苦挣扎,酗酒成性,动辄打骂,以此来发泄心中无法排解的怨气。孩子们耳濡目染自然也学会了这样的交流方式。但对卢安克却是彻底的信任,分外的友好,因为卢安克从不会打骂他们。
其实采访里卢安克做的很少,没有那么多的守则和规定,大部分时间都是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中,陪伴,仅仅是陪伴。但一些改变就悄然发生了。也许孩子们以后还是走不出那些大山,也会接过父辈们手中的耕地工具继续生活下去,可总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些改变,在内心悄悄萌发。
这和我们传统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教育中有太多的标准和量化的数字,在这些条条框框的衡量下,孩子们被划分成了三六九等,久而久之,他们甚至自己也承认了这种标签,并不再试图改变。
而且学生们学习的动力很多情况下不是由内而外的发动,是被迫的学习,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干预太多,学习内容,学习进度,学习方式,甚至学习的意愿都很大程度需要教师的影响,这实在是不自由的学习。
虽然现在提倡素质教育,提倡新课改,提倡学生主体,教师引领,但真正放手的度肯定是大打折扣的。因为体制如此,无论师生,我们已经是戴着镣铐跳舞了。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比学生更纠结于分数的高低,最近两三年才努力让自己撇开成绩从人的角度看到学生的多面性,可我明白自己还是干预的太多,还是不能真正的释怀。
《告别卢安克》中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刻,柴静采访了一名学生,半天了丝毫没有进展,她在心里泄了气,暂停采访,想通过做饭拉近彼此的距离。那名学生立刻抗拒着逃走了,再不想与她亲近。孩子的心思是非常敏感的,他能明锐感觉到外界对她的态度。
其实看到这里我心底一沉,虽然自己这两年心态上有所进步,也一直标榜对事不对人,学生们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对每个孩子,我在心里都有了私自的评价,没说不代表学生感知不到。这其实也是无形中的干预,刻意的“有为”。
曾看过一段话:“有智慧的人真正关心的是看清真相以及了解问题,而不是从成功或失败的角度来思考的。只有我们在并不真的爱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以成功或者失败的观点来考虑问题。”
这样想来,教育中的过度有为还是因为不是真的热爱工作,而是想把工作变成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说到底还是从“我”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没有从学生需求的角度考虑。
王君老师推崇的舒校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儒雅之人,她在《向我的天空致敬:又见舒校》写到:我问他这两年在西藏的最大感悟,他只说:
“继续做减法。”
谈到我们理想中的学校,他只轻叹:
“当年还是做得太多。以后,还要做得更少。”
舒校和卢安克在“无为”方面的理念非常一致,颇有点老子无为而治的风度。可教师本就是需要有为的一个工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什么必须为,什么可以不为,是最难把握的度,也是我需要持续摸索的地方。希望自己可以在“无为”的方面克制自己,做的少一点,再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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