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尖视角：《超预测》2章速握

     

鼻尖视角：《超预测》2章速握

      1799年华盛顿生病，他那位专职医生给他放血，让他食用水银，结果导致腹泻，诱发呕吐，还用发烫的杯子贴在老人的皮肤上，烫出一个个血泡。

      华盛顿去世了，这个事实除了证明那样的医疗方法确实无法阻止死神的脚步之外，其他什么也证明不了。

      有这几种可能，一是，医生的方法确实有帮助，但还不足以战胜病魔。二是，完全没有效果。三是，它加速了死亡。仅仅观察这个结果是不可能知道三个结论中哪个是正确的。

      以公元二世纪罗马皇帝的医生盖伦为例。他写道：“我，只有我，才是揭示一切真理的人。”但他从未进行过任何与现代试验类似的医疗试验。盖伦不会受到质疑声的困扰，对智商不及盖伦大师的人来说，不论证据看起来都模凌两可，每次结果都会证明它的正确。所有服用药物的人在短期内就会恢复，而那些服用后没有效果的人最后都会死去。所以显然这药物仅仅对患上不治之症的人失效。

      治疗这种病态自信心的药很快就在1747年问世，当时一位叫詹姆斯林德的英国随船医生将12名患上坏血症的水手分成六组，每组使用不同的治疗物。这是绝望之下的实验。坏血病是船员在远距离航海过程中时刻面对的威胁，即使医生们充满自信，也无法掩盖他们治疗手段徒劳无用的事实。所以林德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做了六组实验，希望有一种能有效。两名服用柑橘类水果的水手迅速康复了。

      为了描述我们如何思考和决策，现代心理学家通常采用双系统模型。该模型将我们的精神世界分为两个系统，首先启动的是第一系统，它速度快，在后台运转，如果有人提问，而你马上知道答案，就是从第一系统中弹出来的。第二系统负责审视这个答案。第一系统首先得出答案，然后第二系统才能介入审查第一系统的答案。

      第一系统以闪电般的速度得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绝不会停下来想想眼前这个证据是否有缺陷，是否充分，或者别处是否有更好的证据。它必须将当前能获得的证据视为可靠的充分的。

      寻找原因的强烈欲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好事。但我们太急于对未解之谜和不确定的现象作出确定无疑、过分自信的结论，而不是花时间运用第二系统多加思考。

      我们天生倾向于抓住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然后愉快地收集支持这个解释的证据，却不会去验证其可靠性，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确认偏见。我们很少会寻找证据来削弱第一个解释的可信度。而当这样的证据被强行摆出时，我们就会故意提出质疑，寻找理由贬低它，甚至完全拒绝接受。

      这种方式难以为复杂的世界建立准确的意识模型，它极好的满足的大脑对秩序的欲望，因为它提出条件分明，解释也不留下任何疑点。一切都清晰明了，有始有终，确定不变。丹尼尔卡尼曼评论道：“如果有人宣称非常确定的事情的前因后果，你大概能判断出，这个人构思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不一定正确。”

      用视角来做比喻更合适。从我们醒来后目光越过鼻尖，投向外面世界那刻起，第一系统就开始工作了。每个人具有独一无二的视角，只有你能从自己的鼻尖看世界，既然这样，我们就成为鼻尖视角。

      鼻尖视角也有优点，那就是讲求实际。当消防队长隐约感到不安，命令所有人撤出房子，刚撤至街道房顶就坍塌了。消防队长所具有的这种准确直觉就是模式识别，人们可以通过训练从经验中编辑模式，转换成复杂细节，大量存放在记忆深处，例如，国际象棋高手大脑能记下10万至100万步棋。如果事物不符合模式，合格的专家就能立刻感知。

      在许多情况下，鼻尖视角可能产生清晰明了，具有说服力，却又错误的认知，直觉的失败可能和他的成功一样明显。

       21世纪的预测经常像极了19世纪的医学。理论、言论和争论一个都不少，同样也有知名人物，他们自信爆棚，收入不菲。可是很少有人通过实验或者任何与科学沾边的手段来验证这些预测。

      尽管糟糕的预测很少像糟糕的药物那样，造成明显的危害。但是它也在不知不觉中引导我们做出糟糕的决定，使我们承受一切恶果，包括财产损失，错过机会，不必要的痛苦，甚至还有战争和死亡。

      令人高兴的是，医生现在知道如何治疗自己的毛病，药方就是一大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