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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历史评价
历史的载体是朝代，帝王乃朝代的主要个体。分析历史不可缺少的是对于帝王的研究，学术性的研究常常只对帝王做出个性的评价，而对于历史进程又喜欢从外部的关键事件和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来阐释变迁，这样，叙事上形成对于完整历史的镜面割裂，思维上多执果索因，颠倒历史发展的本来道路，从而形成错误的历史规律判定，是极为有害的。
无论是时代政治环境或是文明进步，都容易形成挚肘乃至恶化，根本在于历史观上的缺陷造成历史学家不自知的固步自封。对于帝王的历史考察，恰恰不是着意于它的个性特征，研究帝王的根本目的是厘清以其为起点或者立体点的历史模型的构建，以及模型所揭示的历史演变的实质。
一、皇帝制度：秦王嬴政与汉高祖刘邦
关于秦王嬴政，大部分的心理基本都是矛盾的，这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其人在古史书的描述中残暴酷忍，似乎一代亡国之君，桀纣之匹。但是横扫六国的伟业，又不能不让常人不自禁的惊异与钦佩，更重要的是，他被称为开创了延续中华二千年政治文明的皇帝制度而备受瞩目。
这就是一种矛盾，简单看是功绩宏伟与道德评价低劣之间的矛盾，复杂的说则是他到底是更接近于具文以来中华政治文明傲然的晨曦，还是应受千夫唾弃的东碣之恶石。因为是大纲的缘故，不进行细致的分析，只是简要的叙述论与据。
对于秦王嬴政的评论，不能不联系汉高祖刘邦。首先从秦王嬴政的出身来看，都知道秦王为诸侯时，是作为已经富强百年的秦国国君，子承祖业。而六国的状态则是公子横行，权在贵族，不同于秦国的威权在君，这是历史的延续，不需详述。更重要的是，秦民习战，六国日蹙，这个时候，随着自春秋以来的各方面交往，特别是经过秦昭襄王对于各国战略地带的攻伐，秦国的政治盟主地位实际上已经牢固，至少在六国政治贵族层面深入人心，所以秦王嬴政凭借着诸侯的职业本能，恃强攻占，且利用掠夺的资源吸引更多文武依附，横行天下。
至于六国，一方面秦国军事压力削弱其威权，另一方面，国内贵族政治斗争也不断削弱自身力量。所以，六国是在内外夹击之下逐次灭亡，这比之于汤武革命，自然稍逊一筹。近一点看，秦王国际战略思想略高于项羽而军事策略又极为一般，所以秦王是顺利的扩大了秦国祖宗的历史遗产，既有际会，也有祖德，而个人的才能要求却有限，可以和晋武帝依托三代成功，统一天下；汉景平定七王；宋太宗收复北汉，顺治冲龄入关等历史相比照。所列诸事件，都依凭于前期的政治斗争积累，其势已成，其功自就，由此国君的武功并不足多论。
关键在于，秦王不知书史，好大张扬，汤武革命，在他这里就断了。所谓的汤武革命，是说“既革且命”，革其不经，天以命我的政治原则，具有极强的宗教性和政治的神圣性。而秦王嬴政，却不提革周命，凭着私人意愿提出了“皇帝”的名号，名号的更改本身是需要赋予深刻历史意义的政治行为，而秦王对此并无丝毫意识，只是朦胧的个人心理，想要立异以炫耀“自身”的所谓“武功”。
他只觉察到近代周朝受辱无威，却不了解周初分封子弟到天南地北，宗脉连枝，何其盛大，史书传载不绝，井底之蛙，于此尤为显著。但这名号叫的响亮，却真的厉害吗？并不然，首先发生的韩国贵族张良行刺的事件，这件事，无疑暴露了秦王嬴政的政治虚弱。张良作为政治贵族，对于政治阶层的态度以及国际政治的变动有着成熟的观察，做出个人行刺这样的事情看似鲁莽，却代表了当时六国流行的一种政治心理，即秦王一死则天下必乱。
而这样严重的政治罪行，政治联系网如此广密的首犯张良，竟然轻易的逃脱了郡县的追捕。秦王的权威由此可以窥测，“皇帝”此时不过是秦王嬴政征伐功绩的装饰品，并不被天下所认可。时隔数十年，楚人陈胜起义时也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不是帝王岂有种，随后起义风云涌动，皆是称王封侯，无人提及天子帝王的称号，因为“皇帝”这个称号是随着秦王和胡亥的残忍而被打上了暴政的烙印，如同夏桀自称“太阳”一般，反对他的商汤也同时拒绝这样的称号。
虽然项羽尊称楚怀王为“义帝”，其实是让他让出“王”权之尊，恰恰从反面证明了“皇帝”名号的无力。如后代，若要弑杀旧君，先是徙之为公侯，而“义帝”如同公侯一般，虚名而无实际政治权威。刘邦即位后，则废除了“义帝”这一称号，是为了表明皇帝独尊的制度原则。刘邦与项羽的做法，正好表现出相反的政治理念。
