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被过分夸大

当我们汲汲于爱情的降临时，可否想过它对于我们而言并非氧气与水一般不可或缺。它真是灵丹妙药吗？

爱情，被过分夸大

— 爱情来的太快？    —

— 不，爱情古已来之。 —

  在现行社会里，生存的压力不得不让人的目光头像经济社会所赋予的、有价值的物品:名利地位与车房高薪，而在这个大的炉盖之下生活的人们被蒸得无法呼吸，自然的便追求“形而上”的东西，如哲思，如灵魂，如爱情。

  在封建制度时期，爱情一如我们现在，是一个“奢侈品”，只有少数勇敢、坚韧并且执着的人类才能接触和拥抱爱情。封建社会时社会里讲究“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往往在婚前甚至都没有见过面，便在某一天的良辰吉日之后成了夫妻，继而把这个过程循环往复的传承一代又一代，偶尔冒出富家小姐与穷酸书生的故事，则被他们与社会主流毫不留情的批判为“不守贞洁、乱了纲常”。

  这个时期人们对爱情的追求与想象是不被认可的，因为夫妻双方的结合或许来自于家族的联合需要，来自于传承香火的需要，甚至来自于社会认可的需要，唯独不会源于夫妻双方对彼此的“形而上”的爱情需要。

  这个社会时期的婚姻制度被称为制度化婚姻，人们按着传统的旧俗与条例，将男女双方进行安排，他们的结合被视为吃饭喝水一样的必然，在此基础上，男女双方的关系自然也是不对等的，“三从四德、三妻四妾”便是这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衍生并流传的。

  而到了民国时期，万物更迭，百废待兴，文人骚客们对于自由和革新有了自己的认知见解，许多人留洋海外，看到了诸多不同的人文风情，对社会与自我有了更加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对将要陪伴自己一生的伴侣自然也有了不一样的期待与要求。

  比如鲁迅先生，我们学习了他诸多辛辣有力的散文小说，却鲜有看到他关于爱情的文字，因为鲁迅先生的初次婚姻是被其母亲一手包办的，他对自己的结发妻子漠然无视，在外流离的奋笔疾书，一面抨击丑恶的社会，一面叹息“千夫指”里的芸芸众生，却唯独对自己的妻子少了关注，少了理解。

  从我们现有的目光去看鲁迅先生，我们会叹慨他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却不曾想，他的结发妻子才是受伤害最大的一个人！她为周家养育子女，操持家务，让“孺子牛”得以自在的“俯首”，却仍被鲁迅以爱情之名和离出去。她的悲剧，谁来抚慰？

  民国时期的爱情至今仍被我们拿来琢磨歌颂，甚至于现在我们过分夸大爱情的基点就是源于对民国爱情的向往和艳羡:我们羡慕“愿得一心人 白首不相离”的美好，敬仰文人求爱的坦荡与浪漫，渴望“低到尘埃 开出花来”的执着。但是一时一境，彼时的浪漫缠绵未必适合此时此境。

  这一时期的人们有了对爱情的沉思与追求，不再愿意将礼教所束缚的规则加施己身，人们大胆的表达自己、追求挚爱，如张爱玲与胡兰成，如林徽因与她的拥趸们，如钱钟书与杨绛，如朱生豪与……，这一时期的人们对爱情与婚姻的态度是对方要理解自己，有共同的爱好或思想方可一同度过余生。

  这个时期的婚姻制度被称为陪伴式婚姻，如钱杨二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强调的是彼此的支持与陪伴，共同面对人生的风雨和彩虹。我们现在主流的婚姻观念也是陪伴式婚姻，两个人携手经营彼此的家庭和人生，求稳不求同。什么“到了年纪了、周围的谁谁谁孩子都多大了”此类之话忽略了我们个人意识觉醒后的独立自主。

  最近几年里，“女性独立”“男女平等”被提起的次数逐渐减少了，而经验主义告诉我们，一件事不再被经常提起时，说明它已经发生许久或者正在被人们逐步接纳进生活里，所以这是一个对于男人女人来说最好的时代，春对于爱情来说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男女双方的自我意识充分觉醒，“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一去不返，故而彼此挑选伴侣的标准随着自己和社会的期待愈来愈苛严，大批适龄男女主动选择了单身，这对于个体的生命而言是一件好事，意味着我们更加知道生命的意义不是延续子孙，而且追求自我。但对社会和国家而言则是灾难，人口的更迭断代，社会产品的滞销导致岗位空悬，老龄化社会的必然等等。所以才有许多自媒体和官媒大肆宣传关于爱情的美好，激起人们对于婚姻的渴求，循环社会运转。

  所幸的是我们愈来愈明白自己个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无论是流浪半生还是投身家庭，都是我们主动的选择而非接受别人或社会的安排，所以我们能在“二胎奖励”的政策下秉守初心，能在三姑六婆的善意里坚持独身，能在铺天盖地的爱情文章里思考明天要做一个策划或安然的计划去何处旅游。

这个时期的爱情被誉为个性化婚姻，我们更加在意从这段婚姻关系或爱情关系中我们能过得什么样的成长，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而仅仅是找一位煮饭持家的妻子或者挣钱养家的丈夫，在社会快速化发展的现在，这些我们一个人也能完成，而关于灵魂和生命的成长，却是需要“精挑细选”的。

  啰嗦至此，晒晒太阳。

  还望诸君，自享阳光。

爱情，被过分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