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受到文秉模教授的影响很大。他不仅是我的大学老师，而且是我往来数十年，感情至深的人生导师。在安徽劳动大学读书时，我虽然曾多次前往文老师家里请教，也曾认真听过他的大小课程。但是，那时的往来不算密切，所有的谈话也止于知识与学问的层面。大学毕业后，我由于工作关系，写信约请文老师为《安徽日报》的“学术园地”撰写文稿。那个栏目需要学术底蕴的支撑，但又需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便于日报读者的接受。文老师的每一篇文稿，把那个分寸都能够拿捏的非常得当，在编辑部受到欢迎。记得有一次，我为配合一个社会活动，准备对他进行一次学术专访。文老师回了一封信，没有说是否接受我的专访的事情，反而劝我离开合肥《安徽日报》编辑部，去安徽师范大学政教系任教。这令我非常意外，也十分感动。
安徽师范大学坐落于江城芜湖，是一所具有悠久传统和深厚学术底蕴的著名师范院校。当时，文老师刚刚从安徽劳动大学分流到安徽师范大学任教不久。他已经恢复了被停止多年的党籍，担任了政教系的系主任，并晋升教授。那时，打电话非常不方便，我接到文老师的来信不久，便去芜湖拜访文老师。毕竟已经毕业工作了，我还是不敢贸然前往。到了宾馆，我找到当年更为熟悉的李良瑜老师的家，说明了来意。李老师说：“文老师就住在我家对面，你直接去吧！自己的学生，他会非常欢迎的。”于是，我敲门进去，文老师和他的老伴张老师见到我这个冒失鬼，不仅没有责备，而且非常高兴，立即让我上饭桌喝酒。原来，他正在招待来自东北的朝鲜族老乡吃饭，我去的太早，他们晚饭还没有结束。虽然我与文老师、张老师在学校都非常熟悉，但毕竟没有一起吃过饭，不免有些拘谨。文老师连说两句：“你要先陪客人喝几杯。”显然，他没有把我看作客人，而是认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为自家人。本来，我就属于没有酒量的人，三杯酒下肚，人如红脸关公。不过，那个晚上我连续喝了十来杯，很快也就头昏脑胀了。
第二天，我来到文老师在政教系的办公室，他没有说接受专访的事，同意我在他的一篇文章题目下，配发一张工作照见报。我如实报告，已经在报社找好对象，准备调到安徽人民出版社工作。文老师听了很高兴，并介绍他在出版社的老同事，我未来的老领导郭明刚同志，让我带个话给他，在他手下好好工作，多做点学术出版物出来。
此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参加安徽省内的学术活动，经常在会议厅见到作为安徽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的文老师，并且几乎每一次会议都要陪着他喝上几杯。记得有一次，我下午有个会议发言，中午陪着他和其他老师多喝了几杯，下午的发言有点鲁莽，专门谈论《老人与哲学》的话题，说了一些近乎犯忌的话。我下了发言席，房枚老师警告我：“说得快活，让人不高兴了。”但文老师作为会议主持人，专门评论了我的发言，认为有些道理，值得重视。可见，老师对学生的爱是随时随地呈现出来的。数十年来，我已经记不得参加了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每在会上见到文老师，他一定要我陪他喝几杯。我每次去芜湖出差，也一定会去文老师家里坐坐，或者给他带几瓶酒，或者陪他说说话。虽然他出任副校长以后，工作总是很忙，但是，他还是同意出任我们的安徽省本体诠释学研究中心顾问，并多次参加会议。我仍如在大学读书时一样，把自己关于诠释学的论文呈交给他，请他指教修改。他也多次对我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后来，见我不再从事西学研读，他曾对我说：“你这样可惜了！”
从2007年开始，安徽师范大学约请我做兼职教授，并且每年去开几次课，招收一名学生。那时，文老师已经退出了工作岗位。但是，他对系里的老师说：“丁怀超来学校上课，你们要通知我。”所以，我每次过去上课或者开会，一定会和文老师一起吃个饭，喝两杯。尽管那时文老师已经不宜喝酒，张老师也一再叮嘱，尽量让他少喝。但是，即使是啤酒，他总是要喝一点。在酒桌上，他喜欢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我趁他和别人说话不注意时，也总是尽力把他酒杯里的酒倒进我的酒杯一些。后来，他发现了这个秘密，不再让我坐在他身边，只是让我坐在他的对面。记得我最后一次陪他喝酒，是在一个快要放寒假的日子。他那时身体已经不好了，恶疾在身，但坚持要来喝酒。酒到中途，他让学生送他提前退场，令大家黯然伤神。
文老师于酒，不仅酒量大，而且白酒啤酒都喜爱，几乎每餐必有佐酒。所以，我只要是陪他喝酒，就一定会喝多。而文老师则说：“喝酒嘛，就是要有点酒意，微醺最好。”在与文老师多年的交往中，除了喝酒，更多的是聊天。除了学问和学界之外，更多的是人生和社会乃至家庭生活、子女教育等。他曾深情回忆在莫斯科留学的生活，在东北读中学和大学的日子，也谈到过文革前后受到冲击蹲牛棚的苦难。在我的心目中，文老师不仅仅是一位老师，而且是一位长辈，我曾深情地称他为“老爷子”，他也多次说过，我们之间超过了一般的师生感情。所以，当他在合肥住院时，我每个星期都要去病房看看他，在病床前坐坐。有时，他会对我说点什么；有时，也就只是那么坐坐。我知道，文老师的学问早已经渗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对人对事冷静圆融，平和朴实，绝无造作，因而，那时的话已经不多，他已经不想多说了。有一次，我和朱士群同学一起吃过晚饭去看他。他不无遗憾地说：“我的身体不行了，不能和你们一起喝酒了。”至今，我每当回忆起他微笑着端起酒杯的神情，仍感到文老师似乎没有走，他就在隔壁休息，我们晚上还要一起喝酒呢！
文老师久病不治，最终还是较早去世了。当时，我陪着李良瑜老师前去送别，见到了张老师以后，她告诉我：“文老师走时没有太多痛苦，我也一切都能想得通。”一年之后，文老师的两个儿子文杰和文峰在合肥，专门找到我和宋宏同学，我们又在一起喝了起来，直到把我两人喝得晕晕乎乎，才算罢手。我相信，文老师在天之灵，一定会笑咪咪地看着我们一起开怀畅饮的。
陪文老师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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