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的一个病人，也是改变了我生命轨迹的流星之一。
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第一次让我的眼光驻足在她身上是因为她得体的温柔。
我们医院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地位让每个医生都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是那种纯体力劳作的辛苦，因为前来就医的患者太多了，而且还每年迅速的递增着。我所在的检查科室每天都超负荷地运转着，所以很难有患者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引起我特殊的关注，而她，在20多年前的大背景下，真的是非常与众不同。
她第一次进入我的视线是我们终于摆脱了原来连门都没有，每个诊室只拉个帘子来做隔断的环境，搬入了有分诊台、诊室有门的新楼里面，她坐在轮椅里，腿上盖一条亚麻色的小线毯，一个保姆模样的中年妇女推着她进了诊室。我坐在仪器前，忙着把她的患者信息输入到设备中，并且按照她的申请单要求调试着设备，同时习惯地吩咐患者躺在检查床上。她应该已经非常虚弱了，这在我手里检查单上简洁的描述中和稍后开始的检查里都得到了验证，她是卵巢癌多发转移患者。
“阿姨，你帮我抬一下右腿，谢谢！“，传入我耳朵的声音绵软、舒缓，我情不自禁地转头看了过去，因为在那个声音里我没有听出惯常晚期癌症患者常带的颓废和暮气，完全没有，反而有一种安然的笃定，甚至还有一丝悲悯，让人感觉到这个生命里天生的自持和超然。
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干净的脸，眉目清晰，肤理细腻，一头染成酒红色的短发顺滑的拢在耳后。
她的检查显示多脏器的转移。
整个检查过程中，她都很安静，似乎对结果已经了然于胸，或者是安之若素。
检查结束后，她费力的扶着看护的胳膊坐了起来，脸上是淡而无奈的笑意，她并不瘦削，还有一点点圆润，感受到我的目光后，她礼貌的回视我：“医生，谢谢你，我行动有点慢哦，你多担待。“，她并没有询问自己的检查结果。
她走后，我再一次拿起来她的检查单，病人信息显示她来自高干病区，是住院化疗的病人。
对于高干病房我们有特殊医疗服务，可以到床旁提供检查，今天应该是她自己要求到普通诊室来做检查的。
后来我和管高干病房的朋友聊天，问道她是否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患者，她唏嘘的告诉我：“她呀，是台湾人，老公是公司高管，两个人没要小孩。她信上帝。高干病房的病人都是有各种来头的，而她，却能在这种氛围里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也不知她有啥魔力“。
后来，她又来做过几次检查。她的病情控制的不好，盆腔、腹腔开始出现液体，这应该是肿瘤患者的生命走到最后的阶段了，但她仍然坦然、淡定。有次我告诉她：“你可以要求床旁检查的，或者要求特殊通道，来了就能检查，不需要排队等候那么长时间的“。她操着软软的台湾口音回答：“我只是想坐在人群里，看看、听听。”。
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并不是在诊室中，而是在医院的院子里。
那是一个傍晚，我结束了一天高强度的工作走出门诊大楼，迎头就是远方燃烧的夕阳，绚烂的光辉洒向世间万物。而轮椅里的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头发上酒红色的光泽在阳光下泛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亚麻色的小毯子披在肩上，她的看护不知去了哪里，只留她一个人沐浴在夕阳最后的辉煌里，她已经比当初瘦了很多，但在她微微后靠的体态上看不出颓废的松懈，超然而安静的与夕阳对视着，似乎早已经准备好了最后体面的融入。
这个病人和这个场面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在目睹了诸多类似生命的抽离后，我辞去了医院的工作，逃离了那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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