此时，可以明白秦王朝统一后的性质，不过是军事独裁的政权，其政治权威由于嬴政的暴虐和无能，仅有形式上的统一，而难以真正的渗透到社会中去，所以“亡秦必楚”就是基于楚国政治经济力量由于距离秦地政治中心较远而得到较大的保存，从而孕育了反对诸侯之霸而非天下之主的秦王朝的历史潮流。
明白了这一点，再回头思考汉高祖刘邦的登基称帝，则能够观察到此时的“皇帝”不再是秦王嬴政私属的”皇帝“装饰品，而是皇帝制度的缔造行为。也就是说，秦王嬴政之所以得以在中华历史中占据不得不说的一席地位，乃是汉高祖刘邦对于秦王嬴政的历史恩宠，秦王没能在幻想的秦万世中留下痕迹，而是在一介楚地布衣的荣耀之下散发余光，不得不说是历史的讽刺，而这讽刺又在历史学界的错误中演化为根深蒂固的历史矛盾。
即不能分辨”皇帝“的名号和皇帝制度的历史区别，这一错误竟至于延续二千余年而不能解决，甚至鲜有人发现并提出来，确实是一大遗憾。而刘邦之所以不像是商汤立异夏桀一样，拒绝秦王嬴政的“皇帝”名号，则又是极为重要深远的历史行为。
一方面，汤武革命，经过春秋战国的纷争，其历史传统已经大为淡化，而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正由于科技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新的时代。于时，革命已不新，汉高祖刘邦建立秦王朝当然也宣告了革命的因素，但其中的信仰力量已经不足，特别是其中的原始迷信成分在新兴政治阶层不再具有撼动人心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环境，刘邦采用了全新的政治法则，即继统，继承法统。虽然秦王朝政治暴虐，了无善政，但一方面，秦地经济强盛，秦民由于区域政治胜利遗留着强烈的政治自豪感，刘邦建都关中，与秦民共治天下，选择”皇帝“名号更服人心，是无疑的。
而天下统一的政治形势则极大的顺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喷涌发展，汉王朝的稳定由此奠基，皇帝政治制度由此基本稳定，此后，“天下一家，天子一统”；“皇帝代兴”；“王朝可灭，法统不衰”的中华二千年延续不断的政治潮流因此而不可阻挡。实质上，视汉高祖刘邦为中华政治文明在有明确文献记载以来能够屹立于世界二千年连绵不绝的历史奇迹的缔造者，丝毫不为过。
第一王朝：新造之邦
由于汉高祖刘邦历史作用的特殊性，使得对于他生平其他方面的评价显得渺小而多余，纷繁的枝叶往往挡住高山的峻秀。比如同时代的项羽，韩信等为文人学士所施以笔墨者，由此皆不需再提。当然，刘邦本人作为一个底层人物的上升，凭借的是时代，机遇和理性政治运作，而不是现代性的学识，自然缺乏必要的历史自觉性。对于“皇帝”名号的继承，夹杂着刘邦自身“唯我独尊”的政治冲动，以及以其为首的政治集团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前景判定。
至于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也是独尊天下的一种表述方式，却暴露了项羽自身政治策略的幼稚和极为虚荣的心理膨胀。但有了苗头，不一定都会长出参天大树。汉高祖刘邦作为王朝创立者，对于新式政治体制内矛盾的态度以及解决方式是稳定汉王朝统治的基础，也是汉武帝奠定汉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演变的内在政治根系。
汉民族的话题，会在汉武帝篇内分析，这里只涉及汉高祖刘邦的立国之道。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尤其是一种新型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实体，在建立之时，一般的具有新生的政治信仰力量，为新涌动的政治阶层所瞩目。同时，这种新政治实体内部的政治集团一旦达到群体性的政治目标，将失去一致性的政治方向，合心力开始向着离心力转变。
在新政治体制下，旧政治体制的遗留与新政治体制的建设交织而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矛盾现象，也通常因难以把握而造成政治群体，政治集团之间的实际政治矛盾，引起剧烈政治斗争。由此，新的政治实体，新的政治体制多是强烈而活跃的，同时矛盾的存在和拉扯也使得联系复杂而易于断裂。所谓：新造之邦，其强而易折。
汉朝是一个典型的新造之邦，汉高祖刘邦本人学识较少，不是因为见到儒生就去溺其冠，毕竟在秦王朝，儒生是一个新贵阶层的附属，自然无耻好利之徒多有也符合社会分工的发展，他反感这种本身贪利而又借染圣人光晖以教导他人的行为，说明他不理解这种联系的实质，而他的反应则显露了教育环境的粗陋。
刘邦的兴迹靠的是与不法富商的联姻获得了长足的地方势力，起事则是依赖原始迷信来蛊惑众心，之所以鸿门不死，很大程度上是长期不被看得起，项羽从心里不觉得这个地痞如何可以兴风云，而这也差不多是楚怀王以及诸大臣放心任用他来制约项羽的缘故。
但抛去这些沾染着个性色彩的表象，可以看到，刘邦的政治学习是在各种斗争中逐渐丰富的。他对于社会底层人民的心理在于自身的生活体验和关注，实际的政治学习差不多是从上山为寇开始，即与原来不高看他的县吏萧何，曹参获得紧密联系，耳濡目染，相互分析时局政治。所以，在父老推举时，他不再表现空手为高宾的“霸道”，而是推诿虚己的王道。
前者的”霸道”是流氓本质，后者则是一名主流政治家的基本素养，对于常人来说，看起来是虚伪，却不明白，王道圣人作，里面表现的正是政治斗争。在这一推一让之间，何方忠朴，何方不服，何方摇摆，这些政治力量的倾向都要露出端倪，使得早为之备，更重要的是，众人所推，其名正，后立异者逆，这在讲究顺逆之道的中国政治文明中，往往具有牵动人心的关键力量。当然，三让之道的本质是为了表述一种政治理想，即不贪己得，身以为众的理念，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聪睿的历史观察，是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的。
刘邦集团在攻城略地之际，往往因忿而多杀，但在定关中时，则交结人心，是看到了政治力量的立足点在于民心，以及政治力量的持续性和军事力量不可长保的特征。随着政治经验的丰富和对政治斗争原则的把握，汉高祖刘邦开始了汉朝政治的创立。但并非一蹴而就的，一方面是刘邦自身的经验和原则把握是基于实践而非学识，具有零碎性和浅层性，只有看到了矛盾才会以此为指导解决问题，只有看到了直接的权益，才乐于遵循这样的政治原则，而缺乏整体的一贯的自觉性。
首先解决的是封地问题，分封的诸王，与其说是功臣，不如直接表明其本质只是以刘邦为盟主的地方军事政权。而汉高祖刘邦，在登基之后并未苟存逸乐之念，主动的去暴露没有公开的的政治矛盾，即统一的新式王朝威权与地方异姓军事政权不相容的矛盾。
刘邦采取的方法，是不公开，依法处置；分化对待，不做一体打击。即谁谋反，先打谁，韩信一直没有明显的谋反举动，就被先贬后杀处置。当然，贬是刘邦的策略，杀是吕后的政治谋划，虽然符合了新式王朝的政治原则的利益要求，但刘邦“既喜”，“且惧”，惧的自然是以吕后为代表的外戚势力同刘氏王朝稳定的矛盾。所以稳定封地之后，就大肆分封同姓子弟，有意拉拢功臣重将，在其死前，定下来政治中枢的继承顺序，使得中央王朝与功臣重将的利益密集化，即使以前曾讽刺他的萧何，且与吕后联系紧密，也只是多次对其警告而不铲除。刘邦死后吕后想要尽诛众将，就被劝说其不可测的危险性而不得不中止。对于这些“鞅鞅非少主臣”的中央权臣，也必须加以防制。
以惠帝母系即吕后势力，汉高祖刘邦并非不了解，在他死前，曾要求处死与吕后联系紧密的樊哙，是为了加剧权臣与吕后之间的斗争和不信任。而权臣此时已经摇摆依违于帝、后之间，生留樊哙。所以，刘邦对于权臣的拉拢此时占据了重要了政治舞台，使得权臣虽然怀贰不敢公开与吕后斗争，却也因为不能放弃刘邦所赐予的政治利益并拥有足够的政治力量而敢于做出挽救汉朝政治易姓的政治斗争。
当然，其中还有重要的一项政治部署，是刘邦对于子嗣的分封，对于内外响应，天下云集以击不义汉家之辈，起到了补益的作用。在汉朝政治动乱之后，权臣们选择了实力较为薄弱的代王为汉文帝，却依然无法形成撼动汉家王朝的有效政治集团。这就得益于，权臣之间的利益分割，特别是汉高祖刘邦对于权臣执政顺序的划定，使得缺乏能够一呼百应的首脑人物，实质上，刘邦虽然身死，但其政治部署和政治策略，使其政治权威分化为地方和中央三方势力之中，每方势力不得不仰仗刘邦的权威进行政治斗争，而造成汉家王朝危机的势力又会背离这样的权威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政治处境。
不得不说，刘邦在生前遭受着较大的心理痛苦，征战不休，惧怕帝位不稳，吕后的专断与势力膨胀则使他辗转难眠。与其说担心爱妾幼子不保其身，不如说是联想到自身费尽一生创立的王朝却如风雨飘摇而爱妾幼子就是这孱弱的象征一样，时刻折磨着他的思维。所以，在做出自己也忐忑不能确保的各项政治措施之后，大喊”命乃在天“，且”不使医治疾”。英雄迟暮，难免悲壮，而汉朝数百年的强盛宏伟以及形成历史政治的权威典范，则足以告慰这二千年开创之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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